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

　　“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是2008年4月初举办的“中国南京·现代汉诗论坛”的学术主题。在这次“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诗人和诗评家们对此作了相当热烈的讨论，也提出了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之所以以“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作为论坛的基本主题，当然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但最主要的，是基于我们对当下中国的诗歌现实和对诗歌史的基本认识，也是基于对当下中国精神文化现实的基本理解。

　　这里所说的“南方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一种包括和体现于诗歌创作的主题话语、美学特征、诗学策略以及诗人主体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姿态等诸多方面的精神现象。而这里所说的“南方”，则又主要是指长江以南的南中国的广大地区。这是一个伟大的南方，一个具有着深厚久远的历史传统和神奇独特的文化魅力的南方，一个广袤、瑰丽、弥漫和蒸腾着水的气息的灵动的南方。

　　也许会有人说，以“南方”、“北方”这样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把握当代中国的诗歌现实，可能并不恰当，甚至会显得过于粗疏和简单。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有人曾质疑“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这一论题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但在实际上，以“南”、“北”之分来把握和区分整个中国的文化精神，在近代学者梁启超、王国维和刘师培那里，就曾有过相当有效的运用。在后来的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史和文学艺术史上，这样的运用，曾经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具体在我们的当代诗歌史上，也曾有人以这样的方式来把握诗歌。比如诗人钟鸣，他在其《中国杂技：硬椅子》的“自序”中，就曾经以“北俊”和“南靡”来形容和分析“早期北方的‘朦胧诗’和广义上的南方诗歌”的特征与差异。钟鸣认为：“总体说来，早期北方的‘朦胧诗’和广义上的南方诗歌，是在‘北俊’和‘南靡’这两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所谓‘北俊’，自然指的是‘北方好经世之想’这种说法，在诗歌上，它表现为每首诗那明确的主题性，它是诗中的组织者，就像建筑一样，点线面清清楚楚，‘思想性’高高在上，而且绝对积极，没有什么副作用，它可以有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之分，但让我们能清晰把握的仍然是思想”。[1]钟鸣对在“北俊”文化影响下早期“朦胧诗”基本特征的概括和把握是否准确，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他的上述分析，倒很强烈地透显出，我们对中国当代诗歌历史与现实的把握和分析，南、北方之文化精神的差异倒是一个不应忽视的角度。

　　在“中国南京·现代汉诗论坛”上，在谈到论坛的基本主题时，我曾向大家这样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即“中国当代诗歌中是否存在着像论题所显示的那样有一个近乎本质化的‘南方精神’？与此相关，是否也存在着一个与‘南方精神’构成着二元对立的‘北方精神’？如果都有，它们对中国诗歌的意义如何？应该进行怎样的评价？除了可能明显存在的‘二元对立’，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和‘北方精神’是否还有更加复杂的关系？诗歌中的‘南方精神’又都体现在哪些更加具体的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诗人和诗歌作品体现了这样的‘南方精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南方精神’这样的视角，我们对当代中国的诗歌历史和诗歌现实是否可以进行新的叙述和评价？”在钟鸣这里，“南方精神”的基本特征虽然没有具体的展开，但是他对北方精神的阐发却在起码的意义上回答了上述问题中的两个方面，即中国当代诗歌中确实存在着一个近乎本质化的“南方精神”，也存在着一个与“南方精神”构成二元对立的“北方精神”。一旦明确了这样的认识，对于中国当代诗歌中“南方精神”问题的思考，就有了不断深入的必要与可能。

　　讨论南方精神的基本特征，我们首先想到的，似乎就是长江以南的南中国广大地区各自独特的地域文化精神，比如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黔桂文化、闽粤文化和以海南的琼岛文化为代表的南中国的海洋文化等，在此之外，我们也许还应该寻找上述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较为共同的文化精神，并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与现实中寻找这样的精神表达。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鉴于地域文化精神中更多地蕴涵着深厚久远的文化传统，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问题，似乎就变成了寻绎和发掘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一种相当特殊的精神传统。某种意义上，问题似乎确实如此。所以对诗歌中的南方精神向来关注的诗人柏桦在他一系列的相关文字中，主要讨论和阐发的，也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逐渐失落而又被一些诗人所竭力坚持的精神传统。柏桦主编的《夜航船——江南七家诗选》主要收录了陈东东、长岛、庞培、潘维、王寅、小海和杨键等几位江南诗人的代表性作品，在该书的题为《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的长篇序言中，柏桦对江南诗歌中的水国气息和吴声之美、江南诗人的“诗酒文会”和隐逸与漫游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传统赞赏有加，流连不已。近几年来，诗人杨键的写作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这些关注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焦点问题，就是他的被柏桦概括为“隐逸与漫游”的生存方式及其诗歌作品中对南方风物、山水自然的亲近与卫护所体现出的“南方精神”与现代性的精神冲突。实际上，除了江浙一带的南方诗人，像于坚和雷平阳等更加广义上的南方诗人作品中的“南方精神”，与当下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也都存在着突出的精神紧张。认真寻绎、发掘和评价这种丰富的精神紧张，并且在对我们的现代性进程予以反思的意义上从这些紧张中寻求资源，将是研究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的重要任务。从大历史的意义上看，全球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性进程在取得重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不容忽视的精神问题。对于这样的现代性进程，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既可能是一种对往昔与传统的沉缅或坚持，也可能是对现代性进程的反抗与规避，或者是对后者的丰富与补充。在此意义上，我们强调甚至“鼓吹”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将绝对不是一种地方保护主义的文化政治实践，而是有着超越其上的更加广阔的精神关怀与现实指向。

　　提出和强调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除了具有以上的意义外，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当代中国的诗歌历史和诗歌现实，也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从南方精神的视角重新思考中国当代诗歌史的意义上，我们发现，“朦胧诗”以来，当代中国诗歌潮流的形成与更迭，以及不同诗学主张间的一系列冲突，很多都暗含着南、北方的精神冲突。前文所引钟鸣的文字已很明确地将“朦胧诗”的精神特征归属于“北方”。而在同样一篇文字中，钟鸣也谈到了他这一代南方诗人崛起时对北方“朦胧诗”的刻意规避。所以在这里，我们是否能提出这样的假设，即“朦胧诗”以后“第三代诗人”崛起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驱动力量，正是来自于对北方的挑战与解构？1949年以来，作为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所发生的任何类型的文学文化实践都会在主、客观上“借势”于这样一个中心性的辐射力量，从而获得较高的权威性与影响力。具体表现在诗歌领域中，自然也是如此。“朦胧诗”的艰难“崛起”及其后来的权威地位的获得，实际上与其和北京——这一北方的最高象征——之间的复杂纠缠密不可分。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这种纠缠，某种意义上赋予了“朦胧诗”相当重要的诗歌史地位，也使它在当时获得了一种特殊的“非正统的正统”——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制约中，“朦胧诗”是被压制与防范的异端(“非正统”)，而在当时的诗歌领域中，“朦胧诗”却又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成了“正统”。几位主要的“朦胧诗人”，都成了当年的“文化英雄”。而这一切，无疑都来自于它或他们与北京的张力。所以，当年的“第三代诗人”是以“Pass舒婷、北岛”的激昂姿态杀上诗坛的。而对“第三代诗人”的崛起和他们对此前诗坛大一统局面的打破，谢冕先生也曾经以“统一的太阳已经破碎”来概括。很显然，其实分属于众多群落的“第三代诗人”动地而起，其所反抗的，正是来自于北方的正统与权威。“第三代诗人”崛起之后，中国诗歌长期处于不无混乱的战国时代。但是经过诗歌史的大浪淘沙，尘埃落定，南方的“非非”、“他们”、“莽汉”和“海上”等诗歌群落终于获得诗歌史的承认。上世纪90年代，以北京的一批诗人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以南方一批诗人为主体的“民间写作”发生了影响广泛的争论，这两个诗歌群落以及他们之间的很多争论，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诗歌中的南、北之争。我们也许可以说，南方的北伐，正可能是当代中国诗歌发展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内在动力。其实，洪子诚先生在描述“朦胧诗”的退潮和“第三代诗歌”的兴起时，也曾注意到“与朦胧诗主要以北方(北京)为‘基地’不同，这一新的浪潮则分布于南方诸省，如贵州、东南沿海省份，尤其是四川”。[2]对于这样一种诗歌史现象，诗人柏桦更是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他在上文所引的《夜航船》序言中这样说过：“中国当代诗歌自1978年肇始至今大约有30年了，在这30年的时间里，诗歌风水可谓变动不居而又高潮迭起：先是北京‘今天派’以其英雄之姿隆重登场(1978——1985)；接着这股气脉被四川接引，很快，川人就以巫气取而代之，并迅猛地在中国诗歌版图上形成另一格局(1985——1992)；再接下来，诗歌风水又往东移，而后抵达江南这片锦绣明媚的大地。江南诗人终得以将万古长青的灵气凸显并为我们贡献出另一幅迥然不同的画面”。[3]当然，正如以诗歌群落、诗歌流派和诗歌运动来把握与梳理诗歌史一样，以南、北方间的精神冲突与诗学分歧来重新梳理中国当代诗歌史，自然也会有简单化的危险。这是因为，即使是在同一个诗潮内部，也会有着南、北方的精神差异。比如在“朦胧诗”中，舒婷的很多诗歌其实有着非常强烈的南方气质，但在当时，她的最有影响也是最为当时的主流诗坛所首肯与接纳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却分明是一首具有着强烈的北方精神的诗歌作品。舒婷的例子也能进一步说明，即使是在同一个诗人身上，也会在同时或者是在不同时期分别体现出具有明显差异的南方性与北方性。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要取消以南、北方精神来重新梳理和把握诗歌史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而是要提醒我们，诗歌史的“真相”和诗歌史“叙述”之间其实永远不可能真正同一。其间所隐含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以南方精神和北方精神的视角重新思考诗歌史的时候，绝对不能简单化的“划江而治”，一切了之。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出现了勃兴与繁荣的局面。除了官方出版物，民间诗刊和网络，特别是后者所包含着的文学(诗歌)网站、诗歌博客等，都成了海量诗歌喷涌不息的重要途径，再加上诗歌活动接二连三，诗歌事件此起彼伏，以至于有人相当乐观地认为中国诗歌正在呈现出逐步复兴的迹象，认为“诗歌正在悄然复兴”。这样一来，对于诗歌现实的准确把握和对诗歌版图的清醒认知就显得尤其必要。一方面，这自然是文学研究特别是诗歌研究的“学术需要”，在我们的学术视野中，诗歌现实特别是据说正在复兴的诗歌现实不能总是处于暧昧莫名的状态；另一方面，如果充分考虑到诗歌在本质上还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实践方式，我们就能认识到，对于诗歌现实的认识，实际上也是对我们这个民族时代性的精神现实的把握，意义相当重大。正如柏桦所指出的，近些年来，当代中国的诗歌风水已经由最初的北京中经四川流转到了今天的江南。柏桦所注意到的江南，当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不容忽视的重镇，但我以为，实际上的情况还不止如此。在更加广阔的南方，除了江南以外，像四川、云南、广东、海南、福建等地，诗歌创作都相当活跃，如前所述的诗歌复兴的种种征象，大部分都发生在南方。在当下中国的诗歌版图中，南方的重要性已相当突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以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复兴，正主要是南方诗歌的复兴，其中所必然携带与蕴涵着的南方精神的基本内容及其在当下中国精神现实中的特殊意义，无疑应引起足够的注意。

　　当然，我们讨论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所应涉及的问题远远不止以上这些。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又有哪些较为重要的诗人和作品体现了这样的“南方精神”？特别是，除了我们前已述及的水国气息和吴声之美外，“南方精神”的诗性表达到底又有怎样的诗学特征？这一切，对于当代中国的精神重建，以及对现代汉诗的未来发展到底又有着怎样的意义？······这都是些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包括本文所初步讨论的“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问题，我都只能是姑且提出，希望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1] 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作家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7页。

　　[2]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210页。

　　[3] 柏桦：《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夜航船——江南七家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