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华：“补丁”年代

　　“补丁”，是指补在破损的衣服、鞋帽或其他物品上面的东西，以使原物品最大限度地延长使用寿命。补丁的选择，可以是同类物品，更多的是近似物品，只要功能上过得去，可延续物品的使用价值，能将就就将就，能凑合就凑合。实在没有，用些代替物也可以。比如黑衣服上，补块蓝补丁；小姑娘的花袄上，补块素补丁；麻袋破了，补块帆布；笸箩漏了，缝块羊皮都无妨。本来穷，就不必也顾不上讲究了，能让物品多用一天，就够了。

　　早年，我很少看到穿着不带补丁衣服的人，而现在我也很难找到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的人。街上，偶尔遇到一位乞丐，那也是脏，见不到补丁，如今的乞丐也都阔气了。

　　记得小时候，每次上山割柴，镰刀刺破了手指，就将衣服上的“补丁”扯下来，包扎伤口。等血止了，摸着衣服上露出的洞在那儿呆呆地纳闷，怎么一切物件全打着“补丁”？也好，要不拿什么包扎伤口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绝不仅仅是一句说起来很轻松的顺口溜，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人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特征。

　　电视剧《毛岸英》的导演刘毅然在接受朱军采访时说，该剧的拍摄真实度很高，相当一部分实景都是在中南海里进行的，他亲眼目睹了主席生前所穿着和使用过的物件，几乎全带着补毛主席的一双皮拖鞋打了多块补丁，老人家的睡衣居然有100多块补丁。这些要不是导演亲口所言，谁相信这样一位领袖竟如此节俭与朴素，但这千真万确。

　　而曾任毛泽东内务总管的吴连登回忆：“那时，主席的衣服旧了也好，破了也好，他都要让我们为他反复缝补。毛巾等物品也是一样，到了我管主席家的时候，好多东西就很难补了。没办法，一件物品已经是补丁摞补丁，再拿到外面补，确实让人感到很为难。有时把主席的衣物和洗脸用的旧毛巾什么的，送到总后服装研究所去补，回来后没用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我们总和洗衣房的工人讲，这些东西一定要人工洗，千万不要用洗衣机。后来工人们就用一个大盆，水里撒上肥皂粉，将要洗的物件泡上一段时间，用手慢慢按，洗好后，从盆里往出拎时不能过猛，拧时劲不能过大，不然拎上来就可能又出现一个大窟窿。对这些不好对付的物件，只得采用特殊的办法，就是用网兜将它们兜起来，把水控去，再打开晾干、缝补、熨平。”

　　当时人们那种对待节约的态度是真诚的，质朴的，发自内心的，言行高度一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话字面上似乎指的是缝补衣服，实际它已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衣被也好，鞋帽也好，用具也好，统统都是反反复复地使用，缝缝补补成为了人们的一种习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尽管这样，也挡不住人们对美的追求，针线活儿好的，还特别讲究补丁布与衣服颜色的匹配，针脚缝得细密而均匀，带着补丁的衣服依然很得体，也很漂亮。如果家里缺少做针线活儿的人，特别是那些“爹当娘”的家庭，就另当别论了。

　　在那个补丁年代的大背景下，不管人们身上有多少块补丁，都司空见惯。如果猛不丁穿上件新衣裳，倒觉得很不自在。于是，就有人发明在新衣裳上缝几块不规则的“补丁”，然后再穿出去，心里仿佛才舒服、才踏实。

　　其实，不光是衣服打补丁，身上的其他地方也被补丁包围着，帽子、手套、袜子、鞋子，甚至布腰带都打着补丁。只要还能穿，还能戴，还能使，还能用，就尽量再缝再补。眼下“袜板”几乎见不到了，早年谁家都有几个“袜板”。大人的，孩子的，大脚的，尖脚的。袜子破了一定要补，因为袜子穿在脚下，更没那么多讲究，每双袜子都是补了再补，那时有千层底儿鞋，更不乏千层底儿的袜子。看吧，妇女们坐在街上聚拢聊天，十有八个都抱着袜板补袜子呢。

　　那时，小孩子们的“屁帘子”通常是“补丁聚会”，补了一层又一层，什么颜色，什么面料，都可以往上摞，这地方更将就，暖和就行，不必用什么好布料。孩子大一点了，特别是上学了，他们身上的补丁，就要相对讲究一些了。比如颜色、面料尽量协调一致，毕竟已经懂事了，知道美了。人们生活起居用的被子、褥子、枕头、毯子、毡子、炕席、凉席、门帘没有一件逃过打补丁的。小孩子们上学背的书包，用的手帕，捎干粮的小布兜，也都打着补丁。回想起那个睁开眼就是补丁的世界，我一点也不感觉有多不顺眼，心里倒是觉得很亲切，因为那是一种质朴的美，一种清纯的美，一种自然的美。

　　下地劳作时，人们身上穿戴的草帽、垫肩、套袖、围裙、护腿，以至头顶的雨伞，脚下的雨靴，都会见到一处或多处补丁。扁担裂了也要打补丁，通常用一块竹板，两头用铁丝绑在受伤的扁担上，阻止和延缓裂缝继续扩大。要说那时制作扁担的树木材料有的是，砍一棵碗口粗的树，就能出两条扁担。但人们还是习惯给它打补丁，大概受补丁的气场所影响，扁担也不能例外。那时农村赤脚医生们的出诊箱，一背就是十年八年，挎带不知断了多少次，皮革经长时间的磨损，很破很皱，连颜色都褪了，最后缝补得像个文物。

　　锅碗瓢勺、水缸脸盆也少不了“修修补补”，那时候补锅锔碗的工匠，走大街串小巷，满处吆喝。人们纷纷带着“受伤”的锅碗瓢勺，请他们锔补，有给钱的，也有用粮食交换的。真不敢想象，刚才拿来的时候，还是七零八落的锅碴碗碴，经师傅的巧手一补一锔，竟然滴水不漏，又能用上几年。前些年回老家，不经意在一个破筐里发现几只打着锔子的碗和盘子，格外亲切，于是用报纸轻轻地包好，带回了县城的住处。时常看看，也是一种教育。

　　那时，谁家要是有辆自行车，可真是太稀罕了，自然当宝贝一样对待。一辆自行车传三辈儿，决不夸张。因此，它也就成了修补频率最高的工具。座套经反复缝补，最后已找不到原来的模样，车条屡折屡换，但绝不轻易换个新车轮，除非瓦圈再也不能套住车条。自行车内胎打补丁是常事，可是外胎爆了，舍不得花钱，也要打补丁。于是找来一段旧外胎包在破的地方，骑起来咯噔、咯噔的，那叫一个不舒服。但毕竟省下几毛钱，因为每家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生产队为了节省开支，千方百计搞资源再利用，每年春秋两季还专门抽调手艺好的社员，对还有修理和缝补价值的工具进行修补，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一毛是一毛。所以那时跨进生产队的场院，会看到满是打着补丁的笸箩、簸箕、箩筐、竹篮、木铲、木锹、口袋、苇席、鼓风机，就连人们盛修补工具的兜子，也都是补丁摞补丁。

　　过去很难看到或摸到一张嘎嘎新的钞票，张张都显得皱巴巴。如果留心，很多断开或缺角的纸币和各种票券也都打着补丁，看的出来，那时不论是个人、集体，还是国家，都在坚持着“缝缝补补”。

　　如今我们的物质丰富了，但我们身边的浪费现象确实发生的太多了。让我们记住一位名人说的话吧：“不珍惜和节约资源的民族，是早晚要吃苦头的民族。”(周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