1871年日本因何被李鸿章嘲笑为没文化的小国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2年6月18日第SA30版，作者：马勇，原题：《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失败遗憾》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朝廷内部有个改制和调整。1861年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洋务新政开始了。

　　李鸿章拒绝学习日本

　　洋务新政做了什么东西？就是回应西方对中国一直的期待：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来发展，外国商品进入中国，中国的市场向西方开放，外国人可以来中国游历，这些事情都通过《北京条约》得到了解决。

　　洋务运动的经验究竟在哪里？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迅速、高效发展起来了。洋务运动开始之后，他们马上发展的就是军事工业。当然不像美国的自由体制，交给民营机构。在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用国家资本发展军事工业速度是非常快的，从1861年开始到1867年，江南造船厂就可以制造出和在德国生产的质量差不多的枪、炮、船。这一点使当时清朝官员感到很自信。

　　日本的明治维新从1868年开始，到1871年时，日本有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他们交流了对改革前景的看法。明治维新时，日本人的目标是脱离亚洲，转型向西，要在远东建立一个纯粹的西方国家。日本人讲，我们不会纯粹发展经济，更不会利用国家资本来发展经济，它们希望发展一种自由经济形态。这个代表团说中国的发展也可以这样做，李鸿章说，这种东西只适合小国，只适合你们这种没有文化根基的国家。中国是个大国，有自己的文明和本质，不可能像你那样做！

　　过了几年之后，日本的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于1884年进行一次谈判，伊藤博文说，李中堂，你应该改变一下中国的发展思路了，你们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这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他们的经验是允许自由经济的发展，而且政府的责任就是允许自由经济的发展。所以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有6000家民营企业，而中国没有一家，只有几家大的国有企业。日本企业的效率非常高，对资本的运用也非常高。

　　由于国家投资做得很快，产生了洋务新政的一些弊端，就像今天的大国企领导为什么敢高消费的现象一样。我研究1860年的洋务运动之后，知道它们确实给政府增加了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在某种程度上默许了他们的高消费。江南制造局发生的窝案一点都不比今天的刘志军案小，但是却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慢慢抹平了。为什么？因为不是一个人在得利，是一个体制性的得利。所以等到后来甲午战争后反省这些问题时，人们发现洋务企业确实有效益，但是洋务企业就是一个封建衙门。我们这么多年的近代史教材也是这样批评洋务，说它是一个衙门化的管理。就像现在的大国企一样，完全是一种行政级别的官僚化管理。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导致了中国经济构成畸形发展。在三十年当中，它给中国布下了基本的工业架构，形成了几个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但是它并没有充分开发中国的资源，也并没有把中国的产业完全跃升到另外一个新的台阶。因此，等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的经济形态才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接受了《马关条约》的教训之后，中国的经济形态有了巨大调整。

　　讲到洋务运动的终结，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第一步就放开了对资本的管制。这也是《马关条约》最重要的约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办厂。1895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才真正超越了原来的洋务时期获得大发展。(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马关条约》有一条是放开了对民营经济的管制，这使得民营企业在1895年之后，突破了原来国有经济一家独大的垄断。一般历史教材讲到这里都会提到，这导致两个新的阶级形成，一个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真正形成，一个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真正出现。为什么？因为这时资产多元化、经济形态的多元化一下子改变了。三十年洋务运动给中国的最大教训，就是一个单一的形态在运转着，表面上是高效率，也赚了很多钱，但是实际上一场甲午战争打下来，才发现是无效的。为什么？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央政府马上就让各地给中央提供财政支援。当时派给两江总督的任务是3万两银子，可是他却拿不出来。两江总督派到江南制造局，也拿不出来。为什么？都投资了。结果在战争进行当中，中国政府仍然靠政府的信誉向西方借钱去买军火。

　　在《马关条约》谈判的时候，伊藤博文又对李鸿章说了一段话，我在十多年前就建议过，你们的经济不能这么单一。这是一个胜利者告诉一个失败者。李鸿章讲了真话，他说，中国的事情太复杂，人太多，嘴太杂，我也认识到了，但是没办法解决。这就是三十年洋务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压制体制性变动导致不平衡

　　另外一方面，洋务三十年还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为什么在1860年中国走向洋务新政的第一步，就来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值得我们重新思索的问题，为什么在19世纪60年代，统治者阶层中会出现这个问题？可能要从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在这之前，它是一种没有自由表达形态的官僚体制，那么对于其中的官僚阶层，就不断训练他们，不断传递着本身制度优越的观点，不断讲“我是世界最好的”。这种传递会导致一个实际后果，久而久之，无论传递的人还是接收的人，大家都信以为真。当领导者想向前走的时候，阻力就主要来源于体制内。怎么来劝那些反对向前走的人？“中体西用”在这里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仅仅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才是它的本意。

　　而这当然是有效的，因此在1860年之后，中国在洋务路上学习了很多西方的技术层面和科学层面的东西，压制体制性的变动。这种压制导致了发展的不平衡，而且是恶性互动。为什么我的增长这么快？因为我是坚持中国的体制、模式，才可以发展快。为什么日本发展慢？效率低？因为它全盘西化了。这种论证使许多不明真相的、并不是专业思考这些问题的人越思考越觉得像，而这实际上就给我们造成了困境。实际上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经过30多年的洋务运动，真正粉碎它也是到了甲午战争之后。(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突然发现这不对。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提出，文明是一个整体，当我们学习西方的时候，必须从别人的根上学习才可以。严复的这种看法，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陈独秀理解得更清楚、明白。陈独秀和胡适强调只有让文明充分地自由竞争，只有在自由竞争的状态下，才能够真正实现优胜劣汰。这就会有主观的选择，哪些东西学还是不学。洋务运动三十年，可能在文明方面最失败。使中国的文明形态在这三十年当中，在文明的根本点上处在一种停滞的状态，没有随着经济的变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关于这一点，当然我们也相信会有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是这确实是三十年洋务的经验和教训。

　　由于要做洋务，就不能没有洋务人才。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曾国藩、李鸿章向朝廷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这就是派幼童留学。他们在几年后马上叫停了这项制度。为什么？因为这些没有成熟的小孩子到了西方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有一半都加入了西方宗教，成为了西方宗教的信徒。因此，派幼童留学是一项很失败的做法。

　　清廷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把幼童留学生叫停。而是选派一批研修生、进修生，而这一群人都是具有中国认同、中国理念的人。这批人中除了严复之外，没有一个产生对西方认同的人。

　　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过程当中，是有意识地遏制、阻止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层面的交流，这导致了很大的麻烦，因为1860年之后，《北京条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外国人要进入北京城。外国使馆已经在北京的东郊开始建设，各国公使已经进入中国，传教士也可以自由到中国来了。另外，中国对西方已经开始派遣公使、访问团。还有一些成人的进修生、研修生去国外学习各种技术。这一群人已经脱离了体制的严厉管束，他们到西方后，思想中就会发生比较观感，他们也确实提出了很多问题。

　　我们讲到洋务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是当年没有人看到，是有人看到，但是在那种体制下，看到的东西根本不能转化为一种力量。1871年时，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到西方出使时，还没有结束考察就给李鸿章写了一份万言书。他说，西方的发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不是把国家办成一个公司，靠国家力量来主导经济。西方真正是把财富藏在民间，西方的政治架构也不是朝廷一统天下。马建忠在1870年上给李鸿章的万言书中讲了一个重要的建议，他说我们就应该学习、借鉴西方的议会制度。像李鸿章这种清廷大佬级官僚很早就知道西方的富强关键在哪里，但是这种体制是他无法改变的。

　　可能我们今天去回望100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时，感觉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三十多年一直处在跛足的状态，一直用单一的经济来衡量整个社会的发展。另外，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并不知道。最初还知道“师夷长技以治夷”，结果等把技术学完之后，也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了。中国在1884年时本来有一次可以练兵的机会。当时中国的军事工业发展很好，恰于此时发生了越南问题。这时中国完全可以好好练兵，可以检验一下，结果造成中法战争时中国不败而败。之后又一直拖到1894年，这就意味着，中国军队在打败太平天国之后近三十年没有参与实际战争，为什么甲午战争开打后中国军队一溃千里，望风而逃？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军队没有实战的教训。

　　丧失王道主义立场埋隐患

　　中国在1860年之后确实面对需要发展的压力。但是这种发展在国际上，在远东，在东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功能？我觉得当时中国的选择是巨大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文明进程。为什么这么讲？这关系到中国的文明和文化版图。中国文明为什么可以从一个小地方不断向外走？中国文明在几千年当中，从黄河附近不断向外扩张，它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孔子的一句话，就是以夏化夷。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以夏文明作为核心价值观，因为这是一种很高尚的核心价值观，不断影响周边的蛮夷，这就会让周边的蛮族内附。不是去征服他们，而是让他们慢慢产生想加入我们的想法。所以说，中国的文化版图、政治边疆在这几千年当中是这样慢慢扩大的。

　　但是到了1860年之后，中国就中断了这样的进程，为什么？因为中国突然发现，我的问题太紧迫了，发展压力太大了，所以就只管自己的事，别的事情都不管了。所以中国就丧失了之前的王道主义的立场。

　　1871年，琉球王国开始面对日本发展的压力。日本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到了1871年才4年的时间，就开始向琉球施压说，你是不是要改变一下主子？不要再跟随大清国了。琉球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他们说，你们才有多长时间的历史？我们跟着大清，因为它是个文明古国，倚着这座靠山比倚靠日本强多了。所以琉球国王就派了使节———琉球在北京的留学生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人喊话，他们认为只要清政府向日本喊话，日本一定就会害怕。本来宗藩国家中的宗主国的责任就是这样的，而大清作出的决定是你们还是直接与日本人谈判解决吧！琉球就这样在几年后被日本慢慢吞并掉了，变成了现在的冲绳县。这是19世纪70年代的事情，琉球的丢失就是中国宗藩体制解体的开始，也就是洋务运动给中国外交带来的巨大代价。而这一点影响了后来的一系列问题。

　　琉球丢失之后，周边的几个藩邦突然发现这个老大不可靠。而这时西方势力东来，要在东方开辟市场，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都在亚洲远东开辟了自己的投资项目。法国人进入越南，英国进入缅甸。中国南部的这些藩邦都被英国、法国势力占领。美日开始盯着东南亚。这几个周边的国家，他们在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时，都还是准国家形态，都觉得中国是我的宗主，对中国一开始是有一种心灵上的依赖的，但是中国在这时候开始不负责任。

　　这些藩邦也不是傻子，对于宗主国的心态都是了然于胸的。因为在那之前，中国文明在以王道主义处理周边藩国的问题时，都让他们逐个内附了。所以，如果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之后，外交不走向这种孤立主义，而是仍然坚持王道主义立场，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棘手问题。但是1860年之后，中国在洋务运动过程当中，在外交上走向了孤立主义的路径。关于这一点，我的想法是，从它的内政、政治、教育、指导思想、外交层面有值得我们重新检讨的问题。当然历史过去也就过去了，没有办法了，但是希望历史能够给未来提供某种借鉴和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