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

——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5月02日15:19 来源：何言宏

　　谁是靳凡？谁又是礼平？

　　对于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来说，“靳凡”和“礼平”，肯定是两个全然陌生的名字。至于《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也一定是两部闻所未闻的作品。即使是对那些中文系的青年学子们来说，情况也会基本上如此。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这些成长于一九八○年代——或者说，径可以命名为“八十年代的精神之子”的我们来说，“靳凡”和“礼平”却是两个富有传奇色彩和激动人心的名字，他们的上两部作品，也一定会唤起我们诸多美好、亲切、而且也不无复杂和相当深刻的精神记忆与文学记忆。

　　作为关于我们的精神记忆与文学记忆的一种相当特殊的记忆整理和记忆保存方式，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编撰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这些成就，虽然在某些方面多有差异，但却在根本上共同构成了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主流叙述”。这些“主流叙述”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基本格局、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等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上，似乎已经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特别是在构成了文学史叙述之实际基础的“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方面，已经俨然形成了一个基本稳定的“正典结构”。正是在这样的“正典结构”中，很多作家和作品都“各就各位”、“荣登正典”，形成了具有一定的等级关系和内在脉络的文学史结构。而另有一些非常重要甚至可能更加重要的作家作品，则由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等方面的原因而被打入“另册”，排斥在“正典结构”之外，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文学史遮蔽。我以为在这样的意义上，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和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就是两部即使穿过漫长的历史时空仍然难掩其光芒的不容遮蔽、具有突出的“正典品质”的重要作品，作为一种相当独特的精神存在，一直在质询着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俨然堂正的“正典结构”。

　　一

　　《公开的情书》初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72年，是当时在“知青”间流传的“手抄本”之一，1979年9月修改定稿后发表于1980年第1期的《十月》杂志，作者靳凡，实际上就是后来从事思想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刘青峰。而《晚霞消失的时候》则构思和发表于“文革”以后，也刊载于1981年第1期的《十月》杂志。作者礼平，潘旭澜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曾经有过这样的介绍：“礼平(1948—    )小说家。四川人。196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海军某部战士。1981年转业到北京某单位工作。1981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较大反响，受到一些批评。后曾在《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过小说，但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大”。[1]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很多文学史编撰中，这两个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曾经被严重忽视，近乎成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也只是在近些年来，这样的状况才有改观，一些具有新的学术理念与历史意识的文学史著作开始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从而被编入新的文学史叙述。但在这些著作中，这两部作品的“地位”仍很“尴尬”，与那些占据章节、身份显赫的“正典”相比，它们仍然“底气不足”和“聊备于无”地处身于文学史“主流”外的历史边角，与它们的实际成就和文学史意义远不相称。

　　在《西方正典》一书中，哈罗德·布鲁姆曾经提出一项屡试不爽的测试经典的基本方法，那就是看一部作品是否能够经得起重读？[2]而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关于经典的十多条定义中，首先指出的也正是这一点，认为“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3]文学作品是否能够经得起重读，确实是衡量其是否是经典的一个最为重要和最基本的标准，在此意义上，《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恰正具有这样的品格。

　　有一点我们应该很清楚，每一部作品的能够被重读，都可能是由于它们的虽然复杂但却又很独特的具体原因，对于《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来说，它们的鲜明、强烈而又非常独特的精神特征，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时隔多年，我对它们的每一次阅读，都仿佛是一次精神还乡，是一次激动人心和荡气回肠的精神洗礼。我想每一个在精神上都曾经与八十年代有着深刻关联的“八十年代人”，不管他属于哪一个代群，不管他是“红卫兵—知青”一代，还是“红小兵”或“右派”一代，一定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以为《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起码”是我们“八十年代人”的文学经典。

　　作为一代人的文学经典，“八十年代人”对《公开的情书》与《晚霞消失的时候》的重读，肯定会有着相当突出的怀旧感和精神回访的意味。我们应该承认，无论是怀旧，还是对它们的精神回访，都会具有一定的情绪性特征，而这样的特征，自然又会使人们怀疑我们的重读在精神体验方面的深刻性与丰富性，怀疑作品的真正内涵。如果情况真的是人们所怀疑的这样，那它们的经典性意义，也就只能局限于被称为是“八十年代人”的这一批人，就真的只能是一代人的文学经典了。但是在实际上，这两部作品的意义与价值绝对不只是可资怀旧和偶供回访，它们的精神意义——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学史意义，要更加重要，也更加深刻与丰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们绝不仅仅是一代人的文学经典，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两部非常重要、并且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的启蒙主义的文学经典。现代中国启蒙主义文学的精神承担与历史使命，它所往往具有的思想意识、主题话语和相应的文本特征，在这两部作品中，都有着非常突出的体现。

　　在《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发表的当时，中国社会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恶梦，广大民众的精神与生存实际上还处于各种各样的蒙昧状态，迫切需要思想启蒙，这便形成了一九八○年代的中国在思想文化与知识分子精神方面的启蒙特点。而当时的文学，正如它在五四时期所曾承担的历史使命一样，成了思想文化和精神启蒙的重要手段。很多作家，因此便与思想文化界的其他一些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一道，成了亟待启蒙的广大民众的“精神领袖”。

　　在悼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次演讲中，索洛维约夫曾经高度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俄国社会的“精神领袖”的意义，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俄国社会失去的不仅是一位诗人或者作家，而是自己的精神领袖”。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精神领袖对于社会历史和他对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乃至于整个人类的重要意义，索洛维约夫接着又做了这样的阐述，认为“只要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尚在继续，恶就无可避免。和恶斗争有两种权力：世俗的和精神的。世俗权力是以恶制恶，用惩罚和暴力与恶斗争，仅仅维持某种外在的社会秩序。第二种权力——精神权力，则不承认这种外在秩序表达了绝对真理，执意通过内在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使恶不仅受制于外在的秩序，而是彻底臣服于善，以实现绝对真理。就像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总是集中在一个人——国家元首身上，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力，在每个时代一般在全体国民中也只属于一个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意识到人类的精神理想，比任何人都更自觉地追求这些理想，比任何人都更强有力地用自己的言论影响他人。这样的精神领袖对俄罗斯人来说，在最近一段时期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4]如果我们回首八十年代，甚至是回首一九八○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程和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历史变迁，再比照一下索洛维约夫所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的“精神领袖”这样的称号，我们便会不无沮丧地发现，我们似乎并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拥有着“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力”的“惟一者”，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历史上，似乎并没有谁能够“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意识到人类的精神理想，比任何人都更自觉地追求这些理想，比任何人都更强有力地用自己的言论影响他人”。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并不应该因此而绝望。我们虽然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惟一者”，但却有着一个同样“清晰地意识到”并且“自觉地追求”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理想同时也承担着启蒙使命的“精神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体虽不是太阳，但却像是星辰。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领袖”。恰正是他们，以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的光芒照彻了我们的生存。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以为仅仅以他们的这两部影响巨大的启蒙主义作品，靳凡和礼平就足以位列于这样一个“精神共同体”之中。

　　二

　　《公开的情书》与《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启蒙主义价值，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它们的精神特征与思想探索上。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公开的情书》是“一代青年的精神启示录”，而《晚霞消失的时候》，则不仅是这样的“精神启示录”，还是一部痛苦和真诚的“精神忏悔录”。

　　《公开的情书》由作品中的四个人物真真、老久、老邪门和老嘎在一九七○年二月至八月间的四十余封通信所组成，带有强烈的自我渲叙和思想探索的色彩。在这些通信中，作品中的人物一方面叙说着自己的生活道路，另一方面，又以充满激情的话语表达着自己对人生、理想、事业与爱情的深切追问与独特思考，俨然是在召开一场气氛热烈的“纸面上”的会议，非常充分地袒露了这几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显示出一代青年的精神觉醒。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其中青少年们的精神与思想都被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塑造”与“给定”，在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之外，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不允许有自己的独立精神与独立思想，当时的每一种“合法”的写作，也都只能是意识形态的简单复制和话语回声。《公开的情书》初稿于“文革”期间的一九七二年，在那样一个异常严酷的年代里，它的写作与传抄不仅是对当时作为一种“世俗之恶”的专制性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反叛，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年代里的精神奇迹和思想传奇，即使是在一九八○年前后，对当时的很多读者来说，它的发表，仍然是一场非常巨大的精神震撼与思想启蒙。

　　《公开的情书》的最为重要的启蒙意义，就在于它率先地在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展开了对于现实人生道路的独特思考。这些思考，一方面超越了“文革”意识形态的粗暴限制，另一方面，也不尽符合一九八○年前后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新“勘定”。实际上，在《公开的情书》正式发表的一九八○年，“文化大革命”甫才结束，“新的历史时期”刚刚开始，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匆忙之间，在广大青年的人生道路和人生意义的问题上，不仅尚未来得及建立一套成熟和完备的思想体系，甚至连青年人真正的思想状况也不尽了然，因此才有旨在于此的各种各样的座谈会的召开和诸多刊物的有关讨论，可以说，在当时很多年轻人的精神深处与思想深处，实际上是一块杂乱无章和有待占领与整理的思想空场与精神飞地。从青年人自身的角度来看，随着他们对“文革”的幻灭，原有的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人生意义紧密联系和纳入于共产主义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自我想像终于崩溃，当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围绕着“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样的问题所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潘晓讨论”，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而具体在《公开的情书》中，不管是小说中的真真，还是作者靳凡，她们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思考和人生意义的追问则要发生得更早。无论是小说的故事时间(一九七○年)、初稿时间(一九七二年)，还是它的定稿时间(一九七九年)，都要早于或远早于“潘晓讨论”的一九八○年，在此意义上，《公开的情书》真像是一部先知般的作品，很早就预示和提出了潘晓式的追问。

　　潘晓的追问引发了一场影响深巨和波及全国的关于人生道路与人生意义问题的大讨论，被后来的人们追认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5]而在《公开的情书》中，真真的“思想初恋”却发生得更早。与潘晓相比，她的“思想初恋”也更加动人，更加深刻与复杂。

　　真真是《公开的情书》中最为核心的主角，在作品发表的当时，曾有论者根据作品的内容对她的形象做过如下很好的概括：

　　“女主人公真真，是作者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正像真真这个名字所显示的，她有一颗真诚的、勇敢地追求真理的心。······她是年轻主人公中最纯洁、最真诚、最善良的一个，像水晶一样透明······她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后的战争年代里诞生的革命后代，吮吸革命的乳汁长大，血液里渗透了父辈们的革命信仰。她的生活有过一个美丽的开端。正当少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对科学的热爱，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献身的理想将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变为现实的时候，道路中断了。文化大革命的巨浪，把她从高干家庭和名牌大学冲到社会底层。父亲被监禁，姨夫成了‘反动权威’，自己成了‘黑帮子女’和‘精神贵族的臭小姐’，由于反抗受到镇压，又被打成‘二月逆流’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她在被批斗中不肯屈服，逃出专案组的监视，奔向祖国大江南北的壮丽山河······”

　　上面的文字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着那个时代的话语特点，但它对真真的形象与命运的把握却相当准确。作为一个“血液里渗透了父辈们的革命信仰”、“像水晶一样透明”的“最纯洁、最真诚、最善良”的“革命后代”，当真真由于“文革”的冲击而“道路中断”，和当年的很多知青一样在一所山区中学里接受“再教育”后，她所产生的是一种幻灭、迷茫和不无消沉的情绪，关于人生道路和人生意义的思考成了她的最为重大的精神焦虑。正如她在分别给老久和老嘎的信中所说的：“我的苦恼是缺乏一个具体的目标来鼓舞我的意志和能力。我恼恨自己”；“我总在想：行动？不错。可我的目标呢？通往未来的路在什么地方呢？我活着又是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呵！”正是在这样的困惑中，真真遇到了老嘎和老久们。频繁的通信和热烈的讨论在使真真与老久产生爱情的同时，也终于使真真结束迷途，找到了新的道路。

　　实际上，《公开的情书》是一部交织着丰富的“性别政治”与“话语政治”问题的复杂文本。在真真的人生历程中，与其有关并且对其有所“企图”的每一个异性都代表着一种话语力量，代表着这种话语力量所相应的人生哲学。小说中的童汝是“一个在政治大动荡中涌现的精神流氓”和“虚伪的政治骗子”；而真真的恋爱对象石田，则只是一个没有什么高远理想与人生追求的“庸俗的好人”；与老久一样同时深爱着真真的老嘎，是一个虽然有着艺术追求但却仍在途中、四处漂泊，仍然在寻求着自己人生道路的艺术青年；而老久，则是“一个面对现实而顽强地寻找光明的人，一个正视生活、意识到应负的历史使命的人，一个听从祖国召唤的人”，勇于思考，相信科学，自觉地学习和掌握世界上最新的理论思潮，并且把自己的爱情、事业、理想和人生道路与自己所意识到的历史使命和祖国的召唤结合起来，做一个“公民和战士”，是其坚定的人生哲学与人生理想。在这样一场以真真为中心的“多角恋爱”中，只有老久，才在最后真正获得了真真的爱情。

　　以三角或多角恋爱的角力来申明和体现叙述者的话语立场，是中外小说中的常见模式。在《公开的情书》中，不同的人生哲学和话语力量对纯洁得“像水晶一样透明”的真真的“争夺”与“涂抹”，终于以操持着启蒙主义话语的老久(以及背后的精神领袖老邪门)的胜利为结局，这正是作者在真真的故事中所要完成的思想演绎。

　　但真真的故事，不禁使我想起了《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故事。在《青春之歌》中，杨沫同样通过以林道静为中心的多角恋爱的故事，分别书写了以余敬唐、于永泽和卢嘉川、江华等为代表的不同的话语力量对于林道静这样一个同样纯洁的女性主体的“涂抹”与“争夺”。经过种种曲折的“涂抹”与“争夺”，林道静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终于走上了“革命者的”人生道路。[6]而真真的故事，恰正是对林道静故事的巨大“翻转”。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由起初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而在《公开的情书》中，真真却由起初的一个“吮吸革命的乳汁长大，血液里渗透了父辈们的革命信仰”的“革命后代”，“蜕变”为一个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已经全然“去革命化”了的小资产阶级女性。[7]

　　至此我们发现，实际上和林道静的故事一样，真真的故事更是寄予了作者对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的思考。五四以来，道路问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焦虑。作为这种焦虑的形象表达，从鲁迅开始，中国现当代小说就经常会出现一些寻找道路的知识分子形象，但由于作者话语立场的差异，这些作品对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的思考又多有不同。在鲁迅那里，知识分子道路焦虑的表现(如《伤逝》)和他们的孤独、彷徨与失败命运的悲剧性揭示(如《伤逝》、《孤独者》和《在酒楼上》)，实际上是一位伟大的启蒙主义者基于启蒙主义的精神立场对于知识分子自身问题的批判与拷问；而在《青春之歌》中，作家的话语立场显然只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要求知识分子弃绝个性解放的局促道路与偏狭人生，从而走向革命并且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话语；到了《公开的情书》，似乎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轮回，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前所为知识分子规定好了的革命道路反而又被老久、老嘎、真真和老邪门们所抛弃，在他们的通信中频仍出现的道路焦虑不仅无关革命，反倒更多的是诸如“相信科学”、“坚持个性”、“争取爱的权利”和“反对庸众”之类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这样一来，《公开的情书》便很突出地在话语主张和精神立场上接通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成了启蒙主义文学在新时期的一个经典文本。

　　三

　　不同于《公开的情书》的是，《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启蒙意义，主要体现在它以其含义复杂的“启蒙话语”对已经成为历史了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独特思考的同时，深刻反省了以李淮平为代表的“红卫兵—知青”一代的人生道路。这一点，正如作家在一篇“创作谈”中所指出的，这部作品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创作目的，便是“集中在于对‘文化大革命’及其‘红卫兵运动’的反省”。[8]

　　我一直以为，《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真正的主人公并不是人们谈论较多的南珊，[9]而是李淮平。与《公开的情书》中的真真一样，李淮平也是一位革命的后代。小说的叙事进程，实际上就是李淮平由起初的一个单纯得近乎疯狂与蒙昧的“革命信徒”(红卫兵)不断被启蒙的过程，因此它在发表的当时，就被称为是“一个老红卫兵的启示录”。[10]

　　对于李淮平来说，小说中的几乎每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都是他的启蒙者。不管是在政治地位、政治身份，还是在精神性格与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着怎样的天渊之别，李淮平的作为革命将领的父亲、南珊、楚轩吾和南岳长老，都对他这个“文革”中的“革命信徒”的思想启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在其中，南珊是一位最为重要的启蒙者。

　　小说开始于李淮平的一个神奇梦境。梦境中的李淮平“步履飘然地”踏上一条小路，“来到了一个神话般美丽的地方”。正是在这里，李淮平听到了“一阵轻柔缥缈的歌声”并为她所引领：

　　“这歌声在微风中抖动着，由小而大，渐渐传遍整个湖面和山谷。在这安详的夜色

　　中，那歌声显得十分遥远而清晰，抑扬宛转，然而我却一个字都无法听清，我努力向歌声响起的地方望去，只见在那边山脚的林木中，正泛出一层微明。

　　我断定，那歌声一定便是这片山林湖谷的主人，并且是这一切奇妙景色的操纵者。

　　于是我拨开遍地的花草，踏着清寒的泥土，毅然决然地沿着湖岸向那歌声响起的地方走

　　去······

　　然而正当我努力要在那浓密的天涯芳草中寻找一条小道的时候，似乎是从天外传来

　　的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在我耳边大声响了起来。同时我的身体受到一阵摇撼。”

　　歌声的引领与错失是李淮平故事的主要内容。真切而又粗暴地惊醒他的，并不是女神虚无缥缈的歌声，而是他“熟悉而亲切”的革命父母的教导。这才是他所面临的真正现实。在小说的结尾，当李淮平与南珊令人惊喜和欣慰地偶遇泰山，他们间所发生的，却是又一次令人怅惘的彻底的错失。李淮平和南珊间的“爱情故事”，实际上只是不多的几次偶遇与错失，错失使故事增加了美，不仅使得他们的爱情凄美动人，也更加突出和强化了其中的精神内涵。但正是在这种悲剧性的错失之中，李淮平的精神获得了成长。所以在小说的最后。当他们之间彻底地告别，他目送着南珊“在昏暗中迈着轻盈而端庄的脚步，踏着秋草，很快地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的时候，他所听到的，已经不再是梦中女神的缥缈歌声，而是南珊的“平静的声音”：

　　“······在那远远传来的谈笑声中又开始响起南珊平静的声音。

　　我独自一人站在天街的岔口上，透过重重夜雾注视着南珊消失的地方，追记着她留

　　给我的并没完全听懂的话语。此刻，我的心是平静、安详、而且充满了力量的。

　　从此，南珊便一去不返地从我的生活中远去了。······是的，往事已经过去；从今

　　天开始，我们的视野应该转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由起初在梦境中的“踏着清寒的泥土”在“天涯芳草中寻找一条小道”，而到对于“更加广阔的未来”的展望，李淮平的“道路”，显然离不开歌声和话语的引领。实际上和《公开的情书》一样，《晚霞消失的时候》所写的，仍然是一位革命后代接受不同的“话语启蒙”的过程。只是在《公开的情书》中，“话语启蒙”的基本方式是几位同代人之间的频繁通信，而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话语启蒙的完成却是通过南珊和几位长者对于李淮平的直接和间接的教导。“道路”与“话语”，就是这样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与《公开的情书》不同的还在于，因为携带着更加痛切的人生经验和对历史悲剧的深刻思考，《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启蒙话语”显然要比《公开的情书》更加复杂：文明、野蛮、阶级、革命、道德、暴力、历史、科学与宗教······构成了它的主要内容。但正是这些内涵复杂的话语启蒙，使李淮平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动产生了真诚的忏悔。实际上，作家的基本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反省“文革”，来使李淮平这样的一个曾经的“革命信徒”实现精神的拯救与复活。

　　《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文革”的反省主要集中在一个具体的方面，这就是对“文革”时期群众暴力的批判。小说非常详细地描写了李淮平在红卫兵时代所组织的一次抄家行动，文本的叙事进程，几乎都是在表现这一行动对于李淮平和南珊的精神、命运的影响，在展示他们对人类暴力理性思考的同时，抒写了李淮平对其亲自参与和组织的群众暴力的深刻忏悔。当年的李淮平在抄家动员时，竭力强调他们是“承担着一种伟大的任务，这就是要以我们的力量，形成一种革命的洪流······我们今晚的抄家行动，就正是这洪流的一个巨大洪峰”。李淮平们不仅通过对作为“阶级敌人”楚轩吾，而且还进一步通过对“落后分子”“眼镜”等人“革命身份”的剥夺，来强化自己身份与行动的“革命性”。李淮平在抄家时，曾经对南珊姐弟有过这样的说明：“今天来抄你们的家，对于革命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或者说，这是一次必须进行的革命行动”。当时的李淮平所操持与聒噪的，显然是“文革”时期的“革命话语”。“革命”的神魔，已经完全占据和控制了李淮平的精神世界。通过自己的“革命认同”，或者说以革命的名义，以喧嚣不已的“革命话语”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持，群众暴力才实现了自己的合法化。正因为如此，礼平对李淮平们“革命行动”的反思才集中于这样一种非常深刻的思考，即人们是否有权将自己认为是“革命”的信念和理想“强加到别人的意志和心愿之上”？小说通过楚轩吾和南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对李淮平的触动，实际上已经作出了相当明确的回答。另一方面，作品还通过南岳长老对宗教信仰的“向善性”和“虚构本质”的揭示，以及贯穿作品始终的关于“文明与野蛮”的思考，不断表现出对李淮平们“革命行动”的合法性的深刻怀疑，这样一来，作品对群众暴力的批判与反思便具有了一定的抽象色彩，形成了对于包括群众暴力在内的所有人类暴力的总体性怀疑。不仅是“文革”时期的抄家行动，就是发生于一九四○年代的国共两党的生死决战，甚至是古希腊的战争，以及军人的身份与使命这样的问题，也被纳入到反省的范围。或者也可以说，小说是将“文革”中的抄家行为作为人类暴力的一种特殊形式予以反省的。应该说，小说的内涵相当复杂，但是对李淮平来说，有一点却又非常简单，那就是他终于通过自己的艰苦反省，放弃和破除了早年的“革命蒙昧”，接受了南珊、楚轩吾和南岳长老等人的话语启蒙。

　　在《晚霞消失的时候》发表的当时，当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和《文艺报》主编、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冯牧曾经用“才华横溢，思想混乱”这样的说法来批评这部作品。[11]似乎正如冯牧所说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思想确实很“混乱”。李淮平所接受的启蒙，不仅仅是“南珊的哲学”，[12]还有“楚轩吾的哲学”、“长老的哲学”，甚至还他的革命父亲李聚兴的“哲学”和那个作为游客的外国军人的“哲学”。在这些复杂的“哲学”中，既有来自于基督教和佛教的宗教思想，也有来自西方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还有来自于我们祖先的儒家思想······作品中的“启蒙话语”无疑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局面。但我以为，我们并不能够据此来否定这部作品。

　　“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的“革命话语”几乎曾“总体性”地占据和覆盖了“红卫兵—知青”一代的精神空间，在这种“总体性”退场或崩溃后，伴随着精神觉醒而来的，便是他们对不同话语资源饥不择食般的广泛吸纳，表现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便是其所呈现出的思想的驳杂或“混乱”。实际上我们回头想想，在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公开的情书》之中，那几个年轻人的思想，不正是有着同样的“混乱”？在“革命蒙昧”破除后的时代和精神真空中，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是以往那样的对意识形态的盲目信奉来自觉吸纳广泛的思想资源，不正是启蒙的应有之义与必然过程？更何况，文学作品对思想的言说并不一定要以正确为务。对于这一点，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曾阐述的：“一般说来，文学家更为关心的是引起我们对思想的注意，而不是他自己对思想进行论证或分析。而在哲学上，对思想的反映则表现为知识、见解或信仰，也就是说，通常都包含某种确定的主张。但在文学里却常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所关心的思想并不要求我们对其进行任何符合逻辑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欣赏’代替了接受或拒绝。所蕴含的思想受到人们的赞羡而不是维护。”[13]确乎如此！《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公开的情书》的美，最主要的正是来自它们充满激情和不无“混乱”的思想。也正是它们的这些不无“混乱”的思想在对以李淮平和真真为代表的“革命后代”进行思想启蒙的同时，不仅获得了一代人的“欣赏”与“赞羡”，更是奠定了它们启蒙主义文学经典的重要地位。但这样的经典，却不仅在当时备受指责，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编撰中，也未获得公正的评价。

　　这两部作品在发表的当时，都曾受到严厉的批评。特别是《晚霞消失的时候》，当时的很多报刊都发表了批评其思想上“错误倾向”的文字，在此之外，更加重要的还在于，它的问题还引起了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导人胡乔木和当时的团中央书记陈昊苏、冯牧、赵朴初、王若水等政治权威和思想理论权威的“关注”，这些“关注”恩威兼备，既有爱护，也有批评，[14]再加之当时特殊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后来“清除精神污染”的思想文化语境，不禁会使作家产生一种如履薄冰的紧张和焦虑，非常严重地扼杀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的创作生命。这一点，正如礼平在后来所回忆的：

　　“在随后的时间里，当我准备让关于这个小说的一切全都成为过去，自己静下心来，准备再写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我突然惊慌地发现，我再也写不出那么自如的文字了。我开始进入一种写作的‘失语’状态。······至此，我已经打定主意淡出江湖，不再写作”。[15]

　　在本文的开头部分，我曾征引过潘旭澜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对礼平的介绍。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介绍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史编撰的话，那这样的编撰，无疑会获得我们的敬意。但在其中，并不是没有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的问题。“1981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较大反响，受到一些批评。后曾在《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过小说，但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大”——这样一段可堪玩味的文字，无疑与真正的文学史真相相去甚远。《晚霞》的发表到底引起了怎样的反响？受到了怎样的批评？作家在后来的写作，为什么又“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大”？这是因为才能？还是因为其他？词典编撰所要求的简洁当然可以非常自然地省略掉这些背后的东西，欲说还休的文字也许也隐含着编撰者的“苦衷”，但是，更应丰富也更应深入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编撰却不应该随意忽略。在这两个作家和这两部作品命运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学史秘密。

　　《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成就与影响，都在于它们对启蒙精神的继承和它们的启蒙思想，在它们的写作和发表的年代，起码——其实也不止——这两个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与整个社会的思想状况是息息相通的，他们继承了启蒙主义文学对于蒙昧的揭示与批判，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揭示的，这样的“思想”不仅难以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真正的“欣赏”与“赞羡”，还会因为其所谓的“错误”与“混乱”频遭阻扼，最后的结局就是，不仅作家自身的创作生命半途夭折，甚至连很多学者也难对它们公正评价。这样的后果，一方面造成了“文革”后中国文学“思想性”追求的顾虑重重和文学的“思想性”在总体上的贫弱；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那些虽不很多但却相当可贵的以“思想性”取胜的作家作品隐而不彰，难入正典。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充分地考虑到鲁迅以来启蒙主义文学的重要意义，并且在这样的历史流脉中来考察，《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以及另外一些亟待重评的重要作品——无疑具有相当突出的经典性意义。

　　[1] 潘旭澜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

　　[2]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21页。

　　[3]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版。

　　[4] 索洛维约夫：《一八八一年一月三十日在高级女子讲习班悼念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索洛维约夫等：《精神领袖：俄罗斯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2月版。

　　[5] 彭波主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

　　[6]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三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7] 在《公开的情书》中，老久和老邪门的思想虽然庞杂，但他们的主要资源显然来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同时也融合了一些当时较新的西方现代思潮。

　　[8] 《我写〈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得与失》，《青年文学》1982年第3期。

　　[9] 1983年，王若水曾与礼平就南珊的形象有过两个回合的交锋与讨论，更加强化了这样的印象。具体请参若水：《南珊的哲学》，《文汇报》1983年9月27～28日；礼平：《谈谈南珊》，《文汇报》1985年6月24日；若水：《再谈南珊的哲学》，《文汇报》1985年6月24日。

　　[10] 何志云：《一个老红卫兵的启示录》，《青年文学》1982年第3期。

　　[11] 礼平：《写给我的年代——追忆〈晚霞消失的时候〉》，《青年文学》2002年第1期。

　　[12] 若水：《南珊的哲学》，《文汇报》1983年9月27～28日。

　　[13] 牛顿·P·斯托尔克奈特：《文学与思想史》，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6月版。

　　[14] 礼平：《写给我的年代——追忆〈晚霞消失的时候〉》，《青年文学》2002年第1期。

　　[15] 礼平：《写给我的年代——追忆〈晚霞消失的时候〉》，《青年文学》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