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父权主义不是孝

　　在唐代大儒韩愈所立的儒家道统中，舜和禹都是儒家源头的重要人物。而孔子的一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却将他们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如果仅从个人恩怨而论，舜与禹的关系相当微妙。舜是推举禹继鲧治水，使其施展自己的才华并最后将帝位禅让于禹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禹有知遇之恩；舜是“殛鲧于羽山以死”的人，鲧是禹的父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是禹的杀父仇人。从《史记·夏本纪》所记之情节看，无论是舜还是禹，都未曾因个人恩怨而产生冲突，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治水。鲧之所以被舜“殛”于“羽山以死”，乃是因为“治水无状”；舜之所以“举鲧子禹”，也是为了“续鲧之业”。禹要“续鲧之业”而不“治水无状”，就不能再走鲧的老路，改“湮”为“导”。于是便与日后孔子所说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直接发生了冲突。

　　按照“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儒家信条，禹不能改“湮”为“导”，鲧原先怎么治，禹也得怎么治，即使要改“湮”为“导”，也得过了“三年”再说，否则就是不孝。因袭鲧的老谱，一味地靠“湮”治水，虽能获“孝”之名，“治水”只能适得其反。洪水滔天，下民其忧，你能耽搁得起“三年”吗？舜也一样面临着这个难题。他是以“孝”著称的，按照“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儒家信条，就不该支持或听任禹改“湮”为“导”，甚至根本就不该“举鲧子禹”去“续鲧之业”。孟子曾经设想，如果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被皋陶抓了起来，舜会放弃帝位而私下背着父亲逃走，到寥无人迹的海边去享受天伦之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怎么能让禹去做自己不想做的有违孝道的事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在的难题。因为大禹治水之时，孔子还远远没有出世。在儒家的道统中，孔子还得排在成汤与文武周公之后。孔子那句对后世有极大影响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名言，也还远远没有影子。将禹(也隐含着舜)置于这个潜在的难题之中的，是鲁迅的历史小说《理水》。你听那位白须白发的大员，在责成禹收回改“湮”为“导”之“成命”时的慷慨陈词：“湮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大人升天还不到三年。”一起发难的不仅是白须白发的大员，还有花须花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等等等等。其实，与其说鲁迅将舜与禹置于一个潜在的难题之前，倒不如说鲁迅给孔子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以致命的一击，这一击就击在儒家道统的源头上。

　　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评说过孔子此言。那时，鲁迅是从进化论的角度立论的，批判的是父权主义。他说：“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这话出自《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写于《理水》发表前16年，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是“一以贯之”的。即使现在去读，似也无可挑剔。

　　孝是人类美德，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这并不等于依附于一个“孝”字的种种观念，包括父为子纲，包括父权主义，一概都是人类美德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一个“孝”字，孔子有过不少经典的论述，例如：子游问孝时，孔子说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就说得相当精辟。然而，即使“圣人”说的话也未必句句都是金玉良言，“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就不值得推崇。如今孔子走红，当年《新青年》诸公对孔子的批判——其实主要是批包括“父为子纲”在内的“三纲主义”——正在受到某种“清算”。然而，“清算”之时，最好不要一概而论，不要以为孔子以及儒家的孝道都是传统美德，也不要以为当年对于儒家孝道的批判都是对于传统美德的否定。父权主义不是孝。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暂且不说，就是鲁迅小说《理水》之中舜与禹的潜在难题，也是“清算”者难以跨越的一道坎。倘若只是来一个翻烧饼，甚至重新搬出“铲伦常”与“禽兽行”之类的恶谥，那毕竟是缺乏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