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中国当代文学

　　近几年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成就和它的价值与局限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充分关注，许多讨论甚至是一些不无激烈的争论与交锋都以此为焦点。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明确地提出应该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种精神资源，肯定会引起不少人的质疑。但我要说，我并不想很简单化地和笼统地为中国当代文学唱“盛”或唱“衰”，因为即使是毫无疑问地被我们珍视为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宝贵的精神资源的中国古典文学，实际上也被公认地同时含有“精华”与“糟粕”，有时候，甚至是在某一部具体的作品中(如《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等)，都存在着“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现象，并且在其中何为“精华”何又为“糟粕”，至今都还在争论不休。所以，我只是想很具体地讨论一下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现实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到底是在哪一个具体的方面，又是在怎样的意义上，应该被我们视为一种精神资源？

　　首先，我想谈一下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具体契机及原因与背景。2012年3月14日，我和很多人一样，非常认真地从电视中收看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答记者问，这次答问在回答一位记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时指出：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想很多人一定也与我一样，对于上述答问中关于当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走向的认识以及对“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深切期盼印象很深刻。由于政治领导人所特有的权威性与影响力，这番答问对于“文革”悲剧的进一步确认尤其是这样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的警惕与告诫，在当下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无疑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特别是在近几年来，由于国内外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的一些所谓“新左派”们在如何认识与评价当代中国的历史(如“文化大革命”)与现实问题上所造成的思想混乱，上述答问无疑很及时，也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和思想文化意义。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此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便是对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书写与反思。恰正是在这样的书写与反思中，当代文学具备了以往的文学所难以比拟的对于当代中国进行深刻的历史认知的独特价值，无疑应该重视与发掘。但我以为这样的价值，并不是很简单地体现在作品的题材方面，除了取决于题材，最为根本的，还应该取决于作品的精神立场。1949年以来，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一道展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过大量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只有那些以坚定自觉的人道精神和人性关怀作为立场并且深刻关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简单地说，即“人道立场的中国书写”——的作品，才有值得重视的价值，也才具有我在这里所特别强调的精神资源的意义。

　　应该承认，在精神资源的意义上，作为一种精神实践的中国当代文学，实际上具有非常丰富的多方面价值，我之所以非常突出与强调其中的“中国书写”，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精神现实。正如上述答问所指出的，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文革”结束后，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在我们的精神深处，仍然存在着“文化大革命”和封建性的精神遗存，需要在对“文革”的反思中进一步清理，上述答问又一次在特定的时刻和从特有的高度提醒我们，反思“文革”，不仅仍然很必要，而且还仍当其时；而在社会现实的层面上，诸如“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很多新的现实问题，又在精神思想方面导致出现了一些新的精神动向，一种对公平的渴望、对道德的忧虑、对正义的吁求和对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中都应具有的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捍卫与追求，历史性地激发和形成了我们变革现实和建构未来的精神愿望，这一愿望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精神深处，某种意义上，正是决定着中国社会未来走向和新的历史变革的精神动力；但是在同时，这些年来所出现的犬儒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精神迷误，又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非常令人担忧和令人警醒的另外一种精神现实。许多年前，曾经有一位诗人对我们这个民族有过这样的精神揭示——“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北岛：《结局或开始》)，这样的揭示像是一句谶语，至今仍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对历史走向的浑然不觉与无知，在对自身命运和真切现实的规避与逃离，在对物质与欲望的追逐与沉缅，和在对消费主义的简单满足中，社会上的很多人其实在精神上仍然不无茫然与麻木，仍然难免“默默地永生”和“默默地死去”的可悲命运······这样一种问题重重的精神现实，迫切地需要我们在整体上能有新的“觉醒”，以对当代中国的历史、现实及未来走向有着足够清醒与理性的认知，从而在这样的精神基础上，积极参与和促进中国的未来变革，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当下所应确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方向，也是我对上述答问中的“人民话语”即关于人民的期望所作出的自己的理解。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中关于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书写无疑会是精神资源，为我们确立一种清醒与理性的历史认知提供支援。

　　但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关于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书写形形色色，并不全都能作为我们的精神资源，那些不具备最基本的人道精神和人性关怀，甚至是漠视和违背了人道主义价值底线的很多作品，即使同样书写了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风行一时的所谓“样板戏”和《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等作品——当然不可能作为我们的资源。对于人的关切和对人的自由、价值与尊严的守护不仅是衡量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历史实践的最为基本的价值底线，同时也是衡量一部作品的最基本的标准。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所要着力寻找的精神资源，主要指的是像1950—1970年代陈寅恪、聂绀弩、胡风、牛汉、曾卓、绿原、张中晓、穆旦、唐湜、食指和多多等人的“潜在写作”，和“文革”结束后自“伤痕”、“反思”文学以来大量的对于“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悲剧的自觉反思，在这些作品中，1950—1970年代的中国历史被众多的作家与诗人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与反思，中国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和他们的精神与生存被从人性的角度作了相当深刻的揭示。19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复又走过了三十多年相当复杂的历史进程，对此进程的深入反思和对其中民众命运的书写也成了很多作品的基本主题，诸如贾平凹的《秦腔》、张炜的《刺猬歌》、余华的《兄弟》、阎连科的《受活》、阿来的《空山》和艾伟的《风和日丽》等长篇小说和李锐的《太平风物》、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等更加大量的中短篇小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便是要对上述作品的基本经验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着的精神资源进行认真深入的清理和总结，只有如此，这些作品的资源性意义才会更好地实现，它们的经验甚至教训也才会被今后的写作所更好地记取。

　　某种意义上，在对当代中国的大量书写中，我更看重的，是那些虽然意识到1950—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实践之间的明显断裂，但对其中的历史连续性却又有着深刻理解与清醒认知的作品——比如张炜的《古船》。我一直以为，在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认知和深刻揭示方面，《古船》所曾达到的精神高度与思想深度，至今都难以被后来的作品所明显超越。2010年，在《钟山》杂志所举办的“长篇小说三十年(1979—2009)：十二个人的排行榜”活动中，我不仅在自己的评选中将《古船》名列榜首，而且写出了这样的理由——

　　我一直在想，在“文革”后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有哪一部作品最为有力地直面和书写了我们这个民族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所遭受的苦难？这样的作品，必须雄浑、笨拙、悲怆、沉重而又有着苦难中的坚韧、诗意与承担；它必须很成功地塑造出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性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我们的性格，也有我们的命运，而且还应该体现出我们的希望。在这些年来众多的长篇作品中，我想到了《古船》，想到了长期以来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的隋抱朴——这个在老磨屋中肩扛住黑暗并且终于在最后战胜了黑暗的人物。

　　现在看来，如果我们从精神资源和作品为当代中国的历史书写所提供的文学经验的角度来看，我们还会进一步发现，《古船》的反思，不仅指向了当代中国前半期包括“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等在内的历史实践，更是较早地指向了“改革”。《古船》的创作，开始和完稿于1984年6月和1986年7月，当时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启动，一种普遍性的观点是认为历史发生了断裂，中国终于告别了“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迷误，开始了全新的历史进程，而张炜却能迥异于此地较早对改革进行批判性思考，从对改革方案和改革领导权的争夺入手，深入到当代中国“文化大革命”以至于“土地改革”的历史深处，在历史的连续性间“先知般”地揭示出正在展开的改革所将面临的根本性问题，[1]而这正是《古船》以对当代中国整体性的历史反思超越时间，超越了大量作品的主要原因。

　　对于当代中国整体性的历史反思并不必然地需要浩大的篇幅或是长篇小说这样的文体形式，最为关键的，我以为还是在于历史意识，在于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实践间寻找更加内在和更加本质的历史联系，有时，甚至是一首篇幅短小的诗歌也能承担这样的任务。在此方面，在我这些年的阅读经验中，有两首诗歌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其中一首是北岛的《钟声》，另一首便是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北岛的《钟声》写于其去国之后的1990年代，而《杀狗的过程》，则写于二十一世纪，这两首诗的共同特点，就是在俨然翻转或断裂了的历史实践间寻找关联，从而将历史整体性地置放于诗人批判性的精神反思中。对于北岛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学术界并不都很熟悉，对于它们不多的批评与研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意见，但不管如何，在我有限的阅读中，《钟声》这首诗并未获得人们应有的关注，而我在内心中，却一直将它作为诗人后期的代表作，相衬和呼应于其早期的《回答》。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钟声深入秋天的腹地/裙子纷纷落在树上/取悦着天空//我看见苹果腐烂的过程//带暴力倾向的孩子们/像黑烟一样升起/房瓦潮湿//十里风暴有了不倦的主人//沉默的敲钟人/展开的时间的幕布/碎裂，漫天飘零//一个个日子撞击不停//船只登陆/在大雪上滑行/一只绵羊注视着远方//它空洞的目光有如和平//万物正重新命名/尘世的耳朵/保持着危险的平衡//这是死亡的钟声

　　在这篇作品中，“沉默的敲钟人”不仅制造了浩大无边的历史悲剧和诸如“裙子纷纷落在树上/取悦着天空”之类无比荒诞和丑恶的现实，而且他还掌控着“时间”，掌控着由“一个个日子”所绵延构成的芸芸众生们的历史，即使是在“船只登陆”、虚假的和平似又降临的新的历史时空中，钟声所带来的，仍然是凶险。诗人令人警醒地揭示出了钟声自其对“秋天”的“深入”开始一直到“和平”的出现所具有的对于时间和历史的相当巨大的覆盖性力量，它的惟一本质就是带来死亡，所以在最后，诗人断然对钟声作出了这样的定性——“这是死亡的钟声”！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很宁愿将这样的定性理解为诅咒，将其看成是对钟声命运的“先知”般的预言，这样的诅咒与预言，实际上与雷平阳《杀狗的过程》“如出一辙”。在《杀狗的过程》中，诗人所写的虽然是由“金鼎山农贸市场”、“铺面”和“繁忙的交易区”等所象征着的市场化时代，但是狗的“奴性”、庸众的麻木，特别是狗所喷溅的鲜血所形成的标志性符号(“红领巾”、“小旗子”)，使作品的内涵无比深广，诗人在对狗的命运深含悲悯并对它的精神性格提出批判的同时，还对造就了它的精神性格的历史和对它进行杀戮与出卖的现实进行了双重性的揭示与指控，因此在作品的最后，如同北岛《钟声》的结尾一样，诗人以围观者们孱弱的见证，将死亡的狗形容成了“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非常有力地预言和诅咒了“主人”必死的不祥。

　　仅仅是从如上所述的几篇(部)作品中，我们就能很深地感受到，我们的文学在对当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中，无论是在历史反思的深度、广度与高度，还是在对我们这个民族(如《古船》中的“洼狸镇人”、《钟声》中的“裙子”们、“孩子们”、“绵羊”及“尘世的耳朵”和《杀狗的过程》中的“围观者”与“狗”)精神命运的深刻悲悯和关切与同情方面，都已形成了一种可贵的传统，这对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不仅值得我们的作家，也非常值得我们这个民族自觉地去汲取。

　　[1] 陈思和：《六十年文学话土改》，《萍水文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