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潮歌：做中国本土的文化品牌

王潮歌

　　生于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导演专业。2003年与张艺谋、樊跃组成“铁三角”，历时10年推出《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印象海南》《印象西湖》《印象武隆》《印象大红袍》《印象普陀》共7部实景演出作品，成为当地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范本。2013年制作“印象”系列的衍生品牌“又见”系列情境体验作品《又见平遥》。

　　印象：“60后”奋斗型女性

　　王潮歌的观印象公司位于北京798艺术区，对面就是全球知名的佩斯北京画廊。采访那天，公司里的年轻人正在楼下院子里欢天喜地地烧烤聚餐，王潮歌说，在平遥呆了几个月，大家太累了，前一天她告诉他们聚餐、放假的时候，她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说这话时王潮歌又有点忧伤，她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挺苦的，很多人都是一个人在北京打拼，吃穿住行都不容易。

　　公司楼上的客厅很温馨，暖色调的地毯，艳丽的窗帘，每个窗前都摆着花，不像大多数公司办公室那样冷冰冰。这里的每个细节都是王潮歌自己设计的，花瓶里前些天插着向日葵，春天的一个早晨，她自己跑到花市买来了麦穗插上。

　　坐在沙发上的王潮歌看上去年轻干练，又不失女性的柔美。她说自己是一个生活情怀极度丰富的人。她喜好吃，如果晚上有一口爱吃的东西，她会花几个小时开车跑去就吃那一口。她特别爱美，这天，她十个手指的指甲涂成了红黄蓝绿各个不同的绚丽颜色。去商场买衣服是她最大的爱好，也是她减压的方式，她自己的衣服布置两三个专卖店都没问题，身边很多小导演、助理们穿她的衣服，她觉得怎么穿好看就给她们打扮。传说中，她和张艺谋、樊跃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导演多明戈主演的歌剧《秦始皇》的那段日子，她48天换了48套衣服。

　　这辈子王潮歌只做过一个职业，就是导演，甚至从来没做过副导演。大一那年教师节，她策划了一台晚会，这是她人生第一次做导演。大二时，1987年，王潮歌与自己的班主任徐东共同执导电视剧《暑假里的故事》，主演是巩俐和赵友亮，这也是巩俐的处女作。2000年是王潮歌事业转折性的一年，她出任服装工业协会组织的《春天印象》的总导演及舞美设计，或许，这次工作恰好成为后来“印象”系列的契机。《印象刘三姐》于2004年3月20日正式公演，世界旅游组织官员看过演出后评价说：“这是全世界看不到的演出，从地球上任何地方买张机票来看再飞回去都值得。”

　　9年做了7部“印象”系列，王潮歌这个名字越来越引人瞩目。今年2月18日起，王潮歌担任总导演的大型情境体验剧《又见平遥》开始正式公演。她与樊跃共同参与设计了一座迷宫般的剧场，以黄土和旧瓦为元素，与平遥古城遥相呼应。剧场内没有观众席，演出区域也不固定。观众可从两个不同入口进入剧场，步行穿过剧场内搭建的平遥古巷，有时像看客，有时又像历史故事中的人物。

　　与“印象”系列不同，《又见平遥》有完整的故事——清末平遥城票号东家赵易硕抵尽家产，与同兴公镖局232名镖师一起从沙俄保回分号王掌柜一条血脉，这件事历时7年，赵东家本人连同232名镖师全部死于途中，而王家血脉最终得以延续。王潮歌说，她想通过《又见平遥》表达一种态度：不要看不起自己的故乡，不要看不起自己的出身。“也许你爸爸就是个农民，怎么了？身上流的就是他的血，能改吗？我的眼睛长得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爸长得就是这个样子，我爷爷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连这种血脉的传承都看不起，那就剩下移民了，你走哪儿去，一个没根的人，谁看得起你呢？”

　　美国的一位管理学家曾经提出过“短板理论”，如果木桶有一块短板，水就会从这里流出去。而王潮歌想告诉大家的是她的“长板理论”，她以自己的成长为例，“我的作文写得非常之好，文学带给我的光荣，足以消解我在物理、数学上的缺陷，因为我有一个长板，致使我今天的生活也依然因为这个长板带来了一切。”

　　从“印象”到“又见”，王潮歌内心的领悟也在不断变化：“如果把一个地方的民间文化、戏曲、戏剧挖掘出来，让人们来到这个地方一定要看，真的是我们这一代艺术家的责任。这不仅仅让旅游好了，文化好了，关键是我们的心好了，更幸福，更平静，更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又见平遥

　　又见王潮歌

　　记者：这次《又见平遥》为什么不是“铁三角”再度合作？

　　王潮歌：之前的“印象”系列我们是在策划和创意的时候三个人合作，等到拍戏的时候就我和樊跃，张艺谋之前也不在一线，不参与直接的排练和导演。《又见平遥》是我一个人导演，剧本也是我一个人写的，樊跃成了我的策划，张艺谋导演没参加。我们现在是这样，等到我歇一年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再出来。

　　记者：您以前做过很多“印象”系列，这次为什么改为“又见”？

　　王潮歌：“又见”和“印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列，“印象”是实景演出，写意，要有真山真水，在大的山水里探索人和自然的关系；“又见”是在室内，从写意变工笔画了，有人物、有严格的剧情，所以从大形态的转变上完全是南辕北辙。看的戏也不太相同，《又见平遥》是开放性的，没有观众席，观众自己走，走到哪儿，我怎么知道？你走到这儿的时候跟这个演员对话交流，那你们说什么我怎么知道？所以每次都是不同的，这是很好玩的一个情节。

　　记者：这种演出形式是独创的吗？

　　王潮歌：首先不在于你是不是第一个，关键是成功了。这个成，也不是潮歌说成了，潮歌说没用，你去看完了你觉得，哎呀，好！那就叫成了。

　　记者：有一些后现代的舞台剧是有这种形式，但好像没有这么极致。

　　王潮歌：我觉得我们的《又见平遥》很了不起的是，把一个绝对开放性的、探索的表演形式，跟传统中国讲故事的方法，没有缝隙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喜欢看现代戏的那些观众不会觉得太旧、太沉闷；喜欢看完整故事的人，也不会觉得你这个太过先锋前卫，老是不着四六，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

　　从阳朔到西湖

　　“印象”成景区名片

　　记者：“印象”系列做了9年，这9年的演出过程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王潮歌：所有的“印象”，我们的团队每年对演出的维护至少四次，不断地回去。有时候是当地做的质量稍微下降了，我们把它提上去，有的是做些修改，有的是设备更新。比如9年前您还用BP机呢，现在已经iPhone5了，那时候用的都不是电脑灯，而是换色纸，红色的灯就是红色的纸，绿色的灯就是绿色的纸，现在是电脑无极换色。

　　记者：“印象”系列的第一部是《印象刘三姐》，这个创意从何而来？

　　王潮歌：“刘三姐”我还真觉得是一种下意识，实际上就是一个艺术家的直觉，觉得这样去做演出好不好，就是这个直觉救了我。当时室外演出很多，但是在大山水里把地方的民情挖掘扩大，并且在这里驻场演出，在全球是极少的。“刘三姐”就是张艺谋、樊跃和我一起来告诉大家，请你来阳朔看这个东西。我们在那儿花的心血特别多，受的罪特别大。9年演了将近4000场，这个数字还在上升。

　　记者：我有一次去西湖正赶上晚上有《印象西湖》演出，一片湖水被围起来，我当时就想，这样是不是会影响当地的自然景观？

　　王潮歌：西湖围起来，只围两小时，不是什么时候都围着。这恰恰是我觉得最高明的地方。你白天去西湖，连观众席都没有，随便玩。傍晚，游客开始减少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地方圈起来了。为了能够环保，让人没有障碍地接近这个演出，我们用电动的小船把灯拉过来，对准今天要打的位置。你要知道在舞台上，灯光这边有一厘米的偏差打到那边就是一米的偏差。定好位置开始演，演完了迅速拆掉，下得功夫特别大。我们1800个坐椅全部是浮动式的，完事后一点痕迹也没有。

　　记者：《印象西湖》给西湖带来了什么？

　　王潮歌：西湖本身就是人工湖，苏堤就是苏东坡挖的，原来在这里养菱角，养鱼虾。如果你想有一个方法让西湖的故事一直流传，要不然就是影视作品，要不然就是靠导游来讲。全世界的人来到西湖，看到的是什么？苏堤就是一条柏油马路，西湖就是和很多地方都很相近的一个水面。你叫一个外国人怎么根据这条路联想到苏东坡？而恰恰是这样的演出，成为西湖的名片，让大家感受到那个时候仙境一样的湖，感受到白娘子许仙像传说又像真人，踏水而来走到观众眼前。所以我认为西湖真的很美，《印象西湖》真的是给西湖加了分，帮了大忙。

　　让老外花大价钱

　　买中国文化品牌

　　记者：您的这些实景演出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王潮歌：去年《印象丽江》的观众还是200万人，199元一张票。盖一大工厂，有我们票房多吗？我们是真正的绿色产业，可持续的，不破坏资源。对环境的破坏，不是一个景区少了什么多了什么，是你把脏水排在地下，盖了不应该盖的工厂，是你把地下的煤炭，包括化学的制剂拼命地加工出来，然后用最低廉的价格卖给别人。雾霾是怎么来的？这才叫不环保，这才叫最大的破坏，而且不可再生。

　　记者：这样说来，它的价值不是用金钱数字可以计算的。

　　王潮歌：我觉得最大的盈利模式，不在于“就钱论钱”这个论调。英国摇滚乐的产值排在他们国民产值的第三位，就三五个人抱个吉他。人家才不砍树，人家才不挖煤。前几年世界杯那个呜呜祖拉是中国生产的，我看了以后心都碎了，全是咱家的塑料，然后因为恶性竞争卖一个才挣一两毛钱，于是你知道咱家塑料都到哪儿去了吧？人家回收后那么多塑料能干好多事情。这就是今天我们在雾霾天气之下每个人在生气的时候都应该想到的，不要再说一个演出、一个导演破坏了什么，又挣了多少钱。没有文化，就看钱了。

　　记者：文化内涵对产品的附加值才是最有力的。

　　王潮歌：一个LV卖你好几万，那个皮子值多少钱你都知道，但是人家卖的是什么？卖的是它的故事，卖的是它的品牌，卖的是它的附加值。你就为了这个附加值掏了多少钱给人家。咱们说美国电影就是为了票房，傻不傻啊，你说美国哪个电影为了票房啊，永远在输出他的价值观——美国拯救世界。然后你就掏钱买了，于是你的孩子，女孩儿就觉得要穿白雪公主的衣服，男孩儿就要蜘蛛侠。我女儿就是，觉得最好看的就是纱裙，你给她买纱裙美得不行。脑子都被洗了。现在中国人除了胃没过去，还爱吃饺子面条，别的差不多都过去了。

　　记者：现在我们开创性的东西太少了。

　　王潮歌：“又见”“印象”，我认为是中国人自己本土的，好不容易创立出来的，自己的人应该爱它，保护它，提建议也是让它改正缺点，变得更好。你等它变好变强壮，输出到国外，那多好，我们也把我们的价值观跟人家说说。

　　记者：现在您做的《印象马六甲》，是把这个品牌推出去了吧？

　　王潮歌：走出去了。他们邀请的，这就是我理想的状态，不是输出去一个人，也不是到那里演一场就撤回来，只给当地的华人看，不是。是他们认认真真花大价钱买中国的艺术品牌，请中国的艺术家到那里做个演出，我们和他们分成。所以马来西亚发出这个邀请，请我们在马六甲市做《印象马六甲》，签约时他们的旅游部长和我们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都出席了，马来西亚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

　　是否挣钱

　　不是衡量一件事的尺度

　　记者：现在您做了那么多的“印象”，有没有听到过有人说这个演出太多了？

　　王潮歌：当有人说到我们的演出太多了的时候，我自己也不是特别能接受。因为我全世界到处跑，真是看到在英国伦敦西区几英里小小的地方，有几百家剧院，各式各样的，同时在演出，消费文化已经成了习惯。我们呢？今天晚上去喝酒，这可以，谁出钱都可以，花个三四百块，没问题，但如果你今天说去看演出，第一个反应是谁送我票？不送让你自己买票，200块钱一张票？太贵了！你都觉得挺不值的，不当吃不当喝，怎么200块钱就没了呢。你这么想有错吗？没错，但没错的结局那就永远也不看戏了。

　　记者：又说到文化消费的问题了，我觉得普通老百姓还是觉得现在的文化消费有些贵。

　　王潮歌：也不全是贵的问题。我在纽约的机场等飞机，很多人歪在那躺在那拿本书在看，咱们的机场谁要拿本书，就有人说，装什么装？肯定这么一句。看着不着急吗？反正我觉得这样的现象不对，我觉得很不对。怎么提高？那你觉得，咱们几个人去看一场戏，然后找个小酒馆，吃点儿烤串，咱们谈一谈这个戏，不好吗？多简单的一个道理。说不通。在发达国家，去博物馆，去画廊，去歌剧院，去电影院等，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咱们现在没有。

　　记者：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王潮歌：我说服一个是一个，我说了这么多，也许你的意见和我不相同，但相同一个是一个。我慢慢做，我不怕辛苦，我一点点来。挨刀挨枪也不要紧。也许你未来可以大声地喊，大声表达这样的观点，让大家重视艺术，重视文化，重视这个民族的未来和自己的孩子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记者：感觉有那么一点悲壮，有一种使命感。

　　王潮歌：这么悲壮着，还要面对许多质疑。这不代表我错了，可能代表你错了。因为你永远用一个尺度来衡量，就是挣钱吗？《又见平遥》里我们提这个口号：山西人做的不是生意，做的是德行。我说，你要钱还是要面子？今天好多人说我就要钱，不要面子，高级一点儿的说法是我要命，不要钱。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说的是，当道德、信义出现的时候，我的钱和命都可以不要，我要这个信义。这就是我的价值观，也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也是和现在社会上很多人的价值观不大一致的地方，但我认为我是对的。如果这个是对的话，可能就不会往河里排脏水了，不会有这样的雾霾了。我就是带着这个使命，悲壮的使命。

　　我是忙里面更忙

　　苦里面更苦的那个人

　　记者：您在央视《开讲啦》说到上世纪80年代读小说时的那种神圣感，现在还能找到那种感觉吗？

　　王潮歌：现在我还有很好的阅读习惯，但我买了书以后经常觉得它在耽误我的时间，根本不值得我花时间去阅读，看一半就放那儿了。那时候看一本好书，看完了一句话，再重头去读，因为你感觉还没有完全吃好这个句子，现在不是，你要赶快看看说什么故事，讲什么道理，文字之间的优美、词句之间投射出来的味道，你没什么心思接受它。我甚至有时候觉得挺忧伤的。

　　记者：现在整个社会都是忙忙碌碌的。

　　王潮歌：现在大家不叫忙，我觉得叫慌，心慌。我不知道您有多少钱，但是我想您可能不愁吃穿，但是依然心慌，觉得钱不够用，觉得不存下点儿将来我这孩子老人怎么办，一直心慌。在西方很多国家很普通的人，不管一年工作多么辛苦，到假期你是男人的话你就有责任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海边，山里，度假，足足玩一个月，花得镚子儿没有，回来接着工作。没有几个中国人敢这样，我也不敢。心里老慌，就是想多干点儿，多挣点儿，让自己变踏实，结果是越忙越慌。你有10万，你倒不嫉妒1个亿的，可是等你有100万的时候，你就会认识有千万资产的朋友，然后你还是一个笨蛋，你还得赶上，还得忙。

　　记者：本来觉得“又见”“印象”非常抒情，能让您舒缓一下。

　　王潮歌：没有，我是忙里面更忙的那个人，苦里面更苦的那个人。我都做不到能够让自己按时睡觉，按点儿吃饭，可能一天有时候就一顿饭，另外两顿就给忙过去了，没吃成。我也挺想歇的，不是那种就在家呆着休息，是想到处跑跑看看，别人叫充电，我觉得是忙了以后的一种沉淀。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放空一个星期就会突然之间明白一点儿事似的，但往往连这一个星期的时间也不给我。

　　记者：为什么要让自己忙成这样呢？

　　王潮歌：三个方面，首先我做的是一个独特的行当，一般一个团队十几个人，我是三四百人跟我一起，我不是我，而是和每一个人的节奏在一起。我不能说大家等一下，我要吃一顿好饭去，人家都在那儿呢。所以导演的工作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够持续的工作，行当本身相当艰苦，要求体力、能力、智力、毅力，都在一个高级的层面。其次是必须对投资人负责，一定要给人家回报。做观众爱看的，这是职业道德。不能说我就觉得我合适我就喜欢这个，至于观众爱不爱看我不管。第三，也可能因为我这个年岁，我是“60后”，我觉得我生在这个世上，我做这个事情，必须要对甚至永远不会认识的很多人负责，给他们帮助，如果我有这个能力，就要做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