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文学的民间意识与文化政治问题

　　民间意识的充分自觉是近年文学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现象，民间立场的建立和对民间资源的汲取，成了很多作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选择，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张承志的《心灵史》、李锐的《无风之树》、《万里无云》和《银城故事》、张炜的《九月寓言》、《家族》和《丑行或浪漫》、莫言的《丰乳肥臀》和《檀香刑》、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阿来的《尘埃落定》以及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和《受活》等一大批在文化意识、精神特征、文体风貌甚至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均都具有突出的民间取向的优秀作品，其中的一些篇什，即使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堪称经典。但在当下中国的文化场域中，作为一种虽然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但又有着突出的时代内涵的文学选择，民间意识的自觉引发了相当复杂的文化政治问题，其与知识分子启蒙文化、主流文化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趋强劲的文化的全球化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张力关系。如何面对和处理这样一些文化政治问题，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民间写作”所能达到的层次与深度，因为在实际上，在此问题上的偏颇已使“民间写作”出现了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从而也在一些具体的方面局限了其价值。由于对民间与启蒙的问题已有学者做过较为深入的讨论，因此，我在这里所关注的，将主要是民间意识与主流文化和文化的全球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年文学民间意识的自觉除了不少论者所曾阐发的原因之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趋强劲的文化全球化浪潮应该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民间意识的自觉不仅在某种意义上导因于全球化趋势，是对全球化的文化反应，而且，它还与后者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紧张，具有萨义德所说的“去殖民化”和“文化抵抗”的意义，在此层面上，民间意识庶可被视为相对于全球化的“地方意识”或“本土意识”，“民间”与“全球化”间的文化紧张正是“地方/本土”与“全球化”之间文化紧张的突出表征，实际上，很多被认为是具有突出的民间意识的作家均曾对此有所阐述。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在谈到其创作时曾经说过：“1996年秋天，我开始写《檀香刑》。围绕着有关火车和铁路的神奇传说，写了大概有五万字，放了一段时间回头看，明显地带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于是推倒重来，许多精彩的细节，因为很容易有魔幻气，也就舍弃不用。最后决定把铁路和火车的声音减弱，突出了猫腔的声音，尽管这样会使作品的丰富性减弱，但为了保持比较多的民间气息，为了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牺牲”。[1]在这里，作家对虽然是发端于拉美，但却具有全球性影响，并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兴盛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思潮的刻意回避和对“民间气息”和“中国风格”的刻意追求表现得相当突出。如果说，莫言是以对“猫腔”和对“凤头”、“猪肚”与“豹尾”这一中国传统的文学结构方式的运用来突出“中国风格”和“民间气息”，并且以此来抵抗文化全球化的话，在李锐那里，以民间口语为主要资源来质疑和试图抵抗“全球一体化”时代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及其所造成的“文学的权力和等级”，不仅是其《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等作品的主要实践，也是其近些年来最为主要的理论思考。[2]在一次韩国会议上，余华在阐述其由韩国学者白乐晴教授的著作《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所引发的思考时，在对全球化的“同一性”趋势保持“警惕”的基础上，也以伟大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从民间旋律中去寻找民族传统中的特别性格”为典范，指出“正是各国家各民族的差异才能够构成全球化的和谐”，“因此在今天，寻找和发扬各自民族传统中的特别性格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了解自己民族传统中特别的性格，然后在自己的写作中伸张这样的特别性格”，[3]在此意义上，作家笔下的许三观正可被视为这样的“特别性格”。在《真正的民间精神》一文中，作家红柯甚至明确指出西方文学经典《荷马史诗》“比不上”其所拥有的以《江格尔》、《玛拉斯》和《格萨尔王传》为代表的民间资源，[4]而“曾经坚定地认为，作为一个写作者，不应该出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诠释和说明”的阿来，面对文学批评界往往单纯地从西方文学资源的角度阐释其作品《尘埃落定》的“盲视”，却“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原则，出来对这个故事，对故事里人物的民间文化来源作一些说明”，指出作品被批评界“长久地忽略”了的“从人物形象与文体两个方面所受到的民间文化影响”，这样的说明，非常明显地包含着作家对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界过度偏重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文学资源，而“在具体的研究中，真正的民族民间文化却很难进入批评界的视野”的不满。[5]这些作家在全球化或世界文学背景上对本土民间的突出强调虽然在创作主张和创作实践方面各有侧重，但都共同显示出文化的全球化进程正是近年文学民间意识产生自觉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原因，而这种自觉一旦产生，便将在某种意义上与全球化之间构成抵抗性的文化关系。仅仅从我们引述的这些谈论中，就能发现，这些抵抗已经发生于很多层面，它不仅包括创作方法、文体创造与人物性格的刻画，甚至还涉及到世界文学范围内文学经典的重构，以及理论批评视野等许多方面。如果考虑到具体的文学创作，抵抗的方面将远不止此。因此，我们对近年文学民间意识的思考，显然不应该局限于本土空间之内，而应在全球视野中进行考察，这样，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甚至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认识(比如莫言对“猫腔”和李锐对“口语”的突出使用)，才能避免严重的盲视，并且走向深入。也许，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与作家的文学创作一起，竭力在诸多方面去发掘本土民间的文学资源，并且将这样的发掘提升到“文化抵抗”的意义，以此去参与全球性的文化对话。

　　在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构成抵抗性关系的同时，民间意识的自觉还对本土空间的主流文化构成了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是以民间文化立场来对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进行批判性书写。宏观地看，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主要包括了“革命”和“改革”两大阶段，它们也是现代中国最为主要的历史经验。在对“革命”的书写中，无论是清末民初的“国民革命”(李锐：《银城故事》)、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革命”(莫言：《檀香刑》、《丰乳肥臀》、张炜：《家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张炜：《家族》、莫言：《丰乳肥臀》)，还是1949年以后的革命“错误”(如阎连科《受活》中的“大跃进”)及其所导致的民间苦难(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李锐：《无风之树》、张炜：《九月寓言》、《丑行或浪漫》、莫言：《丰乳肥臀》)，均都受到了基于民间立场的不同方式的批判。在李锐的《银城故事》中，欧阳朗云的“革命”虽然惊心动魄、轰轰烈烈，但却终归于失败，而与此相对的，则是生生不息、自在永恒的民间，所以，作家才分别以牛屎客们的生活和熙熙攘攘、生气勃勃的牛市作为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小说中的“革命”故事固然悲壮和惨烈，但与民间相比，仍不过是匆匆故事，所有的壮怀激烈和风云激荡之后，仍然是“旁若无人”的牛群“平静安详的步子”。所以在小说的开头，李锐才又对既往的史观有着这样的微词，指出“所有关于银城的历史文献，都致命地忽略了牛粪饼的烟火气。所有粗通文字的人都自以为是地认为：人的历史不是牛的历史。所以，查遍史籍你也闻不到干牛粪烧出来的烟火气，你也查不出那些长角居民的来龙去脉，你更不会看到牛屎客们和繁荣昌盛的银城有什么干系。只有银城的主妇们世世代代、坚定不移地相信，如果没有牛，没有便宜好用的干牛粪饼，就没法安安生生地过日子，就没有银城和银城的一切”。《银城故事》中，李锐显然是在以由牛、牛粪、牛屎客和主妇们所构成的民间历史来质疑、改写甚至颠覆着既往的“革命正史”。而其《无风之树》，则又以“矮人坪”人的民间口语讲述着“文革”的荒诞和民间苦难。在张炜的《九月寓言》、《丑行或浪漫》和莫言的《丰乳肥臀》中，“文革”的荒诞(如《九月寓言》中的“忆苦”、《丑行或浪漫》中的“辩论”)、恐怖(如《丑行或浪漫》中民兵的“武斗”)和政治迫害(如《丰乳肥臀》和《丑行或浪漫》中的“暴力”与“孬人队”)，均曾受到基于民间立场的批判。之所以说这些批判是源于民间立场，是因为它们既不是革命的自我批判或自我反思，也不是来自于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而是从民间的原始存在(前述《银城故事》中的牛、牛粪饼和牛屎客，以及银城的民间日常生活)、原始正义(《无风之树》中的“拐老五”之死和《丑行或浪漫》中“老獾”与“小油矬”父子对于刘蜜蜡的肉体折磨)、原始人性(《许三观卖血记》和《丰乳肥臀》中的原始父性与原始母性)和基本伦理(《丰乳肥臀》和《家族》中属于民间伦理的民间血亲伦理和情爱伦理对于革命伦理的超越)出发，对于形形色色的“革命”进行批判的。

　　除了对“革命”，近年文学的民间意识还对“改革”进行了批判性的书写。“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时代”。中国的改革不仅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相当伟大的历史实践，它还在同时形成了自己相应的庶几可称为“改革文化”的文化心理观念与价值体系。“改革文化”，无疑是“改革时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但随着改革的启动与展开，“改革”及“改革文化”所隐含的偏至与问题也在逐步呈现，对于这些偏至与问题，“民间写作”也从自己的角度进行了书写。总体而言，与对形形色色的“革命”的书写相比，“民间写作”对“改革”的书写远非充分与自觉，但在莫言的《丰乳肥臀》、贾平凹的《高老庄》和阎连科的《受活》等部分作品中，仍然有着一定的表现。《丰乳肥臀》中的文管所长颇具讽刺意味地破坏古塔以兴建大型的游乐场、汪金枝和汪银枝父女侵吞上官金童的“独角兽乳罩大世界”的奸诈与绝情、南韩巨商司马粮的踌躇满志与为所欲为以及他与鲁胜利的钱权结合，特别是在小说的最后，“张牙舞爪的大栏市正像一个恶性肿瘤一样迅速扩张着，一栋栋霸道蛮横的建筑物疯狂地吞噬着村庄和耕地”带给上官金童的恐惧，无不显示出“改革”中的严重问题。而《受活》中的柳鹰雀县长为了以自己的经济成就捞取政治资本，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竟然萌生了远赴俄罗斯购买列宁遗体建造列宁纪念堂的疯狂构想，为此目的，他又组织了受活庄的残疾人“绝术团”全国巡演，在满足受活庄农民致富愿望的同时，为其狂想的实现募集资金，而“绝术团”的农民在巡演暴富后，却又受到了“圆全人”丧尽天良的哄抢与讹诈。如此种种，均都显示出“改革文化”中的经济至上主义在《丰乳肥臀》中的文管所长、汪金枝和汪银枝父女、南韩巨商司马粮和鲁胜利市长，以及《受活》中的柳鹰雀和“圆全人”的身上导致的政治病变与道德沦丧，其与作家所张扬的原始人性与民间伦理显然构成了严重冲突。所以这两部小说在最后，都表现出对民间的回归：上官金童怀着对外部世界的巨大恐惧归依于母亲的坟茔，而受活庄人也以退社的方式从一度进入的外部世界彻底退回原来的村庄。饶有意味的是，受活庄人曾经两度进入外部世界：一是在“革命时代”的竭力入社，二是在“改革时代”以绝术表演的方式竭力加入整个民族的经济主义狂欢，但在最后，却都以横遭“圆全人”的掠夺与哄抢作为结局，小说以“受活人世界”来批判“圆全人”的“革命”和“改革”的历史实践的用意非常明显。作为当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革命文化”和“改革文化”在民间写作中分别被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批判性的书写。

　　民间意识对全球化的抵抗和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对于避免全球范围及本土空间的文化同质化倾向，进而保持文化的多元、丰富与活力，促进全球化和主流文化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在另一方面，民间意识在突出强调“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6]的同时，亦不应该片面地走向“民间的形而上学”，忽略对其他资源的自觉汲取。莫言在我们前面所引述的关于《檀香刑》的创作谈中，明确指出他“为了保持比较多的民间气息，为了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而“毫不犹豫”地“牺牲”和“减弱”作品的“丰富性”，已很明显地显示出他“民间的形而上学”倾向。实际上，近年文学民间意识的充分自觉也在逐步暴露出它所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对文学的思想力量的忽视。我们可以在大量的“民间写作”中体验到充沛的民间激情，那种感天动地的原始正义、道德感召、生命热力和原始人性，以及民间的博大、永恒与宽广，经常让我们获得巨大的精神震撼与审美享受，但在同时，我们却又能够相当明显地发现它们思想力量的相对薄弱。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曾经期待于文学、我们自然也应期待于“民间写作”的“较大的思想深度”，迄未出现；

　　其二，在“较大的思想深度”较为匮乏的同时，恩格斯在同时也期待于文学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有限，也是“民间写作”的重要问题。一方面，“民间写作”显示出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历史为题材，李锐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应当成为”其“终生追问和表达的命题”；[7]但在另一方面，“民间写作”却又缺乏对社会历史的切实书写与深刻思考，“历史”在“民间写作”这里，更多地还只是故事或传奇，是文学文本的“故事时间”，这样一来，“民间写作”固然具有丰富的历史题材，却未提供出更加“深厚”的“历史内容”。这也导致了其对形形色色的“革命”和“改革”的书写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刻，一定程度上，倒显出过分的简单与肤浅(突出的比如《丑行或浪漫》对“文革”的近乎漫画般的书写)。究其原因，可能与作家的历史观念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比如莫言在谈到《丰乳肥臀》的创作时就曾说过：“我认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是来自民间的传奇化了的历史，这是象征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8]李锐也“希望自己的小说能从对现实的具体的再现中超脱出来”，[9]对于民间资源的偏倚使他们从对“具体”和“真实”历史(现实)进行深刻再现与思考的责任中“超脱”出来，而以民间的方式将历史充分地“传奇化”，这便使得“民间写作”对现代中国历史经验的批判性书写，只能局限于民间的思想文化资源所能允许的视阈之内；

　　其三，在“民间写作”的艺术层面上，对于民间资源的形而上学化偏倚也导致了相应的问题。比如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一些主要的“正面人物”——像《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檀香刑》中的“眉娘”、《无风之树》中的“暖玉”、《丑行或浪漫》中的“刘蜜蜡”和《受活》中的“茅枝婆”等——往往形象生动，性格丰富，而很多“反面人物”——像《丰乳肥臀》中的“汪银枝”和“鲁胜利”、《檀香刑》中的“赵甲”、《无风之树》中的“刘长胜”、《家族》中的“殷弓”、《丑行或浪漫》中的“老獾”和“大河马伍爷”及《受活》中的县长“柳鹰雀”——往往性格单一，过分地脸谱化。即使在这些较有成就的“民间写作”中，对于“反面人物”的脸谱化塑造，也很容易地让我们想起“文革”当中诸如《金光大道》一类的作品对于“阶级敌人”的塑造。也许，这与民间思维的平面化与简单化特点不无关系。实际上，莫言所“牺牲”了的“丰富性”，也许正包含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在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语境中，“人们在发展、社会范畴和文化态度上的变化，带来了当代地域意识的发展”，[10]不同民族的人们必然会“感到保存或再现他们民族和地区遗产的需要”。[11]近年文学民间意识的自觉自然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和我们在前面所阐述的重要意义，作为一种本土主义取向的文学意识，我们在寻求和汲取民间资源的同时，却要警惕“民间的形而上学”。在此意义上，我更愿倡导和想像一种不是“封闭”而是向整个人类的一切思想文化资源进行“开放”，并且能够自我批判的“批判性的民间写作”。只有这样，我们抵抗与批判，才能增强其有效性，我们瞩望甚高的“民间写作”，也才能开拓出更加广阔的未来。

　　[1] 莫言：《〈檀香刑〉·后记》，《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517页。

　　[2] 这些思考主要见于其《文学的权力和等级》、《网络时代的“方言”》和《语言自觉的意义》等大量文字，收于其《网络时代的“方言”》([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和《谁的人类？》([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等书。

　　[3] 余华：《文学和民族》，《说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4] 红柯：《真正的民间精神》，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5] 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6] 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沈阳]《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7] 李锐：《重新叙述的故事》，《无风之树》“代后记”，[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8] 莫言：《我的〈丰乳肥臀〉》，《什么气味最美好》，[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

　　[9] 李锐：《重新叙述的故事》，《无风之树》“代后记”，[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0] 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07页。

　　[11] [韩]白乐冲：《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文学》，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