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只是个中等编剧，拿什么钱干什么活

　　严歌苓近年的影视编剧作品堪称“爆棚”：电视剧有《小姨多鹤》《幸福来敲门》《铁梨花》以及最近的《娘要嫁人》等，电影有《梅兰芳》《金陵十三钗》等，无一不是热剧热片。

　　再往前推，她多年前编剧的电影《少女小渔》，曾获亚太影展六项大奖。业界送她“华裔第一女编剧”的光环，但严歌苓最重要的身份依然是作家。

　　有人说她的作品“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而当它们从凝练的文字变为立体的影视作品时，又呈现出绚丽多姿的一面。近日，随着新作《娘要嫁人》在东方卫视的热播，严歌苓也来到了她的出生地上海，畅谈起自己在作家和编剧的双重身份之间的游走感受。

　　她说自己“有一个同情的耳朵，抱怨憎恨的人会打开她的耳朵”，无论作家还是编剧的身份，始终是那个讲故事的人。

　　做代言人，为中年女性书写情感

　　记：为什么会写《娘要嫁人》这样的题材？

　　严：我偏爱写女性角色，因为自己是个女人。很多女性朋友也会把经历告诉我，自然而然就搜集到人物的素材和细节。中年女人的爱情戏不算多，我就想写一个女人尤其是寡妇的情感故事。

　　记：主人公齐之芳堪称命运坎坷，选择特定的时代背景是出于何种考虑？

　　严：从上世纪60年代跨越到90年代，一个带着3个孩子的女人身上会折射很多历史问题，包括社会、个人在内的危机在那样一个女人身上体现得更完整，比如自然灾害、“文革”等。她不想为了生活委屈自己的感情，虽然“牺牲”是传统对一个女人的要求，但齐之芳不同意，仍要坚持自己的情感，所以她更苦。齐之芳是一个比较不务实的人，很要强，她宁愿把馒头变成一半也不愿为此嫁人，她为生活哭得眼睛肿了，敷一下脸就又容光焕发去上班了，有不驯服的感觉。

　　写这个人物的初衷是，很多孩子就是要求自己的母亲只是母亲，对于母亲的情感会觉得有一种秘密式的羞耻。我想要用这部戏挑战这种观念，我父母也离异过，所以知道这种感觉。

　　记：蒋雯丽的表演符合您心目中的齐之芳形象吗？

　　严：她演过《幸福来敲门》，这次很自然地选了她。蒋雯丽演得非常惊艳。她身上有种不被岁月改变的天真单纯和善良，在表现角色气质中也有所体现，眼神里有一种多情的东西，年龄也很适合。

　　为人情累，“误”成电视剧编剧

　　记：开始写电视剧剧本，是怎样的契机？

　　严：其实我是新兵，不怎么会写电视剧，也很少看电视剧。在海外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写书就是看书看电影。当时有人说有一个本子写不下去让我帮忙看一下动几笔，那会儿刚好写完《梅兰芳》，看到那个本子后知道了原来这就是电视剧剧本，觉得简单，同时也发现本子基本死了我改不了，就重新写了一份，就是《幸福来敲门》。也算误打误撞进入行当。但大家不让我停下来了，这个制片是你朋友那个制片也是朋友，我想把朋友的忙都帮写完了也就不写了。

　　记：作为一个作家，对于编剧的身份怎么看？

　　严：我在当作家，也一直在当编剧。我的很多小说会被改成影视剧，有时候身不由己，比如《梅兰芳》《金陵十三钗》，基本是第一年在写长篇，第二年就在写剧本。就我自己来说，希望每部文学作品都有它的生命，不要借助影视活下去，但当下时代新媒体、微电影、手机小说，这些事物是不可抗拒的。如果影视作品的观众能变成读者，未尝不是一个推广纯文学的路子。

　　记：那您如何看待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标准？

　　严：没有标准，文学作品变成影视剧要经过再度创作，就要看导演编剧如何提取其中的影视因素了。不同的人看到的影视因素不一样。之前以为《尤利西斯》不能拍成电影，因为没有故事，但还是被改成了，那些编剧导演能看到里面影视剧的因素。

　　记：您最满意的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作品是哪一部？

　　严：我其实看得很少，因为一般不在国内生活，电视剧播放的时候都在国外。电影基本看过，都还比较满意，各有各的好处。不管哪一部，我都希望用最好的语言讲最好的故事，这是一个小说家的责任。

　　记：外界传闻您是“千万稿酬编剧”。

　　严：没有的事。虽然我在好莱坞编剧过两部戏，但稿酬可能还没国内的剧本多。至于国内稿酬，我认为我比很多人拿得低，我只是个中等编剧，拿什么钱干什么活。

　　当“边缘人”，做冷静观察者

　　记：许多编剧的困境是很难回到写小说的状态，您有这方面的担心吗？

　　严：现在还没有，将来会不会有不敢打包票，如果剧本邀约不是特别殷切，我能推就推掉。我还是写小说更擅长，小说里常常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些在影视剧里受限制，作家有很多思考，但不能在影视剧里被忠实反映。

　　记：您基本上生活在国外，但写的多是国内的事。如何获取创作灵感？

　　严：在美国生活比较简单，没有应酬，一个礼拜看两三场电影再读读书，但会和朋友结交，他们会把故事传给我。中国人有聊天文化，无形中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只同情的耳朵，抱怨憎恨的人会打开我的耳朵。

　　记：和你笔下的生活有空间距离是不是反倒产生了更好的影响？

　　严：我倒挺希望在边缘生活，不想当主流。边缘生活会有比较冷静的观察角度，有点像隐形人的感觉。在国内，我是外国回来的中国作家，不是作家主流。在美国，我也是外来作家。我喜欢这个身份。很多反省意识是在对比中产生的，对自己文化的欣赏也在这种对比中产生。

　　记：您的作品题材多样，时代背景也多样化，有没有什么领域是您的创作“短板”？

　　严：不敢写上世纪90年代的东西，我是1989年出的国，回来看到北京生活和10年前完全不同。没有一个社会像中国现在这样有如此大的变化，所以对于写中国当代的故事比较胆怯，现在做的体验生活就是为了能够胜任当下生活的描写。我自己也有顾虑，没有任何距离的时候最不能审美，往往是当局者迷的。本报记者 李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