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鼓吹忘却？

——重读《记忆》兼及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问题

　　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

　　这两年来，我将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一个很多人都不再有什么兴趣的课题，这便是对新时期初始阶段的文学思潮——“伤痕”、“反思”小说的重新研究[1]，在我的工作即将开始的时候，一位前辈学者曾经对我说过，“伤痕”、“反思”小说是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性起源，后来的文学发展所将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早已经隐含其中，更加重要的是，作为“文革”文学的中坚性力量，“伤痕”、“反思”小说作家对于民族灾难的“历史记忆”非常值得重新研究，而且，当时的很多文学现象及文学史事件(如“《苦恋》风波”等等)，在时隔多年的今天，即使我们没有条件或能力进行新的评判，最起码负有拨开迷雾、现其真相的历史责任。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便兴致勃勃地沉入其中，放弃了我同样很有兴趣的对于当前文学热点的追踪。后来，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所在触及的，实际上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相当重大的思想文化命题，这便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历史记忆”的问题，对于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并且命途多蹇的当代知识分子而言，其重要性，尤显突出。

　　在大量的“伤痕”、“反思”小说之中，张弦的著名小说《记忆》有着非常特别的典型意义，很有必要着重地进行重新探讨，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关于“历史记忆”的具体言说，直接涉及了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广大的中国民众及知识分子对于类似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灾难的“记忆权利”问题。

　　《记忆》的著名，不仅在于它的直接以“记忆”为题并且因此在新时期之初广有影响，更因为其整个文本的叙事进程均都围绕着“记忆”问题展开，而且，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于，这篇突出强调“历史记忆”的著名作品，却又是极其“吊诡”地“鼓吹忘却”，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这一点，虽然也曾为一位论者敏锐地指出[2]，但我以为，仅仅指出这一点似还不够，一个更加值得追问的问题主要在于：何以如此？为什么这样一篇以强调“记忆”作为叙事目的的作品却要刻意地“鼓吹忘却”？作为一个同样曾经身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作家，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明显矛盾的命题？也许，我们只有通过对作品的深入解读，才能在文本的叙事缝隙之中相当切实地发现这一秘密，我想，这也将会是一个近乎侦探般的、饶有意味的问题。

　　对于每一位受害者而言，“文化大革命”或“十七年”时期极“左”路线的摧残，都肯定是一种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但在《记忆》之中，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当中便遭迫害、因此也被耽误了美好的青春年华的方丽茹，却被表现为宽宏大量、无怨无悔、刻意地遮掩“伤痕”。当年的迫害者秦慕平和方丽茹在几十年后的第一次相见，出现的竟是这样一个场景：

　　啊！最初的一刹那，他简直怀疑自己找错了房间！站在他面前的分明是一个

　　中年的农村妇女。服装、肤色、气质、体型······无论在哪方面都找不到当年方

　　丽茹的影子。

　　“哟！是您？秦部长！······”她惊喜地笑了。

　　是她！是的，那一对酒窝还在，但已经拉长，变成两条深深的沟纹了。

　　“您······老多啦！听说‘四人帮’把您害得不轻！”方丽茹注视着老部长

　　的白发，充满感情地说：“我出去给村里老乡办点事儿，累您白跑了两趟。真是

　　的，您何必亲自来？······哦，快请坐吧，秦部长！”

　　说着，她麻利地拉过椅子，倒来一杯开水。

　　那些准备好的诚恳的赔礼道歉的话，那些适当的自我批评的话，那些表示关

　　切和问候的话，此刻都不知该怎么说了。老部长显得很局促，只用微微发颤的声

　　音，问了句：

　　“你······你好吗？”

　　“好。挺好的！”她温和地微笑着，垂下了头。

　　但秦慕平立即注意到她额头上有条伤痕，一直延到耳根。她显然是被打过的。

　　方丽茹觉察到了对方的目光，顺手理一理下垂的额发，使它尽可能覆盖那伤

　　疤······

　　在这样一个可以视为经典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仇人相见”的场景之中，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我们所通常想象的“剑拔弩张”与“分外眼红”，而是仿佛洞悉了历史秘密般的“相逢一笑泯千仇”。在此场景之后，叙事人以“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代为方丽茹展开过一段著名的“思想独白”，“豁达”而且“深刻”：

　　然而，她没有悲伤，没有怨恨，没有愤慨。她的文化有限，但胸襟开阔。她

　　懂得她的遭遇并非由某一个人、某一种而偶然的原因所造成，也并非她一个人所

　　独有。她没有能力对摧残她的那些岁月作出科学的评价，但她确信历史的长河不

　　会倒流。当明丽的阳光已照在窗前的时候，人们不总是带着宽慰的微笑，去回忆

　　昨夜的恶梦，并随即挥一挥手，力图把它忘却得越干净越好吗？

　　这是一段相当著名的鼓吹“忘却”的说词，不仅高度地理念化，而且在暗含着明显的话语权力的同时，充满着相当复杂的悖论。一方面，这一“说词”之中暗含了叙事人过多的“话语权力”。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将此说词简单地视为叙事人的“评论性旁白”，这种话语权力显然是毫无疑问地蕴涵其中，而如果我们只是将其视为“自由间接引语”，这也是一种更易建立叙事主体的话语权力的叙事方法；另一方面，在不无偏激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亦已显示其独有价值的今天来看，这段“独白”在以“科学”的名义否定“文化有限”的方丽茹们历史反省的价值与可靠性的同时(“她没有能力······作出科学评价”)，又在极力书写并且“肯定”他(她)们对“历史的长河不会倒流”的“历史确信”，不仅本身就充满悖论(“历史的长河不会倒流”本身就是一种“科学信念”！)，而且其中表现的对于“历史”与“科学”的坚定“信念”，也是一种有待反思的“现代性”的“话语专制”。

　　让我们还是从前面的场景描绘入手，来窥探作品的“强调记忆”而又“鼓吹忘却”的内在秘密。

　　在上述篇幅不长的人物对话之中，竟然使用了10个表示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的“！”(7个)和“？”(3个)，足见场面之动人。这时的方丽茹，对于秦慕平的来访，不仅没有丝毫的不恭，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和惊喜交加，这在她对“老部长”的问候、歉意和热情接待之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在这里，方丽茹的磨难，是通过“老部长”的视角得以发现的，而方丽茹本人，却是在刻意遮掩。这既表现了“老部长”的关切，同时也表现了方丽茹的深明大义，从叙事人的叙述立场来看，作品对二者都是极为肯定的。这一点，是不是已经暗示出，叙事人所着力强调的，是在当年作为迫害者、而在后来也遭迫害、“文革”后又重新走上政治舞台的“老部长”的“历史记忆”，而其所极力鼓吹的，又是一直遭受迫害的、而在“文革”后仍然不过是“老部长”部下的普通人方丽茹们的“历史遗忘”？也就是说，《记忆》所肯定的“历史记忆”的基本权利，应该属于形形色色的“老部长”们，而不应属于形形色色的“方丽茹”们？情况似乎是，对于自己的苦难，方丽茹们不仅没有记忆的权利，而且还应该无从表达？实际上，历史是不可能忘却的，因为它真实地、刻骨铭心地存在着，方丽茹在“温和地微笑着”的同时，不是也“垂下了头”么？更何况，她的刻意遮掩本身，不就是未能真正忘却、“欲盖弥彰”的表现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叙事人还要在极力张显和肯定“老部长”的“历史记忆”的同时，压抑和否定属于“方丽茹”们的那一份“历史记忆”，并且对后者的“历史遗忘”表示赞赏呢？这在文本的叙事缝隙之中，仍能找到进一步的答案。

　　一方面，叙事人所肯定的“历史记忆”的合法性，是不能包括有“个人主义”因素的。虽然叙事人曾经通过秦慕平之口发出了“而我们，十多年来，颠倒了一个人！人！！”这样的感慨，但是，这里的人道主义话语，还只是对作为类的人的价值的肯定，没有丝毫的“个人主义”内涵。作品在不得不涉及方丽茹个人的底层生活和获得“平反”时，努力书写了“人民”对她在苦难中的关爱和在获得她将要平反的消息时的“比我自己还高兴”，这已经表现出避免出现过强的“个人色彩”的深远用心(我们虽然不能否认善良的底层百姓为她而高兴，但是，难道方丽茹会有什么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不高兴的理由么？至少在具体的文本之中，我们难以看出)。在文本的最后，秦慕平：

　　······怀着一种严肃的、深沉的思绪，又一次整理起自己的记忆来。

　　“是的，记忆是一样好东西。它能使人们变得聪明起来。”秦慕平默默地在心

　　里对自己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记忆中，不应保存自己的功劳、业绩；也不应留

　　下个人的得失、恩怨。应该永远把自己对人民犯下的过错、造成的损失，牢牢地

　　铭刻在记忆里。千万不要忘记！······”

　　很显然，这一段自白，既是秦慕平在对自己的记忆进行最终整理后的“结论”，也是叙事人在完成关于“记忆”的书写之后所要张显的“主题话语”，其中对“个人”的否定相当明显。在作品所强调的“历史记忆”之中，显然不应该有“个人”的位置。

　　另一方面，基于“个人得失”之上的对于“历史记忆”的“表达”，在《记忆》之中并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记忆》在高度肯定方丽茹对于她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忘却”与“沉默”的同时，却以不无贬抑性的方式，书写了方丽茹的默恋者李克安对于他和方丽茹的“历史记忆”的特殊表达。在小说之中，李克安不仅被书写为方丽茹遭受迫害的直接而具体的肇事者(由于他对方丽茹的爱情表白，导致了后者在放电影时因为走神而将“毛主席”的形象颠倒放映)，而且对他的“酗酒”、“鼓眼睛”和“大嗓门发出喑哑的声音”等形象修辞，以及他对方丽茹的并未看出多少希望的单相思，都充分表明了叙事人的明显贬抑。更重要的还在于，李克安表达个人“历史记忆”的方式，却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对于迫害者秦慕平的“报复”，这种建立于普通的受害者“个人”的“历史记忆”基础上的特殊的“记忆表达”方式，不仅是秦慕平，也是新时期之初的历史语境所绝难允许和肯定的[3]。

　　这样，在取消了方丽茹和李克安们带有“个人”或“私人”色彩的“历史记忆”，以及后者不当的表达实践的合法性之后，所剩下的，便只是“老部长们”的“历史记忆”，只有秦慕平们，才有表达“历史记忆”的基本权利，只有他们的“历史记忆”，才有着充分的合法性，而且，正是在这种权威性的“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并且以有无“记忆权利”作为标准，才能建立起新的、正当而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便是如作品所已经表现的，依然是“老部长”和“放映员”们之间一仍其旧的等级关系。当这样一种等级关系重新恢复之后，秦慕平们甚至连“那些准备好的诚恳的赔礼道歉的话，那些适当的自我批评的话，那些表示关切和问候的话”都无须表达了。作为一个沉沦于底层的“右派作家”，张弦所声张与维护的，却是秦慕平们的历史记忆及其表达权利，而与秦慕平们有着同样命运的方丽茹们的记忆与表达权利，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怀，这与新时期之初的“右派作家”群体对于“革命”与“人民”的身份认同以及知识分子意识的不甚自觉，显然有着极大的内在关联[4]。

　　近两年来，思想文化界对“历史记忆”问题开始给予了应有的注意，无论是对历史“失忆”[5]问题的提醒和对“十七年”及“文革”时期“潜在写作”的发掘与研究[6]，还是大量的“历史备忘”[7]，以及对知识分子“创伤记忆”[8]的深入研究，实际上，都可以看做是在当前这样的似乎是其乐融融的社会氛围之中知识分子对于“记忆权利”的声张，是对于“历史记忆”勇敢表达。在任何一个民族，民族记忆的共同拥有都是建立广泛而坚实的民族认同的必要基础，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意义上，当前知识分子对于“历史记忆”及其表达权利的共同争取(而不是像张弦那样将“历史记忆”的基本权利对秦慕平们拱手相让)，以及对于共同记忆的拥有，也许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契机与前提。分歧日深的当代知识分子，也许正应该以此作为基础来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同一性的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而这一基础，正是知识分子所应该共同地明确坚守的必要边界，只有在此基础上的话语言说，才能具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本质并且体现出真正的话语独立，也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像当年的张弦那样，有意无意地陷入秦慕平们的话语阈限。有了这样的思想前提，我们在对已有的知识分子关于“历史记忆”的表达实践表示应有的尊重与珍视的同时，才会呼吁更多的此类实践，并且期望不断表达的“历史记忆”将更加丰富、深远，或者更加切近！

　　[1] 此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有限的涅槃——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即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2] 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三联书店2000年4月版，第133页。

　　[3] 陈忠实的小说《信任》也是提倡消泯“个人”及“家族”等私人性“历史记忆”的著名作品。

　　[4] 笔者：《“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人文杂志》2000年第5期。

　　[5] 丁帆等：《个人化写作：可能与极限·“失忆时代”》，《钟山》1996年第6期。

　　[6] 主要是以陈思和先生为中心的学术群体对于“潜在写作”的一系列研究。

　　[7] 李辉先生主编了一系列的相关图书，主要有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沧桑文丛”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历史备忘书系”，其他有关图书尚有多种。

　　[8] 张志扬：《创伤记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版；徐贲：《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