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库切：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4月2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与莫言在北京就诺奖话题展开对话。与莫言对诺奖得主身份的内省式发言不同，库切的演讲在客观的陈述中隐含着一个问题：“理想主义趋向”的评价标准是否普遍适用于当代世界的文学写作？

　　J.M。库切：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在艺术领域，全世界每年会颁发成千上万个奖，有的只有奖章或证书，有的会有奖金。有的价值高，有的价值低。这些奖项在相关艺术领域的经济体中形成某种“货币”。一部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Miles Franklin)文学奖的小说在澳大利亚文学经济体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在这个经济体中，人们对该奖项的价值有良好判断力，知道该奖代表什么以及会接受什么。

　　就我所知，其价值能够超出其领域而闻名于世，尤其被那些有教养的人所熟知的惟一奖项就是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为何拥有如此独一无二的地位？答案并非显而易见。原因当然部分地来自它已存在超过一个世纪，有丰厚的奖金，奖项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发，颁奖典礼华美如画，并被电视广泛转播。但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大众心中它已成为某种制高点：诺贝尔奖是一种极致的盛赞。

　　在这里有两个人曾经历过诺贝尔奖的评选，并对其所知甚多。这引起了他们对诺贝尔奖内在鸿沟的反思，这鸿沟横亘于诺奖神话般的地位与它属人的、因之不完满的获奖人评选方式之间。我不能为莫言先生代言，但我想向莫言先生和你们提供我对诺奖的一点看法。

　　首先，我想对在场的媒体声明，我并不是要批评诺贝尔基金会或者瑞典皇家学院，因为正是由于他们的慷慨我才受益匪浅。在这次简短的讲话中我只想描述一下我所理解的获得奖项的诸多参数，并将诺奖体制放置回其历史背景中。实际上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只能谈谈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况。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逝世于1896年，享年63岁，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的财富首先来自他发明的炸药，其次是他建立的一系列化工企业。在他的遗嘱中，诺贝尔把他遗产的大部分用于资助5个年度奖项(在1968年，瑞典国家银行为第6个年度奖项提供资助。当然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诺奖，称它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加确切，但是它同样在诺奖的颁奖典礼上颁发)。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奖项要颁给“在过去的一年，为人类作出最伟大贡献的人”。至于文学，其奖项要颁给“在理想的趋向上生产出最杰出作品的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由瑞典皇家学院评定，评审秘密进行。但我认为，“表现出理想趋向的最杰出作品”这一准则必定让学院非常头疼，这并非牵强之辞。“表现出理想趋向的最杰出作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一部作品的趋向不是理想的，那么它就不在学院的考虑之列吗？另外，集中关注一部作品的趋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每一部作品都有其趋向吗？更宽泛地说，一个世纪以前的遗言对瑞典皇家学院的约束到底是有多严格？学院不是有权用当代的话语去解释其指令吗？

　　诺贝尔比大家认为的要有趣得多。他碰巧是一位先锋实验型化学家，他和他的兄弟一起建立的跨国企业到今天都还存在，但同时他对文学也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他阅读广泛，通晓多种欧洲语言，也积极跟进艺术方面的发展。他有他最喜欢的作家，也有不太喜欢的作家。在空闲时间，他也会写剧本和小说。据我所知，这些作品尚未出版。他对音乐和雕塑的兴趣没有对文学的兴趣浓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些领域没有设立诺贝尔奖。

　　诺贝尔尤其讨厌左拉和与自然主义写作相关的任何东西。基于对诺贝尔的了解，我推断其原因在于，左拉和自然主义者都深受达尔文和新达尔文主义者的影响，他们相信人类的命运很大程度是由个人所无法掌控的遗传和环境决定的。与此相反，诺贝尔信仰进步和人类精神的力量，他尤其相信伟人以及伟大精神的历史角色就是为人类指示通向未来的道路。

　　在诺贝尔的时代，最有才华的瑞典作家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在19世纪80年代，作为一名年轻的作家，斯特林堡是左拉的狂热追随者。虽然诺贝尔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但他显然不赞同斯特林堡的作品。他最喜欢的瑞典作家是诗人维克多·里德堡，现在这个名字大概已经被忘记了。诺贝尔仰慕其“灵魂的高尚和形式的美好”，这是诺贝尔的原话。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者，诺贝尔把自己看作是里德堡的追随者，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超级理想主义者，是缺乏天赋的里德堡”。

　　根据诺贝尔的遗嘱，甄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任务落在了瑞典皇家学院身上，这一团体从瑞典智识集团中通过不计名投票产生。这个脆弱的团体很可能在1896年和今天都对诺贝尔“有理想趋向的文学”所必定意指的东西有精当的理解。我不知道在英语中被翻译成“趋向”(direction)的瑞典语原词是哪个，但我打赌它和在德语中被翻译成“趋向、倾向”(Tendenz)的那个瑞典词是同一个。在诺贝尔的时代，Tendenz在德国文学批评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并在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批评中仍保有其重要性。在一种黑格尔式的意义上，一部作品或一批作品的趋向综合了作品的所有元素，因此表达了它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在出版审查署手中，Tendenz成为非常重要的理论工具。至少，它能让他们发现一本极不受欢迎的书，即便其中的所有元素单个儿来看都不能被认定为是不受欢迎的。

　　斯特林堡于1912年去世，虽然有11次机会(1901-1011)，但瑞典皇家学院却始终没有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斯特林堡。190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剧作家、小说家比昂斯滕·比昂松；1909年，颁发给小说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前者是挪威人，后者是瑞典人。瑞典皇家学院给比昂松的授奖词是“精神少有的纯净”，给拉格洛夫的授奖词是“高尚的理想主义”。我们开始知道了，至少是在奖项早期，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在较为中立和客观的意义上并非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而是表达了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相容世界观的作家。

　　若说瑞典皇家学院在21世纪仍然把高尚的理想主义作为主要评价标准，这是不公平的。然而学院受制于诺贝尔的遗嘱这一事实并未改变。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年获奖者的获奖词，我们会看到一种努力，它即便不把获奖者都变成秘密的理想主义者，也至少要声称在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趋向”(Tendenz)。我将提及三个获奖人，我发现很难把他们看作理想主义者，但学院为他们写的授奖词是这样的：

　　阿尔弗里德·耶利内克(2004)：她的作品“揭示了社会中那些陈词滥调的荒谬和它们的征服力量”。

　　V.S。奈保尔(2001)：他的作品“迫使我们去看那些被隐匿的历史的存在”。

　　塞缪尔·贝克特(1969)：在他的作品中，“现代人的穷困获得其高度”。

　　当然，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但是作为对作家一生所有作品的总结，其怪异和跑题令我惊奇。它们似乎决意去看一部作品的光明面，尽管这些作品中每一部的“趋向”都极其黑暗。

　　(根据现场发言整理，邓明艳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