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滁州记忆

　　1980年我考进银行时才十八岁，第二年春天我们就集中到滁州进行为期一百天的新学员培训。滁州，可以说是我生命中离开家的第一站，也是我有生以来去的心目中第一个大城市，有火车。

　　我们在滁州正是春天。滁州到处是春的气息，印象深的是南湖，下雨天，湖中心砸起无数丁字形的水泡，湖岸的垂柳新绿含烟，潮气十足，真个是烟雨迷蒙。

　　在滁州，每天听火车汽笛的声音。听着火车的嘶鸣，再能看到它喷出的白雾，我们相当兴奋，仿佛是《资本论》中“工业革命的景象”。这只是个比喻，就是繁荣的意思。火车拉着木材，拉着煤，停在滁州的市内中转的铁轨上。我们跨过铁轨，有时还得从两截车皮的缝隙爬过去，推自行车的将车倒下从接头处钻过去。这一切都得在煤屑飞舞中、汽笛声声中去完成才有味道。我们的心相当年轻，我们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和好感。

　　也是与滁州有缘，两年后我又来到了滁州，开始了三年的电大生活。你可别小瞧了它，通过这个三年的专业学习，我们就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了一个有专门知识的人了。

　　在滁州，我还认识了许多老师、文友。给我们上写作课的王许林老师，他是杜甫研究专家，而他的身上，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李白气息。他好酒，为人不修边幅，上课吟哦李杜的诗，如痴如醉，仿佛酒疯子刘伶再世。文友之多就更无须多说。原来我在半塔古镇学习创作，基本上是孤军作战。到了滁州，没想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文学，有诗人、有小说家。往来较多的，有写诗的杨卫东、顾玉龙和川河，写小说的李洪彬。有一个阶段，我们更是形影不离。记得川河那时已在冰箱厂工作，他在车站路上有一间几个平方米的宿舍。房里有床一、电炉一，常常乱得像“狗窝”一样，在我们看来却是十分的温暖。他的宿舍永远只是象征性地锁一下，我们可以随时光顾，只要将锁轻轻一拔，门就自然开了。我们在里面或喝茶，或聊天，或睡觉。在当时，能有这样一个私密的空间，是十分珍贵的。川河就在这里写诗，诗歌发表了，居然引来了一个遥远的佳木斯姑娘。姑娘来到这几平方米的小屋，为川河洗衣做饭(劈柴喂马)、阅读诗歌，竟毫无怨言，反欢天喜地。

　　高产散文诗作家顾玉龙，那时他的作品已满天飞，有时一天都会有几张稿费单。他家住在肉联厂的院内，在肉联厂西北角的一片杂乱的平房里。我记得他家在房后的小院子中，临时搭了个小厦子，他在屋中两墙之间斜拉了一根铁丝，写好作品就挂在铁丝上，随时吟诵修改。他家里的姊妹特别多，似乎有七八个，都才是半大的人。他的妈妈非常白，抽烟。家里的鸡、鸭和狗，都散养。我在他家吃过几次饭，每次吃饭，桌子下面的腿都特别多，而且白，晃眼得很，对我那样的一个年纪，简直是无情的摧残。鸡、鸭和狗，在桌下乱窜。家在肉联厂，近水楼台，便宜的猪肺猪肚不愁，于是桌上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引得狗吠鸡跳。姊妹们都吃得油光水亮，一个个已有了少女的模样，小脸通红，身子开始鼓鼓饱饱，而且一个个开始鸡争鸭斗，互不买账的样子，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条心，有些过分地彰显少女时期的反叛和不羁。这样的一个家庭，不产生文学才怪呢！

　　我对滁州夏日的记忆尤为强烈。夏日的毒日头下，有时为了买一本文学杂志，在中午十二点，踩着滚热烫人的大地和顶上炎烈的日头狂走，去一个叫邮局书报门市部的地方。书报门市部在一个十字路口，门朝东，有蛮高的台阶，它的斜对面就是滁州新华书店，再走过另一条街区，向北，走几百米的样子，就是《滁州报》社。这些，都是与我的写作有关的地方，也是一个少年向往和神圣的所在。我不记得有过多少回流连在那草绿色的门楣之下。一旦一本杂志通知我在某一期会有自己的文字，还没有到某月的月头，我就有意无意溜达到那里，探头张望，希望杂志能提早印出。可每每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不多)，杂志总是迟迟不来，仿佛是有意和自己过不去，于是一颗心像在油锅中煎着，跑了不知几十趟白腿，却绝无厌烦。

　　待若某天，眼睛轻轻一瞄，忽然见新杂志悄然躺在了书架上，反一扫急切的心情，并不大声喧哗，仿若那样便会吓走它似的；又仿佛猎物已在手中，十分平静，轻轻走上去，对服务员说，把那本杂志拿给我看看。——接过杂志，轻轻打开目录，见自己的名字静静地排在杂志的某一行，于是长长舒一口气——这一次终于还是逮住了：印在了上面，编辑你也永无反悔的余地了！先买上一本，直接就蹲在门市的某个地方——门口的台阶，或者路边的树下。管它人来人往，管它车水马龙，自己完全沉浸进去，读下去，直至读完，长舒一口气，仿佛一个饥汉终于吃饱，这时可以静一静了。于是折返门市，再要两本同期的杂志，满足地(是不是有点自负地？)扬长而去。

　　这样的事情在现在看来几乎痴狂，而在文学极为繁荣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真是太平常不过。对于文学的心情，用恋爱比喻吧，却要比恋爱持久得多。

　　我的滁州生活，还在耳中灌满浓浓的、特殊的滁州口音。那是一种特别的地域口音，与我家乡天长相去甚远。我们县的口音，往往会被滁州人嘲笑，觉得不大气，有娘娘腔。滁州人总的来说，侉，直，干脆，心胸开阔，为人仗义。但也有缺陷，好冲动，也霸蛮，粗暴。记得有一年，大白天在街头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原因说来可叹，就是几个城里少年，为挑衅农村来卖西瓜农民，农民反驳了几句，游荡的少年觉得在同伴面前失去了面子，竟然一怒之下用西瓜刀刺死了瓜农。事后在法庭上，论及作案动机，少年竟然说，我只是看他不顺眼，长得不顺眼，才杀了他。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在我二十三岁的记忆里，是难以抹去的。

　　滁州，这个让欧阳修留下《醉翁亭记》的古城，这个京沪线上煤屑飞舞已有百年历史车站(小站)的重要枢纽，这个有林木翳日的琅琊山下的小城，留下我太多的青春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