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作家丁燕谈《工厂女孩》：陌生与孤独，赐我写作灵感

　　告别新疆，移居东莞；

　　走出书斋，进入工厂，

　　丁燕《工厂女孩》背后有故事——

　　陌生与孤独，赐我写作灵感

    丁燕，诗人，作家。20世纪70年代生于新疆哈密，汉族。诗作入选百种诗歌选本。出版诗集《午夜葡萄园》，曾获得多种诗歌奖项。

　　2010年，年逾不惑的新疆作家丁燕做出一个决定：离开生活多年的故乡新疆，只身一人前往广东东莞。她在当地两家电子厂、一家音像带盒厂打工，经历了200天的工厂生活后，将工厂女孩们的故事连同自己的亲历亲见记录在案，便有了一本本月底问世的名为《工厂女孩》的书。

　　作别故土，辗转于异乡；离开书房，穿梭于工厂。这种改变，地理的和社会身份的，对于丁燕来说，意味着什么？而选择改变的初衷又是如何？

　　“在西北和东南间，东莞给我架起一座心灵的彩虹桥。”在回复记者的邮件里，丁燕再次重复了这句曾说过的话。

　　在东莞

　　2010年从新疆迁居东莞后，新鲜而强烈的不适感让丁燕开始了“她在东莞”系列的创作。《工厂女孩》，正是“她在东莞”中关于女工的章节整合。

　　在丁燕看来，进入工厂是她理解东莞、成为东莞人所必须补的课。

　　进入工厂打工，对于一位年逾不惑的女性远非易事。开始工作前，她买了几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即便在封面上别只笔，也可以轻松地装在裤兜里。本书的原始素材，多是她躲在女厕所里潦草记录的。

　　在丁燕笔下，拉线旁的女工，脸色灰黄，油垢满面，穿着不成样子的工装。有人把袖子卷起来，露出手臂，有人把领口敞开，有人踢踏着塑料拖鞋。自进厂那刻起，她们便失去了名字，而成为工牌上的那串数字。为打发机械劳作，她们总是低声聊天，满嘴俚语，互相调笑。她身旁的一个女孩说：“我真希望拉线停下来，我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

　　她惊诧地发现，在珠三角打工者的感觉系统已渐趋麻木，他们对各种规章制度的接纳都显得训练有素，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但同时，他们对生活本身的热情度，却被降到很低。

　　身处异乡，自然萌生思乡之情。伴随着车间的机器轰鸣，丁燕会想起戈壁、沙漠和绿洲的寂静；穿上土黄色的工装后，她想起穿梭在南疆街巷中，那些穿艾德莱斯绸的美女们。丁燕在受访时说，在西北和东南间，东莞给她架起一座心灵的彩虹桥。

　　现在的珠三角，是不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的西北地区？在《工厂女孩》后记部分，丁燕发出了这个疑问。

　　迅速发展的工业体系下，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将受到怎样的影响？这是丁燕通过《工厂女孩》思考的问题。

　　对话：

　　别故乡赴异乡

　　记者：为什么会在不惑之年远赴他乡？

　　丁燕：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感觉器官会钝化，会感觉到看不见、听不见。对主妇来说，这算不上太坏的事；但对作家，这意味着死亡。在乌鲁木齐后期的日子，我已感觉到强烈不适。是生命内在的一种要求，催逼着我做出选择。

　　记者：奔赴异乡，面临全新和未知的局面，是一种怎样的心绪？

　　丁燕：我就是个“女工”，以文字维生的“文字女工”。事实上，我和工厂打工的女孩，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异，我们同属于边缘地带的非主流人群。虽然我不会像她们那样，要为基本生存奔波，但我同样经历着漂泊、动荡、无助、悲怆；当这些情绪到达我的心灵世界后，所引发出的震波，比她们还长。我比她们更敏感，也就更痛苦。陡然间置身于异地的密密麻麻人流之中，宛如置身戈壁滩，周围全是黑石头，那种惊诧，那种强刺激，让我充满写作的愿望。《打工女孩》既写了别人，同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主人公。

　　记者：为什么在众多城市中独选东莞？

　　丁燕：如果深圳和广州的标志，是四通八达的立交桥，那东莞的标志，就是五星级酒店旁的茅草地。“正在发展中”是东莞的最大特点。

　　当一切尚未成型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些混乱，但对作家来说，这样的场域，最适合写作。只有在毛毛躁躁中，才能将细部凸显；若一切都被水泥和玻璃掩埋，那就只能看到溜光水滑的表面，而无法深入内部肌理。

　　记者：人的移居，也如同一棵树的移植，陌生之地，对生存和生活都是一种考验。

　　丁燕：气候、饮食、民俗等都是外在的，可通过了解获得沟通，但我和南方的冲突，显然是尖锐的。南方的特殊气候，特殊的文化环境，特殊的处事方式，都和北方有很大差异，需长时间生活才能体察。譬如，有朋友来我家，我用碗倒茶，令他们大惊。我说在新疆，用碗喝茶是常事，但他们却觉得我的生活作风太“粗糙”。北疆托里草原的牧民转化成矿工后，会痛苦地喝酒，半夜骑马到草原深处，发出声嘶力竭的大吼，他们是“被动打工”；而珠三角的工人，是“主动打工”。

　　记者：你是怎样在异乡开拓写作局面的？

　　丁燕：我已来到南方，且毫无退路，必须深入下去。我参加白话班，试图建立起一座语言桥梁；我骑着电动自行车，把我所在的樟木头镇大小街道走了个遍。但要想在南方生活下去，必须要忍受“异样的孤独”。有时候，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感觉像在梦中：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场景，没有一个人是我所认识的，我甚至会忘记我所居住的区域……但是，时间会慢慢凸显我曾不知道、无法想象的细节，我身体的琴弦被触动，有种克制不住的创作冲动。陌生与孤独，让我生存艰难；同时，赐我写作灵感。

　　在异乡思故乡

　　记者：定居东莞后，至少在地理上，新疆已经远了。

　　丁燕：对，也因此，思乡之情时有泛滥，即便是在最难熬的时刻，我也不曾想过要走回头路。我在乌鲁木齐生活了17年，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和这个城市联系在一起，在未来的写作中，我将重现那些青春岁月。但是，如果我没有选择离开，我将永远不会“回头看”，我将只能永远生活在新疆的、自我的那个气泡圈中，不能跳脱某种业已成为窠臼的束缚。对作家来讲，丧失了创造力，便是精神死亡。

　　记者：三年多的时间里， 你感受到的珠三角是怎样的状态？

　　丁燕：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人的异化，已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回过头去审视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当它们的生产方式落伍后，其精神内核里，是否还有值得汲取的优秀养分？我写过一篇名为《舌尖上的陷落》的散文，从南方常见的快餐“盒饭”写起，写到我曾在新疆吃到的各种美食。如果快餐只是为了快，而丧失了慢所带来的好滋味时，这种快，是不是应该慢一点呢？

　　整部《工厂女孩》，便是通过一个个故事和细节，来展示这些疑问的。

　　记者：本书后记中有句话：“在南方，我因脚踩那片广大的西北之地而获得了一个从高处观察车间的机会。同时，因我耐心地坐在啤机之前，我又得以巨细靡遗地观望它。这个双重眼界，成为我全部写作的秘密之源。”这里的“双重眼界”蕴含着什么意思？

　　丁燕：我拥有“双重眼界”，是因为新疆和广东的差异非常巨大，无论地形地貌，或风俗民情；同时，我在新疆时的知识储备相对强大，令我时时有“被触动感”。譬如，我看到盒饭想到抓饭，看到大海想到沙漠，看到别墅想到毡房，同时，能从这些点中引发出去，形成一篇文章。

　　记者：生在他乡看新疆，和身在其中时，会有不同么？

　　丁燕：在南方，我时常被各种惊叹追问：你会不会跳新疆舞？新疆有鱼吗？某种程度，我的口头解释，和我后来的写作，都是在做某种交流与疏通。我试图将我所知道的新疆，以内地人能接受的方式告诉他们。某些时刻，这种沟通非常困难。

　　人人内心中，都有一个他认为的“边界”。突破边界非常困难，但我必须这么做。在我的写作中，新疆绝不是遥远的童话世界，那里既有美景，也有荒凉；既有柔软，也有坚硬，但，那是我真实的，永远的故乡和家园。(记者 杨梦瑶)

　　来源：新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