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代的中国书写

——林建法编《2008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序

　　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在课堂上，不知道是由于怎样的话题，谢冕先生很开心地说起一位前辈诗人在题赠给他的一本书中，尊他为“谢冕选家”。身为一位著名学者和著名的诗歌批评家，谢冕先生很特别地开心于被称为“选家”，我想，一定是由于“选家”所从事的工作也有着特别的快乐和特别的成就感吧？林建法先生坚持数年、乐此不疲地编选小说年选，他在这样的工作中，一定也同样体验了诸多这样的快乐和这样的成就感。我能想像他在每一年度的众多作品中潜心阅读、很细心地斟酌和遴选的劳作与辛苦，更能想像出他在这样的辛苦中不时会有的发现的惊喜。我想，这种发现的惊喜，就是我所以为的“选家的快乐”了。“选家的快乐”由此而来，而选家的成就感，却是由选本的意义与价值所奠定。在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文学史格局的形成，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选本的意义与价值是毫无疑问的。选家们的独特贡献与他们的重要性，理应得到应有的评价。这些年来，出版界盛行着文学年选的出版，这种在时间上与创作几乎同步的编选实践，实际上还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方式，它不仅是对上一年度的文学创作的集中检阅，还是对文学现状的特殊与及时的引导与介入。正是在这样的检阅、引导与介入中，一个年度的重要作品得以确认，而一些值得重视的文学动向和重要问题也被编选者所突出与强调。所以我说，文学年选，其实还是一种反思，一种总结，一种对新的创作倾向与文学可能的揭示与把握。某种意义上，正是在这些很多方面，体现了一位选家独特的眼光与关怀，也决定了一部文学选本的意义与价值。

　　对于中国来说，2008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恰满30周年。在这个年份中，社会各界都曾经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望与总结这30年的历史性成就，形形色色的会议、仪式、电视节目、新闻报道和纪念活动，都在呈现和书写着这30年的历史记忆与中国现实。中国书写，成为2008年的中国最为重要和最为广泛的社会书写实践。但在这些面广量大的书写实践中，甚嚣尘上和占据主流性地位的，主要是那些对改革开放以来辉煌成就的激情叙述、乐观总结和充分体现出信心与豪迈的关于“大国崛起”的自我想像，我们的文学所书写的中国——这也许更加重要、更加独特、也更加深刻的中国书写——却亟待我们及时地总结与呈现。也许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与责任，林建法对2008年中篇小说年度遴选的最为主要的精神关切，才集中于作品中的中国书写，集中于这样的书写所具有的独特性、丰富性与深刻性。2008年，也许只有这样的书写，才能帮助我们接近真正的中国；也许也只有这样的书写，才能充分体现现时代的我们所应具有的真正的中国精神与中国情怀。通过一个年度选本，非常自觉地寻绎和突显文学知识分子不囿时流的精神立场，发掘和弘扬现时代的人们真正深刻的中国书写，也许正是林建法在这个选本中所欲贯彻的编选原则和深远用心。

　　一

　　在为林建法编《2007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所作的序言中，[1]施战军曾用“中国叙事”这样的说法来把握林氏年选的基本特点，而我在这里所使用的，却是“中国书写”这样的说法。我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书写，主要指的是对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的精神、命运与生存的自觉书写，这样的书写，应该充分体现出文学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真正独立的精神意识与话语立场。当然，这样的概括似乎有点过分的抽象与空泛，表现在林建法所选的具体作品中，显然要更加生动，也更加丰富。

　　见证与回望改革以来的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实，是艾伟的《乐师》、葛亮的《阿霞》、魏微的《在旅途》和劳马的小说《烦》所具有的共同特点。而这些作品中的见证与回望，大多又是通过对时代现实和历史变迁中诸多人物的精神、命运与生存的书写来完成的，其中既有突出的批判精神、悲剧意识与历史感，也有令人动容的精神伤悼与人生反刍。

　　艾伟《乐师》中那位服刑多年终得出狱的乐师吕新对于女儿吕红梅的寻找，以及他在出狱后的社会经历，特别是他对女儿一家真实生活逐步深入的了解，实际上使他非常自然地扮演了一位典型的见证者的角色。二十年的刑期，使他的出狱成了对于现实人生与社会生活的重新进入与回归。他与现实的遭遇，因此也成了见证。这二十年，占取了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主要年份，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以及其中广大民众的人生悲欢与命运浮沉，许多都发生于这一个时期。无论是于谁而言，二十年的刑期都非同小可。而对吕新来说，他正是在服刑中由中年步入了老年，他的包括酗酒在内的很多恶习都已在刑期纠正。“二十年的改造，让他可以过简单的生活了。只要能吃饱，他就可以活下去。他什么苦都能吃了”。他在内心中，似乎已是确定无疑地以为：“他什么苦都能吃了”。但是他哪里知道，他的刑期并没有结束？他的二十年的刑期甫才结束，新的刑期复又开始，而且在实际上，这一轮的苦刑更可能会使得他难以承受。

　　吕新的新一轮苦刑开始于初冬。正是在这样的时节，他开始了对女儿的寻找。“初冬，满大街都是落叶，风一吹，落叶满天飞。空气显得干燥而清冷。这让他有一种回到从前的幻觉。奇怪的是，从前的生活在他的回忆里竟有了安静而温暖的气息。他的心里突然涌出一个念头，他要找到女儿。他想看看她，至少应该知道她生活得好不好。他抬头看了看天。天色昏沉，像是要下雨了。一阵风吹到他的脸上，痒痒的。他意识到自己流下了眼泪。”这样的叙事基调低沉、凄清，却也有着回忆与希望带来的温暖。但是随着寻找的展开，他所看到的，却越来越是他不堪忍受的现实，而他所体验到的，也越来越是痛苦与绝望。一方面，他在已然陌生的省城中的种种经历——立交桥、歌舞厅、杂乱的广场、地下室、黄德高、马脸男人——都使他一一见证着社会现实的怪诞、混乱与险恶；另一方面，他在真正进入了女儿的生活后，所见证与回望的，却是女儿二十年的艰辛和对他来说更加切身的残酷现实。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女儿吕红梅一家无疑处于社会的底层。吕红梅们的生活，才是中国最为广大和最为真实的生活。吕红梅夫妇，一个是二十年来历尽艰辛、母丧父囚的“孤儿”，一个是三十年前的对越战争中保家卫国、英勇立功的残废军人。他们的生活历尽艰辛，他们贫苦、卑微、无告，面对这些，这不禁使“吕新的心中充满了悲哀。现实就是这么残忍，残忍得让人无法面对。他有一种深刻的无力感。他的存在对红梅来说毫无作用，他帮不了她任何忙。他伤害了她，但他无法弥补她。他是多么无能。······他甚至觉得自己还是呆在劳改农场更要好一些。也许一辈子不出来，红梅会更安宁一点。他也会更安宁一些。这样，也不用面对残酷的现实了。”这就是在经历了新一轮苦刑后，吕新的最为深刻的感受。正是由于这样的感受，他才在最后作出了近乎荒谬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选择：他试图以抢窃银行、故意作案的方式重回监狱。当然，我们并不能根据吕新的选择作出狱外现实反不如监狱的简单论断，相对于社会现实的实际变迁，这样的论断显然也过于极端，但是对作品中的吕新来说，他的选择显然又相当合理，因为这无疑源自于其自身最为切己的绝望与伤痛，源自于其无法面对的痛苦现实。如果我们硬是要将他的选择视为是对这些年来的历史实践与社会现实特别是其中民众生存的某种批判，那这种批判，显然也只是他个人的。但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相当独特和个人化的中国书写。

　　但这样的批判和这样的书写，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珍贵。它足以揭穿、修正和击溃那些主流性书写的肤浅、虚妄与遮蔽，让我们接近真正的中国，不失其职地显示文学应有的意义与尊严。在此意义上，艾伟的《乐师》无疑是一篇相当重要的力作。它以一种相当特殊的构思方式对近二十年的中国历史、现实以及其中广大民众的精神、命运与生存作出了独特有力的个人化书写。

　　与作品中的吕新一样，艾伟似乎也是位“乐师”。他的小说，便是他所演奏的乐曲，是一首充满着浓重的感伤、绝望与愧悔的低回动人的哀曲。吕新对女儿的一次次寻找与一次次接近，实际上就是艾伟对音乐中的“重复”艺术的借用。他让这些往复不断的寻找与接近重复出现，使得叙事旋律般地推进与展开，而作品的叙事语言，却又是那样的沉缓与克制，它与不断重复的叙事一起，共同形成了作品哀婉动人的乐感。而这样的乐感，又辉映、交织甚至笼罩于作品中屡次出现的肖邦的《马祖卡舞曲》，更使作品充满了音乐的氛围。但是在另一方面，小说之中《马祖卡舞曲》的意义与功能又远不至此。她不仅联系着吕新、吕红梅和小外甥三代人的身世，更是他们的精神深处对于幸福的向往。所以说，她还是希望。她还是底层民众在他们灰暗无告的生存中所看到的近乎惟一的光亮——“这是一首欢快的乐曲，音乐跳跃而欢闹，有点俗气，但又有一种浪漫气质。听着这音乐，你会觉得有无数人聚在一起尽情起舞”。吕红梅一样的无数的人们，他们所生活的老街虽然“房舍破旧，道路狭小”，但是“此刻，这音乐把这安静的老街照亮了”。也像是诗篇，艾伟在批判性地揭示当下中国吕新和吕红梅们痛苦绝望的精神与生存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光亮，给了他们希望与安慰，虽然这光亮是那样的隐约、微弱、遥远和渺茫。

　　实际上，光亮离他们并不遥远，她就在民众的精神深处。葛亮的小说《阿霞》便让我们相当真切地看到了这一点。和《乐师》一样，《阿霞》也是一篇关于见证的小说。见证与回望，也同样是这篇小说最为基本的精神姿态。

　　《阿霞》是一篇“外来者”的故事，主要写的是大学生毛果在一家小餐馆中实习打工的经历。正是在这次实习中，毛果见证了一群打工者的生活，见证了他们的艰辛、不易和他们之间相濡以沫的团结。打工者的生活是这些年来的很多小说都曾书写过的中国现实。而《阿霞》的意义却在于，它超越了很多同类题材作品中的所谓“底层写作”，也超越了很多同时代作家的其他写作，具有了文学最为可贵的精神品质。在此方面，韩少功的评价很值得引述。韩少功认为，“葛亮的《阿霞》是真正感觉力强大的小说。一个‘缺根筋’的底层女孩，一种坚强、美丽、充满隐痛的人生，被多少人排除在感觉之外，却在葛亮的纸面上呼之欲出，其变化多端的形态和细致入微的内心，被高精度地感受、捕捉、显影、强化，并且最终给予简洁的表述。这种得心应手的造型笔墨，饱含着清鲜欲滴的感觉，只是它指向他者，不光是指向自我；指向贫贱，不光指向豪奢；指向本真，不光指向流行——从而与传媒上大量的无病呻吟拉开了足够的距离。给这篇小说戴上一顶‘底层文学’的帽子当然不算太难，但这显然不足以描述它在我们心里的打击和震波。这个作品对一般政治和道德立场的超越在于，它昭示一个人对艺术的忠诚，对任何生命律动的尊崇和敬畏，对观察、描写以及小说美学的忘我投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这个时代感觉僵死症的疗治者之一。诸多‘人已经退场’、‘个性已经消亡’、‘创作就是复制’一类的后现代大话，都在这一位年轻小说家面前出现了动摇”。[2]韩少功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小说技术的把握与分析，和他对《阿霞》在当下中国文学背景中的重要意义的突出强调与高度评价，无疑都相当精辟，但我还认为，《阿霞》的意义远不至此。

　　前面我说过，《阿霞》属于见证者的文学。它通过毛果的眼光与经历，不仅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民众的艰难生存，更是揭示了他们精神的光芒。这样的光芒，不仅存在于为了子女而历经磨难甚至是不顾尊严的阿霞父亲的身上，也存在于性本纯良但却因为家庭的原因被迫窃款的安姐那里。《阿霞》中的工友们虽处底层，但是他们相濡以沫、团结互助，而又不失基本的底线与原则，他们的灵魂，有着一种慈悲、温厚和淳良的光芒，而这样的光芒，同时还有令人尊敬的正直、诚实与尊严，我以为这在阿霞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诚如韩少功所指出的，小说中的阿霞是一个所谓“脑子有病”的“一根筋”式的底层女孩，或者不如直接地说，她就是一个虽属轻微却又十分典型的精神病人。但她的病症，却主要是正直、善良、不谙世故的单纯和绝无机心的诚实。如果我们在福柯的意义上来思考，那么在精神上患病的根本不是阿霞，而是我们。我想我们每一位读者在读到阿霞出人意料地对安姐的揭发时，都会生出惊愕的感觉并对阿霞的举动作出“忘恩负义”的指责，而当后来，在我们读到她拿出全部的积攒去看望病中的安姐时，又都会为自己前面的指责而羞愧不已。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行动中，阿霞的品格迸射出了光芒。这是一种因为过分的世故而丧失原则的我们所一度忽视的光芒。这样的光芒令我们羞惭，但也在本质上真正维护了劳动者的尊严。仿佛是一记记响亮的耳光，小说中的阿霞时常会以她“精神病人”所往往特有的“出其不意”的言行抽打着人们，抽打着这个貌似正常的时代与社会。在这样的意义上，《阿霞》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以其相当独特的方式对我们的时代作出了有力的精神批判。

　　和小说中的很多人一样，阿霞的命运自然是悲苦的，她的处境也足够卑微，而现实又无情地给她不断带来新的打击。相对于正常的人生，相对于呼啸前行的时代，她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她注定只会是一个蛰居乡间的村妇而被“远远地”抛弃在社会的底层和时代的“后面”。这正如作品在最后所写的：“阿霞远远地在后面了”。她的注定远去的身影，既让我们心酸，也让我们难以释怀。葛亮的小说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它既是对时代与现实的批判与指控，也在向我们强烈地提醒与呼告：我们不应该不顾念阿霞！不应该忘记世界上还有很多像阿霞一样的人们！因为一段见证，一段短暂的实习经历，作为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毛果那么早就开始回望了。正是在这样的见证与回望中，毛果发现了阿霞，发现了像阿霞一样的底层的人们。知识者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基本主题和一种最为常见的叙事模式，见证、认同、悲悯······，这样的故事，在葛亮的小说中，具有了新的时代性内容。

　　二

　　在上面的文字中，我以较多的篇幅谈论了《乐师》和《阿霞》。因为我认为，在2008年的中篇小说创作中，它们是两部不可多得的精品和力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篇作品还出自于两位相当年轻的作家之手，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特别的兴奋与欣慰。

　　实际上除了上两部作品，以见证与回望的精神姿态自觉书写这些年来的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在劳马的《烦》和魏微的《在旅途》等小说中，一样有着相当突出的表现。劳马的《烦》所写的是一位叫做沙胡的哲学教授，在当前这样“浅薄势利的时代”中，即使他身处高等学府也显得不合时宜，产生了“烦到了极点”却又“只能忍受”的痛苦体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回到了阔别二十六年的家乡。但让他震惊的是，“记忆中的家乡完全变了模样。存留于脑海浮现于梦中的小镇街景已是面目皆非了”。到处是喧闹，到处是嘈杂，到处是“花里胡哨”的所谓“繁荣”。而昔日的师友们也都运命各异，花样百出。对于这位精通海德格尔的哲学教授来说，实际上他已没有了家园。他在家乡所体验的，仍然只是“烦”。通过一次失败的回归，劳马的小说在见证二十多年来的乡土变迁的同时，从一个相当重要的角度揭示了这种变迁的精神后果。正是在对这种变迁的见证与回望中，劳马的小说对我们这些年来的历史实践和社会现实作出了有力的精神批判与嘲讽。

　　在劳马的小说中，“在旅途”的哲学教授沙胡所体验的是日常的或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烦”，而女作家魏微则在其名曰《在旅途》的小说中，同样也写了一位“在旅途”的成功人士李德明，但是李德明的精神痛苦，却是不同于“烦”的落寞与凄凉。作为一位投资公司的副总，李德明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万人钦羡的典范与梦想，实际上，简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在精神和情感上十分落寞：“这些年来，李德明偶尔就会‘落寞’来着，恍若一阵空穴来风，他心里突然就空荡荡的，像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沉”。人生中途，在他功成名就的今天，他却在重新翻检着自己的人生：“他发现他这一生全错了，已经来不及纠正了”，“当年那样一个沉着稳重的青年，谁会想到，二十年后会变得这样猴急焦躁？就仿佛他们每个人都在一条路上狂奔，这其中细微的变化，一年两年看不见，待十年二十年猛一回头看，那真是触目惊心”。在一个孤寂落寞的长假，二十年来一路狂奔的李德明终于在思考：他的人生到底在哪里发生了差错？正如他所进一步追问与自省的，“这些年他每走一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还是错了；所以说这不是他的问题，错是不可避免的，悲剧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在魏微的小说中，导致了李德明的悲剧的，只可能是他和我们所共同处身的时代——“外面是浩浩的时代的风，从远古吹到今天”、“在他们的身后，是一个时代的富贵温柔”······在小说中，魏微不仅书写了李德明对自己近二十年人生的痛苦反刍，还很自觉地拷问了时代。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作家特意书写了两段旅途中近乎荒诞和嘈杂混乱的场景，这样的场景，显然是作家所刻意寻找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象征和典型病相——要知道在小说中，开始部分的场景，实际上与李德明的故事毫无干系，无疑是作家的刻意安排。确实如此，还有怎样的场景能够更加典型地代表我们的时代呢？无论是魏微的《在旅途》，还是劳马的《烦》，抑或是艾伟的《乐师》，都很特意和不约而同地书写了这样一种混乱嘈杂、荒诞不堪的时代景象，这样的景象，正是我们时代的典型象征，也是作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见证。我还应该指出的是，这几篇小说除了共同指认了我们时代的病相，它们所回望的历史时期，也恰都是我国的历史变革最为迅猛的近二十年，无论是吕新(《乐师》)，还是李德明(《在旅途》)和沙胡(《烦》)，他们所见证、回望与反刍的，都恰好是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其中的现实人生。非常明显，这几位作家都在以见证与回望的精神姿态相当自觉地书写着中国，书写着中国社会这些年来的历史变迁以及其中芸芸众生的精神、命运与生存，在那些“主流性”的中国书写外，提供了别一种深刻的书写。

　　当然，别一种深刻的中国书写在迟子建的《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和叶舟的《羊群入城》等作品中，则又有着另外的内容。这几篇小说都写的是“乡土中国”。乡土中国，一直都是中国现当代作家最为重要的精神关切和他们作品的重要内容。乡土小说，也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中数量最多、成就最大、也最成熟的小说类型。但近年来，乡土小说的创作却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集中出现了大量的在城/乡关系的背景或模式中来书写乡土的作品，比如表现“城/乡冲突”或“乡下人进城”的作品，就一直处于兴盛不衰的状况，至今仍然，是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史上这类作品出现得最多的时期。但就是在这样的潮流中，迟子建等人的上述作品，却展示了相当独特的成就。

　　《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和迟子建以往的很多小说一样，散发着浓烈的乡土风情。作家将十来个人物聚集在一个腊八夜的鄂伦春客店里，人物先后出场，形貌各异，各自有着独特的性格与命运，这无疑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但就是在这样一篇中篇规模的小说中，迟子建却讲述了云娘、顺吉、刘志和一对为死去的儿子做冥婚的夫妇的故事。它们都是关于伤痛的故事：顺吉的伤痛，来自于她打猎时动物的袭击；而那对夫妇，却是因为儿子的牺牲；作为一位萨满的后代，继承父亲衣钵的云娘因为擅于通过作法来呼风唤雨、消灾减难和主持正义，而被人们普遍地尊敬与爱戴，但在其内心，却有着难以尽数的伤痕和哀痛。父亲的死、丈夫的死，还有母亲的死，这些穿越岁月、深埋内心的伤痛，至今仍使人“无不为之泪垂”······而构成小说主要内容的，却是一个“罪案故事”，写的是一位下岗了的叫做刘志的前林场工人因为贫困所致的盗窃，而盗窃的物品，只不过是用来度过年关的一袋面粉和一条猪肉。随着小说对真相的揭示，我们发现了刘志令人震惊的艰难生存。正是出于对刘志的同情，警察老刘隐瞒了真相。但是老刘的宽囿，却使过于憨厚和鲁直的刘志羞愧得斩断了自己的三根手指。而其断指的成功再接，必须尽快赶到省城哈尔滨才能完成。但很不幸的是，铁路的提速却使得布基兰小站不再有快车的停留，如何使刘志搭上呼啸而过的快车，成了腊八夜的人们共同的焦虑······张新颖在谈论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时，曾经指出作家具有将“个人的生命伤痛和更多人的生命伤痛连到了一起”，从而使个人的哀伤扩展为广阔生活的基调，变得更加厚重、基本与普遍的特点。[3]我以为这样的特点在《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中表现得同样明显。那么多的哀伤，那么多的痛苦，都在腊八夜的人们的互相关切中得到了抚慰，这正如顺吉在作品的最后所感叹的——这是一个“有神的夜晚”！

　　但是在另一方面，迟子建对伤痛的书写，却又不止于此。在作品人物的种种伤痛中，她所更加着力的书写，实际上是刘志的伤痛。而且更重要的是，她还对刘志的伤痛进行了追问。我以为在现实生活中，刘志的断指悲剧本不该发生，就他的品格而言，他也绝不该发生盗窃的行为，但是在实际上，这样的悲剧不仅已发生，而且在他的下一代——他的儿子豆瓣身上，出现了同样的行为——豆瓣偷窃了孙镇长保佑自己官运亨通的大红宫灯。如此一来，作家就将对伤痛的追究扩展和深入到对社会现实的严厉批判，如果再联系到作品中的老齐和顺吉等人对于镇干部的痛恨与反感，作家乡土批判的意图便显得十分强烈。迟子建在这篇小说中的主要意图，实际上就是揭示和书写乡土中国的现实伤痛，并且通过这种伤痛，进一步控诉和批判乡土中国的某种现实。在这篇作品中，作家以其相当独特的构思将这种现实缩略于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缩略于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乡野时空，实际上寄予了相当深刻的社会内涵——火车提速，这样一个蛰居山野的布基兰小站在提速中“成了火车线上的毒瘤”而被很当然地“切除”，快车不再在此停留。而“布基兰”，这一萨满教中神衣上的喇叭实际上便在发出这样的呼喊：时代的列车再怎么迅猛，也不应该忽略这里的人们，也不应该忽略遍布和隐伏在乡土中国最深处的巨大伤痛。这就是迟子建的《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所作出的深刻和独特的中国书写。

　　在迟子建的《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中，城市(哈尔滨)成了布基兰的人们急于奔赴和难以企及的梦想。但是在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和叶舟的《羊群入城》中，它却成了乡下人置身其中的生存现实。王安忆以其一贯的成熟老到和不失水准的从容，书写了一位来自乡土但却谋生于大上海的小皮匠的故事，弄堂世界的日常生活仍然是作家的主要关切。在《骄傲的皮匠》中，弄堂里的人们或者是忙于生计，或者是飞短流长、勾心斗角。谣言、牌局、勾引、调情······仍然是作品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其中，弄堂口的小皮匠却很深入地介入了进来，并且在与爷叔的冲突和在与根娣的私情中体现出他道德的骄傲。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小皮匠是一个类似于富萍(《富萍》)但却比富萍更加结实的人物。他健康、明朗、沉着、自信，既有坦荡的生命欲望而又不失道德上的克制与自持。在他的映衬下，弄堂里的人们不禁显示出精神上的促狭与委琐(比如金蓉，比如爷叔)。惟有根娣，这与小皮匠(根海)本自同根、同样是来自乡间的人物才得到了作家道德上的赞美。在目前大量的书写乡下人进城的作品中，《骄傲的皮匠》很显然地别具一格。当然在同时，在内容、风格和人物刻画等方面别具一格的作品，还有本书所选入的叶舟的《羊群入城》。叶舟的小说为我们带来了大西北的酷烈与浩茫。那种在风雪弥漫的广场上平娃和周大世之间因为生计、性格和职守而展开的紧张对峙，那种对城里人的愤恨，特别是平娃和待宰的羊只们的一一诀别，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悲剧气氛，撼人心魄。

　　三

　　相对于乡土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中有一个相当特殊也很重要的小说类型，那就是以机关或官场生活为题材的所谓“官场小说”，早期的如“百花文学”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均属于此。其实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小说中，这一类型的小说从未断绝，有时甚至盛极一时，成为全社会的阅读热点。不过由于“机关”或“官场”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这一题材的文学书写往往有着特别的难度，但其意义却无疑又十分重大。实际上我个人一直以为，官场小说的真正前途，是要在加强其文学性的同时由对官场内幕的热衷揭秘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小说。实际上在世界文学史上，政治小说向来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小说类型。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书写绝不能忽视对政治领域的关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治领域的文学书写才是对当代中国作家智慧与才能的最大挑战。

　　2008年，擅写“机关”的范小青又发表了《暗道机关》这样一篇中篇小说。《暗道机关》写的是一位房管局私房科的刘科长因为蹊跷于一处私房赎回案宗而千方百计地探寻事情真相的过程。故事的缠绕复杂和其中的层层迷障，很容易使读者在疑窦丛生的同时，和刘科长一样沉溺于对那处老宅中所谓暗道机关的追寻。小说充分显示了范小青层峦叠障地设置迷局叙述故事的非凡功力。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扑朔迷离、异常复杂的故事而已，但是在实际上，故事的背后却潜藏着作家相当深刻的精神关切。我们绝不应该简单地沉迷于对故事的追索而忘却对人物的关注。或许正是预料到这篇小说会有如此接受上的危险，范小青才煞费苦心地刻意将小说的几个部分分别名之为“刘科长”、“还是刘科长”和“最后的刘科长”。她正是想以这样的方法提醒我们对人物的关注。甚至在具体的作品中，作家还很特意地为刘科长安排了这样的心理独白：“不错，主角还是我。虽然不断地增加着新的人物和新的事件，但他们不能取代我的主要角色的地位。他们多姿多彩，终究也只是扶我这朵红花的绿叶······”。确实如此，作为一位机关干部的刘科长的精神性格与心理历程，才是小说书写的重点。

　　《暗道机关》中的刘科长是一个奉行着官场潜规则的机关干部，这在小说第一部分他关于自己如何与私房业主百般周旋的自我独白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刘科长的官场心理中，怀彩衣的赎房行为显然是令人费解的，因此他才费尽心机地去努力探访事情的真相。但是他哪里知道，他一旦把官场盛行的心理规则推及和延伸到官场之外的怀彩衣们的世界，必定会处处碰壁。他哪里能够真正发现他所臆想和虚悬的怀厚堂的暗道机关？他的穷根究底的不懈探寻的最后结局，只能是他的发疯。对于刘科长来说，以怀厚堂或过云楼茶馆为象征的怀彩衣们的世界，是一个他完全无法真正进入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安静、古旧、神秘与悠闲，还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与文化气息，不仅在小说中与刘科长的机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还是对官场心理和官场规则相当有力的嘲讽、拒绝与批判。小说中的老宅并没有什么暗道机关，真正的暗道机关，只是存在于官场，存在于像刘科长一样的官场人物的精神暗处。范小青所揭示与批判的，恰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政治暗道与精神暗道。在此意义上，《暗道机关》无疑是对官场世界和官场人物的一种独辟蹊径的精神分析，它为我所期待和想像的政治小说提供了重要的文学经验。

　　相比于《暗道机关》，于晓威的《弥漫》所写的并不是典型的机关和官场，而是一个叫化工检验所的半机关性单位，但其权力属性与潜在规则，则与官场完全相同。与《暗道机关》异曲同工的是，于晓威的《弥漫》仍然聚焦于人物的精神心理。小说中的丁文森由于对潜规则的不予理睬或违背不断遭到来自黑恶势力的报复、威胁与恐吓，加之以其婚姻方面出现的问题，他的生活中四处“弥漫”着紧张焦虑的精神氛围，这种严重的精神恐惧和“不安定感”终于在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于晓威的《弥漫》非常独到地揭示了由于对潜规则的违背所必然导致的现实压力与精神后果，对于这种众所周知的中国现实，于晓威的批判意图显而易见。

　　在这本年选中，林建法还选入了田耳的《掰月亮砸人》、北村的《自以为是的人》、何大草的《晚明》和陈希我的《罪恶》等几篇小说。我以为这些作品之所以被林建法选中，都是因为它们在中国书写方面的独特性与深刻性，在于它们在此方面所充分体现出的文学的独特力量。而且在同时，它们还各自以在题材取向、精神立场和审美风格等方面的诸多不同与前述作品的中国书写构成了相当深刻的“互文”，共同突显出2008年中篇小说之中国书写的丰富性、广阔性与深邃性，也显示出编选者林建法对现时代的中国书写的深刻理解和精神吁求。

　　田耳的《掰月亮砸人》是一篇乡土小说。丁帆教授曾经以“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和“自然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和神性色彩”作为乡土小说的审美阈定，[4]我以为在这样的意义上，这篇小说恰正是众妙皆备，堪称典型。《掰月亮砸人》继承了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启蒙传统，将民国时期一个偏远落后、封闭愚昧的贫困山村中的民间生存以涩闷滞重的语言呈现给我们，叙写出一段惨烈绝望和色彩浓烈的乡土悲情。作品中村人们艰难蒙昧的生存既让我们扼腕哀痛，也让我们生出怒其不争的恨意与感慨。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和对民众精神痼疾的揭示与批判，是这篇作品最为突出的精神关切。我以为在当下中国的精神背景上，田耳的写作无疑是对启蒙主义的话语重申。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书写中，有一些最为基本的精神立场，必须坚持。

　　这些年来，北村的小说一直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精神存在。他总是坚持不懈地强调和提醒我们基督教的精神维度对于中国、对于存在、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前几年，北村以其长篇小说《愤怒》表达了对中国现实的“愤怒”，而《自以为是的人》所表达的，却是对历史的愤怒。在《自以为是的人》中，北村探究和书写了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就是如同作品所说的，是一个不管别人的什么理想与原则，只是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的人——在现代中国的悲剧命运。陈明达历经从“抗战”一直到“文革”的现代中国一系列的重大历史，在爱情、家庭、社会和重大历史中的不断受挫，使得这样一个堂吉珂德式的理想主义者成了一个琐屑平庸的男人——“那个曾经自信满满、眼睛里闪着倔强光芒的男人不见了，现在他眸子里毫无神采”。而他在最后对周文怡的宽囿与陪护，他对爱情的真正忠诚——这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自以为是”终于导致他众叛亲离，非常悲惨地悬梁自尽。“自以为是的人往往下场悲惨”！陈明达的形象经常使我想起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那些“不合时宜”的人们，那些坚持个性、忠于良知的悲剧性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这篇作品仍然具有北村所一贯的基督教的精神关怀，但比以往要远为含蓄与弱化，如此一来，陈明达的自杀就不只是在宗教意义上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性弃绝，而是对历史罪衍的进一步追究与控诉，我以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作家对基督教精神之精神限度的清醒。

　　不同于《自以为是的人》对现当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何大草的《晚明》则写的是明王朝末期的历史景象。宫廷世界的阴惨诡异、青楼欢场的曲终人散和末代帝王无力回天的绝望与阴鸷落寞，加之以起义大军的兵临城下所造成的肃杀与紧张，交织成一幅具有着强烈的祭奠氛围的末世图景。何大草的小说并没有渲染历史悲情，他对注定败亡的晚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惋惜与同情。这也许是因为，任何一个王朝的灭亡其实都有其咎由自取的原由，林建法之选入这一篇小说，兴许也是要提醒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书写绝对不能简单化地渲染悲情，特别是在当前这样的王朝故事屡被讲述、帝王将相广受尊宠的文化语境中，我们的历史讲述和书写，一定要保持必要的清醒。

　　仍然是颇有深意的是，林建法的这一个选本还选入了陈希我的《罪恶》这样一篇域外

　　题材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中国”或“中国人”被置入世界背景中来返观与拷问。小说

　　通过一群在日本打工谋生的中国人间的明争暗斗和爱恨情仇，通过一桩似乎是没有具体凶手

　　的酒吧中毒案件来反思和批判我们“窝里斗”及缺乏罪恶感和自我反省的国民性。正如小说

　　中的一位日本警察所洞悉与责问的：“好像你们中国人互相都仇恨着。那个店里的人，互相

　　之间都有仇恨。因为有仇恨，所以都觉得是别人的错，毫无自责之心”，“谁都觉得自己没有

　　责任，可是谁都是罪恶一环，于是就造成了大罪恶。怎么就没人想到罪恶到我为止呢？”正

　　是由于这样的责问，小说中的欧阳才有了大一段关于中国社会无处不在和绵亘不绝的罪恶问

　　题的深刻思考。这些思考的批判性指向，相当准确地针对了“中国”或“中国人”的恶劣根

　　性。因为有了《晚明》和《罪恶》，林建法的这一选本所呈现的中国书写才更加深厚，更加开

　　阔，更加具有突出的世界意识与历史眼光，它们也和这里的其他作品一起，昭示出我们这个

　　时代的中国作家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自觉书写，并没有放弃他们对“中国”的应有承担

　　和文学应有的尊严，也很充分地显示了现时代中国书写的多维向度、多方面的实绩和将具有的丰富可能。

　　[1] 施战军：《中国叙事与中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2] 韩少功：《葛亮的感觉》，《天涯》2008年第2期。

　　[3] 张新颖：《从一个选本看二○○五年中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4]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