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打工女孩》作者张彤禾

　　对话《打工女孩》作者张彤禾——我看见，她们时髦了进修了工作了

　

　　对不够了解的人群，我们往往容易符号化地去理解。比如，在媒体的塑造之下，中国的打工者的生活被定义为——长时间加班、单调、高强度、缺乏交流、社会底层……在一堆符号化的词语面前，美籍华人作家张彤禾决定写点不一样的东西。

　　她深入东莞，和普通女工深入交往，用一线材料血肉丰满地还原了一群打工女孩的形象，她们真实而鲜活，感受着时代的无奈，但又绝非时代的牺牲品。

　　以两年时间，张彤禾完成了《打工女孩》。近日，这本书的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

　　在这里，无数年轻人学习像城里人那样生活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还没有动写这本书的念头之前，你对东莞的印象是怎样的？

　　张彤禾(以下简称张)：相当消极——炎热、污染严重、满是工厂。而且，当我第一次去东莞时，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在那儿生存。

　　慢慢地，我认识了一些打工的女孩，并通过她们了解了这座城市，我知道了哪儿有公园和面馆，也知道了如何乘坐公交车并防止被偷窃。

　　她们带我走入了各种各样东莞的亚文化圈——自考助学班、卡拉OK厅。我开始通过她们的视角看东莞，慢慢了解这座城市的有趣和复杂。

　　记：外媒报道中，中国的打工者呈现怎样的形象？

　　张：外媒往往会首先着重报道中国工厂内部产生的伤害。但我怀疑事情也许不是报道中描写的那样。因为，去城市打工可能很艰辛，但同样也带来机遇和冒险，所以我打算去发掘更多的东西。

　　记：是什么驱动你辞掉华尔街日报的工作去写工厂女孩？

　　张：1999年，我作为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来到中国。2005年时，我向报社请假去写这本书，直到2007年我决定离开华尔街日报，那时我仍然在写这本书。

　　这本书的工程比我原先预想的更为庞大，我希望给这本书足够的时间，同样，我也意识到，就算我回去做一名报纸记者也不会快乐。

　　与此同时，我结婚了，何伟(《江城》作者)和我都觉得，对我们来说，比起被拴在某个固定的出版物和它的那些要求之下，能够自由选择住在哪儿、想做什么会更好。

　　记：去东莞前，做了哪些准备？

　　张：第一次深入东莞前，我见了一位中国的学者——谭深。她早先有做过关于打工女性的调查研究。要去东莞哪儿、要如何接近工人，我听取了她的建议。

　　在东莞，我花了一个周末和在街上遇见的年轻女性交谈。此后，这些年轻女孩为我指明了之后报道的方向。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很重要的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思维而非“过度准备”。这样，你才不会让你已经知道的东西局限住。

　　写这种类型的非虚构作品——找到一个主题并且花两年跟随它，这本身就是冒险的。我最大的顾虑在于，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最终会呈现怎样的结果。也许我选择的这个女孩会厌倦工厂生活然后回家，也许我会和她失去联系——在我最早遇见的那些女孩身上，这也确实发生了。

　　但是我并不怀疑东莞是个很值得写的地方， 因为无数年轻人从农村涌入这里，她们在这里学习如何找工作、交朋友、约会，就像城里人那样。

　　她们忙于转型，忙于跟上城市的脚步

　　记：为什么要将年轻女性作为你写作的目标？

　　张：在我看来，比起年轻男性，迁徙，给年轻女性所带来的影响也许更具变化、复杂。在村子里，年轻女性是地位最低的人，而在有工厂的城市里，她们是更有价值的工人，且往往价值高于年轻男性。

　　我很好奇这些年轻的女孩们如何驾驭这趟从传统到现代、从“低社会地位”到“有价值的”的旅程。我同样感兴趣的，还有她们与家人、自身在这一过程所感受到的冲突。

　　当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女人。我认为这也会帮助我了解这些年轻女性，尽管我们在文化背景、教育上有差别。

　　记：“打工女孩”这个标题看起来似乎是想呈现一个群体，而你好像更注重对个体的描述？

　　张：现在已经有太多人写关于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现象了，我希望能够通过一些个体生活的故事来阐明这一现象。

　　我想要探寻的，是她们生活的所有细节：手机文化、发型、约会模式、英语课、和父母的冲突，以及她们的世界观和内在的情感世界。

　　记：对于这些个体的代表性，网络上出现了“过于主观”的质疑。

　　张：我花两年时间去了解两名来自工厂世界的年轻女性。我也遇到了许多其他年轻女性，探索了东莞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商业学校和约会场景，另外我也采访了很多研究迁移的中外学者，并阅读了他们的报告和调查。

　　所有这些“证据”告诉我说，尽管有种种困难和挫折，迁移仍然为那些从中国农村出来的人们提供了更好生活的机会。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在东莞的人都会遵循同样的道路；一些会做得更好，一些会更糟糕。但是一般来说，到城市去，打开了女孩的世界并且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提升机遇。

　　我不知道这一结论“客观”与否，但我觉得它公正、准确地反映了我在东莞所观察到的。

　　记：为什么选择吕清敏和伍春明作为核心人物？

　　张：在东莞的第一个周末我遇到了敏，一年后遇见了春明，我决定专门跟访她们俩。

　　敏和春明都来自贫穷的农民家庭，且没有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她们是作为整体的流动人口中的典型。每一个都很努力、雄心勃勃，寻求她自己的成功与幸福，并且乐于在这条路上挑战家庭和传统。

　　从这点上来说，她们也是中国在这一转型期中的代表——这一时期，每个阶层的人们都忙于提升、重塑事业以跟上社会快速的经济变化。

　　记：与女孩们相处的过程中，最难忘的记忆是什么？

　　张：我和这些年轻女孩们交流并不难。在城市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依靠自己而不依赖别人的年轻女性。她们也会问我很多关于我的生活和美国的问题，所以我们之间的对话相当顺畅。

　　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我和敏在她的湖北老家——一个农村度过的那段时间。遵守公共生活的模式——大家一起吃，一起睡，甚至一起洗头、刷牙——这对我来说好难。我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当流动者们抵达城市是会感到如此孤独。

　　敏的老家所在村庄，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暖气，待了两个星期之后，我们一起坐火车回城里了。当我们到达东莞之后，我们觉得既温暖又现代还诱人——我觉得我看这座城市就像那些流动者看它一样。在敏的老家待的这段日子是我在中国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它帮助我进一步了解了打工者们的世界。只有见过村庄你才能明白城市意味着什么。

　　记：现在和书中的女孩们还有联系吗？

　　张：我们仍通过电话和邮件时常联络。她们都做得很好，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不断经历着许多变化。

　　现在一旦有任何关于中国的新闻大事发生， 我也许就会问问她们的观点，因为她们是普通中国人对某些事情看法的一个很好的参照点。

　　当然，会保持联络的另一原因，还因为我们现在已成了好朋友。

　　记者 王湛 实习生 付玉婷 采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