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应关注社会而非市场

　　今年是长篇小说创作大年，贾平凹、苏童、韩少功、王蒙、梁晓声、马原和方方都有长篇小说面世。此外，王安忆、余华、阿来、孙甘露、叶兆言、阎连科等名家的长篇也计划于今年上市。相信这些沉寂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作家一旦拿出一部长篇，必将让文坛掀起波澜。本报推出“关注长篇小说创作大年”栏目，将对多位名家进行专访，希望对文学创作有所推动。 ——编者

　　近日，作家梁晓声的新作《返城年代》面世。梁晓声表示，写《返城年代》最初只是政治任务，不太情愿动笔，后来发现自己需要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题材，并且给现在的年轻人补上历史记忆，不仅让他们了解那一代人，更要让他们知道那段历史。谈到当下的文化与娱乐，梁晓声称作家应关注社会的需要，而非市场的需要。

　　“我们这一代人

　　缺少忏悔的教化”

　　齐鲁晚报：从《雪城》开始您的知青小说写到了“返城”这个命题，而您最近的新作是《返城年代》，同写知青“返城”，时隔多年，两者在塑造知青的精神时有何不同？

　　梁晓声：《雪城》里的知青有韧性，这种坚韧就像现在的打工青年融入到城市的韧性。我肯定青年人为了生存都有坚韧的精神，在京漂族、蚁族、蜗居族身上都体现着。《雪城》实际上是对理想主义的一种解构，生活变得实在了，就是工作、房子、工资，而且在《雪城》里人们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以前是宿舍生活，这里则由各个家庭把人们分开了。

　　《返城年代》中呈现的是一种向着自然而美好的人性的回归，《返城年代》与我其他所有的知青题材小说所不一样的是它塑造了一个忏悔型的知青——罗一民。罗一民上中学时写纸条被告密，遭到父亲打骂。“文革”时他报复女生，让对方用喷壶来喷出一片冰场。返城后，他做了十把壶，当他敲打壶时不可避免就有了一种忏悔的夙愿。这个形象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说“回归”，当他没有忏悔时，他就没有达成一种自我救赎。当他忏悔了之后，他的整个人才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样子，他才感觉到从身上摆脱了十字架。这个人是我在其他知青作品中所没有的。

　　齐鲁晚报：为什么要面对“忏悔”这个沉重的话题？

　　梁晓声：知青一代的前身是红卫兵，在“文革”中很多人受过红卫兵的伤害。我们可以认为，红卫兵是因为年轻而被政治所摆布和利用了，但是被利用就可以不忏悔了吗？被利用不是不忏悔的理由。

　　“文革”结束后，相当多的中国人身上都留下了互相伤害的痕迹，文艺界、作家队伍中很难找到谁受过伤害同时又没伤害过别人的人，包括我们提起来耳熟能详的人物，当我们翻开“文革”那段历史时才发现原来他们也伤害了谁谁。当知青成为成年人后，事实上很少有人主动忏悔。

　　我们这一代人缺少忏悔的教化，罗一民来忏悔，应该给他机会。在西方，忏悔作为普世价值观是不成为大问题的，但在中国，我依然觉得这课没有补上，补上这课仅靠教化是不够的，靠文学或影视的形象可能对我们的青少年多少会有一定的影响。

　　年轻人应从知青故事中

　　吸取人生动力

　　齐鲁晚报：有人说，知青一代也在当今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时代的补偿。您认同吗？

　　梁晓声：当我们说“一代人”的时候，不能只举出这一代中的名人、成功者、政治家，假如这些人合在一起不过是百分之几的话，他们不能作为这一代人总体命运的体现者，我们要看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情况。

　　这一代人首先是被时代耽误的。返城年代也是“文革”结束后的几年，在最初这些年知青一无所有、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他们都是结束“文革”的拥护者，结束了命运对他们的抛掷。改革开放强调解放思想，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这代青年不管上没上大学的一概拥护，这代年轻人由于亲历了，他们对眼前的重新开始的机会表现出一种韧性。

　　齐鲁晚报：如果说知青岁月是困苦岁月的话，也是当时整个民族的困苦。是不是年轻人更需要关注这段岁月？

　　梁晓声：我确实还有一种意愿，今天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看看知青的经历是不是会有一点人生的动力？因为今天年轻人所经受的和我这代年轻时所经受的有相似之处，都有压力，压力不同而已。“勿忘我们走过的困苦岁月，戒除浮躁和虚无主义，同时恪守良知。”这是对的。

　　我刚返城时，在十一平米的房子里结婚，住了十年，在筒子楼里做饭。中间调房时，从十一平米变成十四平米。返城那代人也会因为房子造成手足之间闹意见，就像我们在法制节目里看到的，这种伤痕甚至会很深。让今天的年轻人来看这些故事，会不会有共同的坚韧经历的体验？

　　作家应该给予善良

　　而不是商业价值链

　　齐鲁晚报：您的上一部书是《郁闷的中国人》，您如何看待当下人的郁闷？如何抒发郁闷？

　　梁晓声：我是从极度物质匮乏的时代成长起来的，谈到恋爱结婚，标准相当低。不是说我崇高、懂得爱情，这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决定的。而目前这一代年轻人在对于生存、在对于幸福概念的理解上，比我们所受的诱惑、刺激更大，比照维度也更大，你自己不想比照都会被比照。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的困惑和郁闷。

　　以我看来，网络中国和现实中国是不完全一样的两种图景。从网上，时常看到的是郁闷或愤懑的中国，但正因为有这么多情绪都集中消解在网络中，发泄情绪后，人们回归现实又自觉纳入秩序、规则甚至包括潜规则中。因此，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了高压锅的气阀。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大众的郁闷看成“积雨云”。

　　齐鲁晚报：您说，不能让文化领域变成浮躁的全民娱乐场，不能做娱乐场的看客。为何您会有这样的感触？

　　梁晓声：娱乐这一种习性是连动物都有的，人类是整个地球上娱乐习性最牢固的一类。娱乐很容易使人成为看客，娱乐本身就是看热闹，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极其可怕。这个习性可以推到罗马角斗场，罗马都有初级的民主了，但人性还处在那么低的阶段。

　　在20年前的报纸上，会有女孩被当街凌辱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现象，这是不是看热闹？看热闹是不是一种最原始的娱乐？文化就是既给予娱乐又克服娱乐，作家要管社会需要什么，而不是市场需要什么，社会需要人性需要忏悔需要善良……作家就通过作品来给予这些，而不仅仅是给予商业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