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盛开在陕北高原的文化奇葩

《山花》创刊号首页

《平凡的世界》书影

路遥和谷溪摄于黄河畔

路遥在铜川煤矿

　　编者按：进入新世纪，文化兴国已经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之一。而文化要复兴，首要的问题是要培养有文化懂文化的人才。诚然，一个国家的文化崛起，需要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担当重任，而与之相对应的群众文化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我们注意到，当下在很多的县、乡、街道、社区甚至是一个村子、一所中小学都创办了充满地方特色的报纸和刊物。这些报刊，虽然属于内部资料出版物，只供学习交流使用，但其所起到的群众文化普及作用往往是很多大报大刊所不具备的。因为它们接地气，接老百姓的人气。为此，我们选择一家有代表性的内刊《山花》推荐给读者，相信大家读后肯定会有所共鸣与思考。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内部报刊与我们联系，我们将适当地选载其中的优秀作品，与全国的读者共享。

　　“山花”是陕北高原常见的一种野花，也叫“山丹丹花”；而《山花》是延川县级文艺小报，自一九七二年创办以来，已经走过四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山花》培养了三代二十多位作家，使这个黄土高原的山区小县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罕见的“作家县”。从延川这块土地上走出的作家中，有亲自培育《山花》成长的著名诗人谷溪；有以《人生》、《平凡的世界》蜚声国内外，摘取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路遥；有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逍遥之乐》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而走红全国的知青作家史铁生、陶正，也有诸多的后起之秀闻频、荆竹、史小溪、海波、浏阳河、刘风梅、远村、阎安、厚夫、阳波等人。这对于黄土高原一个相对落后贫穷的山区小县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如今，延川县的文学艺术以《山花》为辐射源，影响到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延川山花”文化现象，在当代陕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都是个不可多得的“典型标本”。

　　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延川与“文”同史

　　延川县是陕北的山区小县，位于延安市的东北部，东与山西省的永和县隔河相望。延川的历史非常悠久，相传延川县的黄河乾坤湾曾是伏羲氏演绎八卦的地方，延川县的禹居村曾是史前治水英雄大禹暂住过的地方。延川虽山大沟深、土地贫瘠，但连接古长安和塞外的古驿道纵贯延川县南北，延川黄河畔上的清水关、延水关渡口，是秦晋峡谷的重要渡口。春秋时期，延川一带是赤狄频繁活动的地域，赤狄是晋公子重耳的母邦之地。重耳早年躲避仇人追杀，就从延川一带渡河到子长县重耳川。延川县相对便利的道路条件，对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延川人有机会接触外来文化，拥有相对宽广的文化视野。

　　陕北高原的历史是战争写就的，四起的狼烟与刀光剑影锻铸了这块烈土，培育了如赫连勃勃、李元昊、韩世忠、李自成、张献忠、刘志丹、谢子长等无数英雄豪杰。相比之下，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陕北的文化相对落后，中原儒家文化未能很有效地在此普及与推广。就在这正统文化相对落后的环境里，延川县却自古以来一直是陕北文化的佼佼者。陕北俗语云：“文出两川，武看三边”。这其中的“一川”就指延川县。史料载，唐代大和年间延川籍士子李邰考中朝廷的“文状元”，这也是陕北古代惟一的“文状元”。晚清时期，延川曾出过“秦西闺中不多见”的女诗人李娓娓。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延川是陕北最早“闹红”的县份之一，陕北第一支红军游击队“第九支队”就在延川县成立。一九三五年，延川县就投入陕北苏区的怀抱。早期的革命文艺始终和宣传劳苦大众的解放分不开，延川县众多粗通文墨的读书人找到了自己的角色位置。

　　一九四二年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文艺进入“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时代。一方面，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深入到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学校、农村，进行革命宣传和采风活动，对于普及陕甘宁边区的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陕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得到最广泛的发掘与整理，如陕北民歌、陕北说书、陕北道情、陕北秧歌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整理，重新赋予革命的意义，由山野走向广场、走向革命的中心。著名作家杜鹏程一九三九年一月由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分配到延川县的农村小学任教，后创办过延川《老百姓报》。走向普通百姓的新延安大众文化、文学运动，召唤了延川人参与文艺的激情，涌现出如杨醉乡、杨灏、杨子美、杨子青、樊玉英等一批文艺工作者。其中杨醉乡最为有名，他是陕甘宁边区老戏剧艺术家，也是活跃在陕甘宁边区戏剧舞台上著名的“杨老婆”。一九四四年十月，陕甘宁边区文教给杨醉乡颁发“群众艺术的先驱”的奖状。全国解放后，他曾担任过陕西省文联主席。

　　县级文艺小报《山花》是特殊政治氛围中孕育的一朵文艺奇葩

　　全国解放后，延川的地方文艺一直风风火火。“文革”前，县里就有一支“乌兰牧骑文工队”，表演极富地域特色的文艺节目，活跃城乡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文艺对陕北地域文化特色的强调，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与此同时，延川的青年作者开始模仿贺敬之的抒情长诗《回延安》，用新民歌体诗歌开始文学创作。最典型的是延川县中学学生曹谷溪，通过“老镢头”刨出了新民歌体诗歌，并且在省内外的一些文学期刊上发表。他最初的成绩，使其于一九六五年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次文学鼓励，使他最终把文学锁定为一生追求的事业。他对文学赤子般的钟情，以及极具个人魅力的鼓动性，使他日后能够成为延川《山花》小报破土拔苗时的实际组织者与领导者。

　　“文革”初期的一九六九年元月，两千多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川县插队，其中就有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已故著名作家史铁生，著名作家陶正等等。延川在一九七一年已经聚拢一大群文艺青年，延川人又一次点燃了文艺的激情。其中，包括已是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的诗人曹谷溪，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延川县“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编剧的大才子闻频，从清华附中插队到延川农村的文艺青年陶正，延川文化馆负责人白军民，延川县中队战士荆竹，以及正在延川县通讯组曹谷溪麾下打杂的文艺青年路遥等。他们看到上海市川沙县农民业余编写组创作的《一颗红心为革命》的故事书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延安儿女歌颂毛主席》后，决定也要编本诗集，和他们一争高下。这样，曹谷溪、白军民、闻频、陶正、路遥等人以“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的名义合作编就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并印成油印小册子。此诗集后改名为《延安山花》，以“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的名义铅字印刷，内部发行。这本符合“工农兵文艺”主潮的小册子，被刚刚恢复业务、正四处寻找稿源的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们偶然发现。于是，以“延川县革命委员政工组”名义编辑的《延安山花》的诗集，顺理成章地在一九七二年五月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三十周年前夕正式出版。这本最初由延川几位业余文艺青年折腾起来的《延安山花》诗集，自然受到上上下下的欢迎。当时的延安地区和陕西省文化部门派出联合调查组来延川县总结经验，延川成为“文革”时期陕西省的“文化典型”——延川县以诗歌创作与关中户县农民画、渭南合阳县革命故事、陕南紫阳县民歌一跃成为“文革”时期陕西省四个文化先进县。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陕西日报》刊出延安地区革委会文教局、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山花”是怎样开的？——诗集〈延安山花〉诞生记》，专门点名表扬了返乡知识青年路遥：“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创作员王路遥同志，一年中创作诗歌五十余首，其中有六首在报刊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一年来共创作诗歌两千余首。这些革命诗歌，运用黑板报、墙头诗、诗传单、唱秧歌、朗诵会等各种形式直接与广大群众见面，有力地配合了三大革命运动。”

　　这本《延安山花》诗集，自第一版公开发行后，就成为工农兵创作的典型。随后，不断修订、完善，先后多次印刷，甚至在香港的三联书店也印刷发行，累计发行达28.8万册，创造了一个工农兵文艺创作的发行奇迹。成名之后的路遥回忆此诗集时，曾说：“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文学价值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路遥《土地的寻觅》，见《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一九七四年，日本学者安本实先生在日本大阪市的书店买到一本《延安山花》。那时，他第一次注意到谷溪、路遥等人的名字。二〇〇七年，身为日本国姬路独协大学教授的安本实先生把这本珍贵的诗集赠送给了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

　　《延安山花》给延川县赢来了声誉。延川县的文艺青年们借着《延安山花》的成功东风，一鼓作气，在一九七二年九月创办了县级文艺小报《山花》。这是一张十六开四版、铅字印刷的文艺小报。这张文艺小报，主要承担文艺苗圃的功能，当然也会不失时机地歌颂时政。虽说《山花》本身是极“左”时期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又是延川这块文学厚土上长期积蓄的文学情绪的总爆发。应该说，当时的《山花》是“伟大的革命理想”与陕北人先天具有的浪漫主义品格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通过文艺的方式宣泄政治情绪的必然表现。《山花》的旋律是“信天游”的，延川县的文艺青年主要通过“信天游”的方式来抒志咏怀，表现“崇高的革命理想”。

　　路遥是在《山花》上破土拔苗、崭露头角的典型。他在延川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等，首发阵地均是《山花》。他最初的诗歌《车过南京桥》、《塞上柳》、《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多年八路延安来》、《走进刘家峡》、《电焊工》、《歌儿伴着车轮飞》、《老汉一辈子爱唱歌》等，均刊于《山花》；他的叙事诗《桦树皮书包》、短篇小说《伏胜红旗》、《基石》等，也同样首先在《山花》上刊发后才引起外界的注意，并被选入省级文艺刊物。著名作家史铁生在路遥逝世后撰文回忆道：“后来我在《山花》见了他(路遥)的作品，暗自赞叹……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羡慕他，十分羡慕可能就接近着嫉妒。”(史铁生《悼路遥》，《延安文学》，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正因为有最初的文学创作成绩，路遥最终才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在大学的平台上积累文学营养，为以后的文学腾飞做了扎实的准备工作。

　　《山花》一出现，自然吸引了当时的一批文学爱好者。后来成为陕西省作协副主席的赵熙、刘成章，著名诗人梅绍静，著名散文作家和谷等人，都在《山花》上发表过作品。成名后的路遥这样回忆：“今天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当年都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最初的作品，有的甚至是处女作。一时间，我们所在的陕北延川县文艺创作为全国所瞩目，几乎成了个‘典型’。”(路遥《土地的寻觅》，见《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这样评价《山花》：“《山花》的流行，就像一株鲜艳大红的山丹丹花，使中国阴霾的文坛天空出现了一丝亮色。《山花》是依托延安这尊圣像而生存下来的，但在庄严神圣的形式下，表现的都是广大文学爱好者蕴蓄着的文化——文学愿望，人民群众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智慧的反抗。《山花》作为特定年代，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事件，应该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李星《今日山花更烂漫——延川作家专号漫评》，《延安文学》一九九八年第五期)

　　事实上，《延安山花》诗集也好，《山花》文艺小报也罢，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更是延川县包容性文化孕育出的一朵文化奇葩。

　　“效应魅力”带动整个延川文艺，刺激了“延川山花”文艺现象的形成

　　新时期之初，《山花》的组织者们纷纷离开延川，到更高的文学平台上发展。青年作家路遥在延安大学中文系深造后，于一九七六年分配到陕西省作协的《延河》编辑部；分配至延川县的大学生闻频也辗转调入陕西省作协《延河》编辑部；北京知青陶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后，分配至北京市歌舞团；县中队战士荆柱也经过复旦大学的深造，落脚到宁夏自治区文联……

　　新时期之初，从《山花》走出的“山花作家群”作家们，创作成绩最为典型的是路遥。他一九八〇年在《当代》发表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一次为全国文坛所瞩目；他一九八二年在《收获》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人生》，在全国更是引起轰动，以至于当代文学界把一九八二年戏称为“路遥年”。这部作品不仅荣获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而且改编成的电影也荣获全国“百花奖”。尤其是电影《人生》的热映，客观上对提高延川县“山花作家群”的知名度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九九一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后，这种作用更是明显。

　　在新时期，北京知青陶正不仅创作出陕北题材的中篇小说《女子们》、《后生们》，也凭着短篇小说《逍遥之乐》获得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北京知青史铁生也因插队题材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连续捧得一九八三年与一九八四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说来有趣，获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二十位作者中，竟有两位曾在延川插过队的北京知青，而且这两位知青都是关庄公社插队的清华附中学生。他们都把延川视为“第二故乡”与“心灵家园”，后来均创作过多篇插队题材的小说。

　　当然，诗人闻频以《延河》为文学平台，发起了向全国诗刊密集进攻的冲锋。当年“山花作家群”中唯一的“县中队战士”荆竹已经来到宁夏自治区文联工作，成为宁夏地区重要的文艺评论人才。当年《山花》的主要发起人曹谷溪也已经到延安地区文联落脚，挥动他的“老镢头”，掀起了一股“老镢头诗”的旋风；散文作家史小溪、浏阳河的散文作品也把浓郁的陕北气息带到全国；作家海波的中篇小说《农民儿子》同样获得好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代“山花作家群”的成功，使整个文坛对于延川县这个偏僻小县刮目相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给延川县众多文学青年产生了“效应魅力”：成功者当如路遥，必须付出汗水！

　　在这块丰厚的文学土壤里，以远村、阎安、厚夫、白生瑞、曹建标、阳波、凡川、刘凤珍、毛一奇、董国军、白月宁、觅程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作家群，和以倪泓、张北雄、胡同、崔完生、杨英等代表的第三代作家群分别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新世纪开始登上文坛，带动了整个延川文艺的繁荣与发展。他们当中许多人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对于文学的追求更为自觉，如远村“边缘人”和“陕北部落”的诗歌话语、厚夫带有书卷气息的“走过陕北”系列历史文化散文、倪泓黄河畔百姓生存状态的系列小说等都获得了成功。远村被一家发行上百万的青年期刊评为“全国十佳诗人”；厚夫的作品进入全国高中统编语文教材，成为中学生学习的典范文章；倪泓的小说入选《小说选刊》，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二〇一〇年，陕西省第二届“柳青文学奖”的十九位获奖作者中，有两位是延川第二代“山花作家群”的成员，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延川山花”的不断繁荣与发展。现在，延川更年轻的琴音、樊涛、羽佳、李巧琴、许东灵、钟丰富、姬延芳、徐艳梅、李倩等也开始在陕北文坛上崭露头角了。

　　与此同时，“延川山花”现象由文学辐射到整个文学艺术层面，涌现出一大批美术、摄影、戏剧以及民间艺术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延川的民间艺术家冯山云，通过自己的潜心整理，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民间艺术“布堆画”，把民间广为流传的布头剪贴的装饰品，送上了艺术的大雅之堂；民间剪纸家高凤莲独树一帜的民间剪纸，饮誉海内外，她也成为文化部命名的“剪纸艺术大师”；摄影家黑明，自觉搜集素材，创作出记录北京知青在延生活的纪实摄影集《走过青春》，引起了很大轰动；二曹的喜剧小品，通过象征、变形的手法，表现陕北人的生存状态等，均引起很大反响。

　　再到二十世纪末，刘宏祥的版画，刘洁琼、郭如林等人的剪纸，黑氏四兄弟的摄影，倪虹、阳波的电视剧《模范张民办》、《到一斗谷当村长》、《半个红月亮》，张北雄的电视电影《院长大人》等，大大增强了延川县文化艺术的多样性。

　　随着延川县的大量作家、艺术家走向全省、全国，延川这个不起眼的山区小县，在全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延川的领导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可以用“延川山花”作为一种品牌，包装延川县的文艺。通过“延川山花”这一陕北高原独特的文化现象，来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延川县就专门组织地方小戏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作专场演出，受到好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专门组织具有浓郁地方民间特色的“延川布堆画”，到京城的中央美术馆展出；一九九九年前后，县里先后出版了《高凤莲西部剪纸集》、《百牛图》、《百鸡图》、《百马图》等系列剪纸作品集，有效地调动了群众剪纸的积极性。

　　新世纪以来，延川县政府还合作拍摄了电视连续剧《模范张民办》、《半个红月亮》、《到一斗谷当村长》；组织编辑了第二代“山花作家群”与第三代“山花作家群”的两辑二十本《山花文丛》作品集，几乎把延川籍的作家“一网打尽”。二〇〇〇年秋，延川县政府与陕西省文联合作召开“延川山花”文艺现象研讨会。二〇〇五年，在上海举行中国艺术“双年展”上，延川县组织的万名农家妇女的原生态剪纸展，带有泥土气息的艺术，让都市人群为之一震。二〇〇六年，延川县组织“中国作家放歌乾坤湾”笔会，对外宣传介绍黄河旅游文化。

　　目前，延川县政府积极筹建知青文化体验园，推进黄河旅游文化和民俗旅游文化，开发秦晋峡谷的黄河乾坤湾旅游景区。所有这一切表明，延川县已经把“延川山花”由一种简单的文化现象，提升到品牌的高度，加以研究和经营。

　　“延川山花”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路遥的作品立足于现实生活，提供了鼓舞人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一直是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畅销书；而史铁生的作品则具有“形而上”的神性力量，让人们的心灵不断升华与超越，同样也拥有大量的读者群。有学者称，路遥的文学是属于中国的，而史铁生的文学是属于世界的。其他姑且不论，单就延川给当代文学贡献了路遥和史铁生这两位大师级的作家这一点而言，延川县就能在共和国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延川走出的路遥和史铁生，非常认同《山花》之于他们的作用，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异口同声地盛赞过《山花》。一九八二年，路遥在《山花》创刊十周年之际激动地写下《十年》，热情地讴歌了《山花》的贡献：“艺术用它巨大的魅力转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亲爱的《山花》的，正是这一点。近几年，故乡的朋友们经常寄来新出版的《山花》。尽管我现在每月都有别人送来的读不完的刊物，但我常会立即放下其他报刊和手中的工作，马上认真地读这张小报。这如同是在读一封家书，每一个字都是亲切的，让我感之不尽，思之不尽。是的，《山花》仍然是那样一张八开的小报，在当今报刊林立的世界里不为世人所挂齿。但我对它永远怀有一种深深的尊敬。正如一个人不管怎样壮大起来，也会对自己衰老的母亲永远怀有爱戴和敬意一样。”(路遥《十年——写给<山花>》，《路遥全集》之《早晨从中午开始》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一九八四年，史铁生这样赋诗道：“延川好，宝地不多得，黄水长流入大海，山花烂漫遍全国，人才辈辈多。”(史铁生《忆江南·赠<山花>》，延川《山花》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经过四十多年风雨历程，《山花》现在已经变成一本县级文艺双月刊，继续承担着培育文艺新苗的作用。而“山花”早已成为延川县乃至陕北高原的独特文化品牌，被赋予了特定的历史与时代意义。这种现象，也留给我们许多实实在在的启示。如：延川这块贫瘠的土地为何能长出常开不败的“山花”？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怎样才能把原汁原味的文化提升为真正的艺术？我们的地方政府怎样才能把一种自发的原生形态的文艺现象，培养成造福一方的文化品牌？

　　事实上，薪火相传的“山花作家群”现象，引起了国内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关注。新世纪之初，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红秋博士就注意到这个现象，在其博士论文中进行了专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马佳娜，其硕士毕业论文也是专门研究“延川山花”的。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山花现象”与“山花作家群”的研究还会深入进行下去。

　　我们还有无数理由相信：“延川山花”，这朵鲜艳夺目的高原之花，在未来的时空中一定更加绚丽多姿，绽现无比动人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