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自主性的建构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5月02日15:25 来源：何言宏

　　历史困境中的自主性重建

　　在对一九九○年代中国文学自主性问题的考察中，我曾指出，一九九○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自主性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在仍然将文学作为其实现文化战略的重要“工具”的同时，采取“抓评奖，促生产”这样一种新的方式所进行的“主旋律文学”的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片面追求读者市场的文学出版又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文学，并在文学场域实施了一系列的“文学操作”。[1](3-43)很明显的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已经不仅仅是僵化的国家政治，而是与之相关的市场和实际上受控的市场”。[2]面对这种双重压迫的严峻情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在一九八○年代开始觉醒的中国文学的自主性，在摆脱“文革”时期极“左”政治的压迫和“工具性”的政治利用之后，重又出现了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依附，从而陷入了新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九○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在经过其自主性的饱受伤害之后，它的合法性开始被怀疑。二十一世纪之初，部分文学知识分子开始怀疑“纯文学”观念，“文学本身”也被质疑，[1]连“文学存在的理由”[2]这样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更有甚者，甚至以充满激愤的情绪宣告“我们处在一个非文学性的年代”。[3]很显然，我们所一度视为具有着解放性的力量并且对现实构成了批判与超越的文学——那种足以寄托我们的梦想与激情的文学，在当下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处在了岌岌可危的严重境地。在此情境下，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就显得相当必要。

　　布迪厄在讨论不同社会场域的自主性的时候曾经指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4](135)文学场域自然也是这样的小世界。布迪厄虽然没有给出文学自主性的明确定义，但被文学家们“自由选择”和“无条件地服从”，并且被他们“试图在文学共和国中推行”[5](93)的、“相对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独立”的“基本法则”，[5](76)却是其论及文学自主性的重要依据。实际上，文学的自主性，就是在文学场域中以文学作为最高的基本法则。文学场域之中不同的位置与行动者包括形形色色的资本争夺行为在内的各种实践，只有不受到其他场域逻辑的支配而只依据文学的法则才能合法。[3]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以为，当代中国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一个根本性的任务，便是重新恢复对文学的基本信心并且在文学场域牢固确立文学的合法原则，任何以“意识形态”、“读者市场”或者“社会现实”等为名义的对于文学合法性的逼压、怀疑、动摇或取消，均都是对文学自主性的损害。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无疑是一个复杂而又艰巨的历史工程。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与日益强大的市场逻辑，近乎是文学场域无法抗拒的支配性力量，但我以为，即使在如此艰难的历史困境中，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仍将会取得一定的进展。实际上，布迪厄也没有认为存在着一个“绝对”自主的社会场域。正是在对自主性的“绝对”梦想中，文学开辟着自己的道路。

　　在论及当代中国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的时候，最具实践意义的方面仍然在于文学知识分子自身自主意识的集体性觉醒，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争取自主性的斗争与实践。文学场域并不能希望与其在整个权力场域中争取权力的其他场域恩赐其“自主”。在此意义上，一九八○年代的中国文学摆脱政治专制的巨大牢笼而对文学自主性的奋力追求，应该作为今天争取自主性的极为重要的精神资源。与此同时，在文学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从事的争取自主性的具体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某种策略与构想，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文学权威与文学圈子    

　　当代中国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实际上就是文学伦理的艰苦重建。在整个文学场域以及文学场域与其他社会场域的复杂关系中，存在着包括作家个体、作家群体、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出版等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文学行动者，这些行动者的文学实践，必然会与其他行动者发生着关系，在考虑和发生这些关系的时候，行动者所应遵循的，无疑应是“文学”的法则。同时，行动者还应以这样的法则来检讨或反思自己的行动是否合乎或有助于增进文学的自主性。这样，我们的讨论，便是在不同的行动者的关系中才能进行。

　　文学场域中最为主要的行动者，实际上就是广大的文学知识分子。而在这些大量的文学知识分子中，对于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最应负责的，就是那些亦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能力的文学权威。文学权威由于积累了相当雄厚的文化资本，更有力量也更能自觉地抵抗那些“非自主性”的场内外力量，同时，他也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威而为文学场域制定规则。这样，文学权威反抗“异治”而对文学负责的道德勇气就显得相当重要。布迪厄在研究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域自主性的建立时曾经高度评价福楼拜和波德莱尔捍卫自主性的道德英勇对于文学规则的制定所起的作用。布迪厄指出：

　　文学场和权力场之间关系的分析，其着重点在于依赖的形式，无论是外在的还是

　　潜藏的；还有依赖的结果，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分析时不该忘记是什么构成了

　　文学世界作为场而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毫无疑问，道德义愤在波德莱尔和福楼拜这

　　类人日积月累的反抗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反抗促使作家的独立逐步得以实现。道

　　德义愤反对屈从于权力或市场的一切形式······可以肯定的是，在争取自主的英雄阶

　　段，道德上的决裂总占全部美学上的决裂的一大部分，在波德莱尔身上可以清楚地看

　　到这一点。[5](75)

　　因此，为数不多的文学权威就应对其自身的文学实践所潜藏或明显存在的依附性行为保持警觉与反思，力图依仗自己的文化资本捍卫自身的自主性。但是，布迪厄在上述文字后随即又说：

　　但是还有一点确信无疑，义愤、反抗、轻蔑仍旧是否定的、偶然的、臆想的原则，

　　这些原则过于直接地依赖于个人的配置和属性，无疑是很容易被倒置或推翻，配置和

　　属性导致的相应独立太容易受诱惑或被强者吞并。要达到经常且稳妥地克服当权者的

　　限制和直接或间接的压力，不能依靠捉摸不定的性情或自愿的道德抉择，只能依靠一

　　个社会环境本身的必要性，这个社会环境的基本法则就是相对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独

　　立；换句话说，只有当构成某种文学或艺术指令的特定法则，既建立在从社会范围加

　　以控制的环境的客观结构中，又建立在寓于这个环境的人的精神结构中，这个环境中

　　的人从这方面来看，倾向于自然而然地接受处于它的功能的内在逻辑中的指令。[5](75-76)

　　布迪厄的意思显然是，相对于那些威胁着文学自主性的力量，作家个体为了捍卫自主性所做的道德反抗往往相当脆弱，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就没有自主性，而这些条件是不可能靠个人单枪匹马去赢取的”，[4](243)因此，某种社会环境的建构就显得相当重要。文学自主性的真正建立，实际上更应该依靠于某种社会环境的建构——“这个社会环境的基本法则就是相对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独立”。文学自主性的基本法则只有既建立于这种社会环境的“客观结构”中，又建立于“这个环境中的人的精神结构”中，“这个环境中的人”才会“倾向于自然而然”地按照自主性的规则展开实践。

　　所以说，从文学权威开始的文学自主性的重建，便应着眼于对某种“社会环境”的营造。在当下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可以设想的“社会环境”显然不应是大规模的“社会团体”，而应是更加具有实践意义的“文学圈子”。文学权威无疑应该运用其文学声望相当自觉地进行“文学圈子”的营建。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圈子”，显然应属文学场域内部的“微型场域”。这些“圈子”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文学社团，也不一定具有形成条文的章程。但是，对于“文学”的共同关切是它们得以形成的根本基础。套用布迪厄的对于理想的科学场域的描述，在这个“圈子”中，应该有着高度的文学自主性，每一个成员置身其中，保持独立，在彼此发生异议时，应该抛开一切不合文学的手段——首先就要避免以文学权威压人的行经。在这个自主性的“微型场域”里，你能无拘无束地参与自由讨论并且进行自己的文学实践，用文学的武器大胆率直地反对任何与自己观点相冲突的人，并以自己纯粹的文学实践争取文学资本，因为你的位置并不依附于任何他人，你可以在“圈子”中自由进出。[4]在这样的设想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文学权威对于圈子内部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应该本着文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不应该压制。因为布迪厄的研究表明，受到认可的权威能够使得场域内部的其他成员“免受异治性的诱惑”，而且，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往往也最容易引入“异治性”。[5]所以，无论是为了“圈子”内部的自主性、还是为了整个文学场域的自主性不受“异治性”的侵入，文学权威都应该以民主和平等的态度对待成员。

　　文学出版与文学公众

　　自主性的文学圈子的形成及其有效的文学活动必然会有着相应的出版实践，在当下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由于同人刊物的不太可能，自觉地以不同的方式“介入”文学出版便是这种实践的重要方式，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变“被动”为“主动”，改变或缓解文学出版主导文学并且侵害文学自主性的状况。

　　实际上，这样的设想并非没有实际的历史基础。“文化大革命”以后，最早的以“《今天》派”为突出代表的文学圈子介入出版的文学实践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今天》派”的圈子活动与出版实践直接开启了后来遍布全国的“文学社团”和民间刊物。一九九○年代以来，这种方式仍然是部分文学知识分子争取自主性的重要策略，只是这种介入，一方面置入了新的历史语境，从而也遭遇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新的历史压力，另一方面，介入出版的具体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

　　一九九○年代以来，文学圈子介入出版的第一种方式，仍然像当年的“《今天》派”那样出版民间刊物，即自主出版“非正式”的文学刊物。这些“圈子”刊物，有的创办于一九八○年代，有的却是一九九○年代的新刊，它们大都是一些诗歌刊物，主要发表被“正式”的文学出版出于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原因而冷落的诗歌作品。在这之中，主要有周伦佑编的《非非》、韩东主编的《他们》、肖开愚和孙文波创办的《反对》、钟鸣等人创办的《象罔》、陈东东编辑的《倾向》和《南方诗志》、中岛编辑的《诗参考》、刘漫流等主办的《海上》、傅维和钟山编辑的《写作间》、藏棣和西渡等人的《发现》、芒克等发起的《现代汉诗》、周瓒等人编辑的《翼》和朵渔等人的《下半身》等等。但这些刊物由于印数有限，而且多在民间流传，加之它们的“非正式”身份，极易被国家视为“非法”出版而中途夭折，所以，不仅其生存非常艰难，而且其影响也相当有限。

　　文学圈子介入出版的第二种方式，则是与“正式”的文学出版进行合作。他们或是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圈内作品，或是为圈内作品寻求在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由于很多期刊对于圈内作品的录用均都“删除”了圈子的名义从而避免了这样的名义所将引发的合法性问题，所以，文学圈子对于文学出版的更有意义的合作，应该是民间刊物《非非》出版于敦煌文艺出版社的《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和《他们》出版于漓江出版社的诗作选《他们》。[6]一九九○年代后期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诗歌“圈子”相当活跃的文学出版实践，也是极富价值的“介入”出版的行为。

　　一九九○年代后期，随着互联网络的形成，文学圈子的出版行为有了一种新的方式，这便是形形色色的诗歌网站比如“诗江湖”、“诗生活”和“橡皮文学网”的创办。这些网站，不仅发表了圈子的文学作品，而且还能够开展有关的文学讨论，从而有助于形成微型的文学公共空间。

　　上述圈子介入出版的既有实践为文学圈子介入出版的主动性与自觉性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启示，但是，文学圈子的介入出版尚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值得考虑：这就是实行介入的目的与方式都不应该仅止于获得“正式”出版物的“承认”，也不应该仅止于作为文学出版的“稿源”或是向读者展示自己的文学成果(虽然这一切都相当重要)，而应该在上述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坚持不懈的积极努力，依靠自己或者联合其他的文学圈子积极参与文学出版，力图在文学出版实践中贯彻自己的理念，并在文学期刊的栏目设置、办刊宗旨、编辑思想和读者定位方面发挥影响。

　　在文学出版特别是文学期刊方面，也应该放弃“出版主导”的幻觉。目前所谓的“出版主导”，不过是在“读者市场”的主导之下去“主导”或操作文学。在此意义上，文学出版的被动性更加突出。这是因为，文学出版接受“读者市场”这样一双“看不见的手”的主导，其命运更加难测。这样一来，如何调整文学出版与读者间的伦理关系，就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在市场化的社会转型中如何重建作家——编者——读者间的伦理关系，一直是一九九○年代以来文学期刊的基本关切。“一改传统文学期刊在计划经济下主要为作家服务的宗旨，取而代之以市场经济下为大众读者服务”，[6]似乎已成了文学出版的基本共识。但在其中，避开“要么为作家服务、要么为读者服务”这样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避免陷入新的陷阱，无疑是一种极富价值的出版实践。这种实践，主要是在处理自己与读者的关系时，不取一味“迎合”的姿态，而是怀有对读者进行转换的“抱负”。

　　《上海文学》在推出“新市民小说”的时候，曾在一则题为《让文学吸引市民》的“编者的话”中有过这样的文字：

　　亲爱的读者，作为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编辑出版的文学刊物，它首先应

　　该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它所发表的大部分作品是能够吸引市民的。“吸引”这个词

　　同“迎合”二字并不同义也并不等值。“迎合”往往是指降低了文学自身的美学要求去

　　为读者层中较为浅层次的心理欲求服务；“吸引”则是首先把握住文学自身的审美理

　　念，召唤读者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便在纯粹的商品市场上，真正有生命力的往往

　　也不是那种仅仅满足消费者普泛性的当下需要的商品，而是那种在满足需要的同时又

　　“唤醒”一种潜在的未被普遍意识到的更高需要的商品。这样一种既满足人民的需要

　　又“创造”出人民的更高需要的物质产品，是真正有前途的产品。作为精神产品的文

　　学之花，应该更能胜任这一项满足需要、唤起需要、创造更高需要的审美提升功能。

　　[7]

　　《上海文学》所追求的“编读伦理”，显然不是“降低了文学自身的美学要求”的一味“迎合”，而是对读者的“唤起”与“创造”。其所“创造”的理想读者，已经不只是具有“浅层次的心理欲求”，而是有着一定的审美追求和精神关切。其对文学刊物的阅读，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或消遣，而是具有深厚内容的精神活动。在此情境下，编读之间的“编读”行为，实际上就是具有共同的文学准则和精神平台的“文学交流”。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曾对“文学消费”和“文学阅读”做过明确区分。他指出：“文学消费和文学阅读并不是一码事”。[8](9)真正的文学阅读能“使读者与作品中的宇宙建立起新的关系”，[8](91)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对话”[8](77)关系。在此关系中，读者能够“参与到作品中去”并且以此来“发掘它的文学意义”。[8](77)这样的读者通过文学出版与作家联系在一起的，“是文化修养上的共同性、认识上的共同性以及语言上的共同性”，[8](77)是对文学审美和精神家园的共同追寻。

　　《上海文学》和埃斯卡皮心目中的文学读者显然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消费者或文学大众，而是具有一定的规定性的“文学公众”。把文学接受者由政治意义上的“人民”和消费意义上的“读者”转换为“公众”，正是文学出版的历史性责任与契机。文学期刊只有将其“读者”转换为期刊公众，他们之间才会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联系。在这样的联系中，由于期刊公众与期刊所共同关心的，实际上是共同的“文学”，具有埃斯卡皮所说的文化、认识、语言和精神上的“共同性”，因此，这样的联系才不会像其和“读者市场”的关系一样，只具有表面、随意、不可捉摸甚至是稍纵即逝的特点，而是极为深刻、稳定、持久和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7]

　　文学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介入”

　　我们对当下中国文学场域自主性问题的思考，经由“文学权威”——“文学圈子”——“文学出版”——“文学公众”这样的逐层推进，不仅显示出一幅激动人心的未来景观，而且还有着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很显然，上述四种行动者或位置所组成的泛义的文学场域，已经接近于形成了一个哈贝马斯所说的“文学的公共领域”。在这样一个文学场域中，写作者、出版者和阅读者实际上就是在文学的法则之下进行着深刻的精神交流与文学对话。每一个行动者都有着充分的自主性，都不需要“依附”于他者或者对他者进行“主导”。文学期刊既不是用来谋取政治资本的“工具”，也不是用来谋取经济资本的“工具”，而只是一种“中介”或一个“平台”。在这样的“中介”或“平台”之上，作家、批评家、文学编辑、文学公众自由地以文学作品或论述性文字进行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对话与交流。作家和批评家们既可以像《上海文学》所追求的那样经由文学出版而对文学公众进行文学审美或思想精神方面的“满足”、“唤起”、“创造”和“提升”，文学公众亦可以摆脱一般读者所往往具有的满足于“好看”与“可读”的浅层次的消遣心态，进而经由文学出版而与作家和批评家们进行交流并对他们的文学实践产生影响。[8]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充分自主的公共领域中，文学知识分子既可以对公众实行“启蒙”，也可以吸纳公众的意见而进行自我启蒙或“被启蒙”，自由自主、生气勃勃的文学创造与精神交流，将是这一空间生动迷人的精神特征。由这样一些不同的微型场域所构成的整个文学场域，必将不断地接近自主性的文学梦想。

　　无论是布迪厄所倡导建立与捍卫的有着充分的自主性的文学场域，还是哈贝马斯所极为重视的“文学的公共领域”，都不应是文学知识分子自闭于社会的“象牙之塔”。在布迪厄那里，文学知识分子应该充分运用文学场域所赋予的文学资本并“以自主的名义介入到政治场”中。在《艺术的法则》的结尾，布迪厄非常明确地描述了这样一种特殊的介入方式：

　　知识分子是双维的人，他们要作为知识分子存在和继续存在，只有(而且只有)

　　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权威，这个权威是由一个自主的(也就是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

　　权力)知识世界赋予的，他尊重这个世界的法则；此外只有(而且只有)将这些特殊

　　权威用于政治斗争。他们远非如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处于寻求自主(表现了所谓“纯

　　粹的”科学或文学的特点)和寻求政治效应的矛盾之中，而是通过增加他们的自主性

　　(并由此特别增加他们对权力的批评自由)，增加他们政治行动的效用，政治活动的目

　　的和手段在文化生产场的特定逻辑中找到了它们的原则。[5](396)

　　实际上还不止于此，按照布迪厄的理论，文学知识分子还应该并且能够运用文学场域所赋予他的文学资本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场域中进行斗争，这种斗争，自然也包括了对于市场、对于经济场域的极力“介入”，这样一来，我在前面所指出的损害着一九九○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自主性的两种力量虽然在后来的讨论中遭到了“忽略”，但是，自主性的建立一方面是在反抗着损害着它的上述力量，另一方面，文学知识分子还应该“以自主的名义”反过来对它们进行“介入”。这样，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就绝不仅仅是在实践中开辟着文学自己的道路，而且还将把文学所代表的自由、正义、美与人道这样的普遍价值极力贯彻于其他场域。文学知识分子文学实践的历史意义，就绝不仅仅在于其自身，而是更加广阔地指向了社会。

　　[1] 2001年，《上海文学》的第3期发表了李陀的一篇访谈性文字《漫说“纯文学”》，这篇访谈对于“纯文学”的概念进行了批评性的反思，由此，该杂志开展了一场关于“纯文学”的讨论。这场讨论的重要文章随后还有薛毅的《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张闳的《文学的力量与“介入性”》、葛红兵的《介入：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信念》(《上海文学》2001年第4期)、韩少功的《好“自我”而知其恶》、吴炫的《文学的穿越性》、王光东的《文学意义的当下思索》(《上海文学》2001年第5期)、南帆的《空洞的理念》、王斑的《文学的危机与市场》(《上海文学》2001年第6期)和罗岗的《文学：实践与反思》(《上海文学》2001年第7期)等。后来，蔡翔又发表了《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继续探讨这一问题。著名的“纯文学”作家残雪也发表了《真正的纯文学形势大好》发表对“纯文学”问题的意见，《北京日报》2002年6月23日。

　　[2] 2002年，《北京文学》又“热掀文学存在理由的讨论”(《文汇报》2002年7月3日谢娟文)，相继发表了周政保的《从文学存在的理由说起》(第2期)、李洁非的《也谈“可读性”和文学壁垒》(第5期)、邓刚的《读者是“看官”》(第5期)和雷达的《为什么需要和需要什么》(第11期)等文章，就“文学存在的理由”进行讨论。

　　[3] 布迪厄曾经描述过理想的获得了自主性的科学场域的基本状况，我们庶几可以按照这样的描述来推想文学场域的自主性状况：“科学场域应是这样的一个领域，研究者置身其中，保持独立，在彼此发生异议时，应该抛开一切不合科学的手段——首先就要避免以学术权威压人的行经。在一个真正的科学场域里，你能无拘无束地参与自由讨论，用科学的武器大胆率直地反对任何与自己观点相冲突的人，因为你的位置并不依附于他，或者说，因为你可以在别处另谋他职”，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233页。

　　[4] 布迪厄是这样来描述理想的科学场域的基本状况的：“科学场域应是这样的一个领域，研究者置身其中，保持独立，在彼此发生异议时，应该抛开一切不合科学的手段——首先就要避免以学术权威压人的行经。在一个真正的科学场域里，你能无拘无束地参与自由讨论，用科学的武器大胆率直地反对任何与自己观点相冲突的人，因为你的位置并不依附于他，或者说，因为你可以在别处另谋他职”，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233页。

　　[5] 布迪厄曾经指出：“有一条社会法则，适用于我所研究的所有文化生产场域，包括艺术、文学、宗教、科学等等，就是说引入异治性的行动者，是那些根据场域或特定标准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这就是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中那位于松内先生所遵循的模式。······他是那群作家中最具异治性的一个，按照文学场域的特定标准，他正是最没出息的一个，也正因为这个，他最容易受到美人鱼的蛊惑，也就是说受到政府、社会显要、政党等方面的利诱”，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35页。

　　[6] 周伦佑选编：《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版；小海、杨克编：《他们》，漓江出版社1998年5月版。

　　[7] 笔者对此问题的讨论，受到徐贲的启发，参其：《让读者成为公众》，《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10月号。

　　[8] 埃斯卡皮曾经指出过这一点，他说：“这类读者也就是作家本人所属的、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他的创作内容的社会阶层”，《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77页。这样的交流如何进行，是一个颇具实践意义的问题，笔者以为，很多文学期刊所曾采取的“读者联谊”、“有奖参与”之类的活动和“读者评刊”、“读者沙龙”、“编读往来”一类的栏目以及过于简陋的“读者调查”往往流于形式，只具有表面性的“公共关系”的功能，其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促销”。文学期刊似应以此为基础，将这些活动或栏目转换为深刻的“公众交流”。但是，由于纸质媒体本身的局限，这种交流的开展颇受限制，因此，文学出版更应该充分运用在此方面最具潜力的互联网络以形成充分有效的公共空间。实际上，《二十一世纪》(香港)和《东方》这两家思想文化性刊物利用“世纪中国”网站所开展的公共讨论，应该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意义。不过，文学出版如何建立这样的公共空间，尚是一个相当具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