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令寿:“十碗头”

　　在老家尧塘镇，提起“十碗头”，上了年岁的人都知道，那是非常盛食(丰盛)的宴席。旧时，大凡农家婚丧嫁娶、砌房造屋、逢年过节、贵客上门，都要置办“十碗头”。一般来说，“十碗头”得有荤素搭配的十大碗菜，大鱼大肉，板烧(肉丸)、鸡子(蛋)、凉拌牛肉、猪肝、灶虾(河虾)是不能少的，还有油煎豆腐、红烧面筋、豆瓣韭菜、炒水芹等，总而言之，再穷的人家，你也得凑齐十道菜，只能多，不能少。如果凑不足，那是很丢脸面的事，客人往往以此判断某某人家小气还是大方。搞得越盛食，客人越感到被尊重，主客双方都很光鲜。

　　在那个缺吃少穿、不能温饱的年月，提起“十碗头”总让人垂涎欲滴。小孩们平时盼过年，过完年就盼喝喜酒。记得我十岁那年，西南庄的表叔结婚，由于女方嫌彩礼少，婚期一拖再拖。我多次问娘，表叔怎么到现在还不请我们喝喜酒哩？娘说，你这个馋鬼，家里这么多人，喝喜酒也未必带你去。我把嘴撅得老高，娘说，可以挂油瓶了。

　　到年底了，表叔与那女的有了“情况”，女方只好屈尊下嫁。那日，天下着雨，戴着破毡帽、撑着油纸伞的舅公，踏着泥泞的小道，登门送上喜帖，两手拱拳道：荣庚腊月初六结婚，请外甥女婿一家都去。娘从鸡窝里摸出两个鸡子，泡了请舅公吃。舅公嘴上说莫客气，端起碗来连汤都喝了。娘要留舅公吃饭，舅公说还要赶下家送帖，撑起伞走进了雨雾迷蒙之中。

　　我每天躲在被窝里数日子，巴望初六赶快到来。可是娘接到喜帖竟满脸愁容，家里拿不出五元份子钱。到了初四，娘不得不去姥姥家“通”(借)了五元，用红纸包好。腊月天，很冷，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初六这天，天却出奇的好，太阳一大早就露出了笑脸。到了半晌，地上的冰开始融化。娘怕我穿的灯芯绒棉鞋被污渍浸湿，让爹驮我。

　　表叔家的堂屋里贴了很大的“囍”，摆了四张八仙桌，每张桌配有四个条凳。亲戚们坐在屋檐下晒日头。日头都过头顶了，新娘还没到，大家都知道新娘在“拿乔”(摆谱的意思)，不免有些怨气，都怪新娘不懂“情头”(事理)。

　　我心里想着“十碗头”，肚里咕咕地“造反”。好不容易挨到太阳偏西，新娘才在娘家送亲队伍的簇拥下来到表叔家。新娘很好看，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瓜子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穿了大红的缎子棉袄，煞是夺人眼球。娘说，怪不得“拿乔”，这么标致的人儿，活脱脱一个李铁梅呀。一对新人在媒婆的牵引下拜堂，然后一个一个桌子去叫长辈，叫到的长辈都要出见面礼。礼很薄，也就一元或两元。

　　婚礼的程序走完了，厨子忙着走菜。我和娘在女眷桌。女眷们吃饭比男人们秀气，相互谦让着。我实在受不了那么多礼仪，菜一上桌，就风卷残云般狼吞虎咽。娘不时地用脚碰触我，冲我耳朵低低地吼道：你饿煞鬼投胎啊！

　　娘一直不怎么动筷，她知道这“十碗头”是有定量的，板烧和鸡子都是按一桌八人配的，如果我吃了，实际上就是把娘的份额吃了。这些女眷们不像男人只顾自己，凡是碰到好吃的都一人一份分了，用手绢包起来，带回去给家里的孩子分享。娘让我吃了个板烧，分的菜都要带回去。娘说，你不能只顾自己，也要带点回去给你姐和弟弟。一顿饭，娘只吃了点杂烩和汤，而我却把肚子撑圆了。

　　小孩们总盼着吃人家的“十碗头”，却不知道大人们置办“十碗头”的难处。快过年了，“十碗头”就成了爹娘的心病。那时，我家有七口人，靠爹娘挣工分养活，在村上是有名的“超支户”。腊月十八一过，村民们忙着杀猪磨豆腐。不少家境富裕些的，在年初捉一头小猪，用一年时间养成膘肥体壮的肉猪，到年底宰杀。这时候，屠夫格外的忙碌，也是一年中备受村民们尊重的时候。在老家，我们管屠夫叫杀猪佬。家有年猪的，得早早与之相约，不然，他一尥蹶子就要耽误过年的大事了。

　　我们家没年猪可杀，磨豆腐是少不了的。豆腐对农家人过年至关重要。将它泡在水缸里，三五天换一次水，要吃就捞。豆腐就像牌桌上的“百搭”，可以与不少荤素搭配，或煎或炖或烧，一直要吃到正月完。没有豆腐这个“百搭”，要做出“十碗头”来，就难上加难了。

　　做“十碗头”，光有豆腐还差得很远。快到年关了，娘咬咬牙，上街买了三斤半肉、两斤筒子骨。凭这三斤半肉如何做出“十碗头”来，全靠娘的手艺了。娘先是把肉切成三大块，一块精瘦些的剁成肉末，掺些面粉揉匀，做成板烧(肉丸)；一块切成肉丝，作为备料，与别的菜搭配；一块放在锅里煮沸，留作祭祀，用后红烧。筒子骨呢，则是全家人吃年夜饭用的。除夕那天，娘会熬一大锅萝卜汤，里边放上筒子骨、豆腐和少许肉片，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几块骨头和肉片都放到最后，由娘分给大家。两个弟弟常常为谁的骨头上肉多肉少而拌嘴。分完了，娘留给自己的只有汤了。娘看着我们一个个打着饱嗝“年饱”了，笑得很开心。娘对爹说，苦日子总会熬到头的，等孩子们大了，就好了，别说“十碗头”，就是十五碗、二十碗也是有的。

　　老家的风俗，村上人拜年是从大年初一开始。初一村上拜，初二拜娘舅，初三丈母娘，姑姑姨娘的往后靠。从初二开始就有亲戚上门。按照“十碗头”的标准，娘端上桌的一样不少，看上去还真的很“盛食”。红烧肉满满一大碗，肉下面是百叶；板烧下面藏扁豆干，鸡块下面呢是面筋。光是豆腐就做出了许多花样，有油煎豆腐、豆豉烧豆腐、青菜烧豆腐、黄芽菜炖豆腐，荤的素的一起上，把桌子撑得满满当当，风风光光。

　　那时，上门的客人吃东西是极有讲究的，很在意吃相。红烧鸡块上立个鸡头，鸡块可吃，鸡头是不能动的。知趣的客人一般都是往素菜碗里伸筷子，荤菜碗里很少动筷。主人为了显得大方好客，总是把板烧、鸡子热情地夹给客人，而客人们往往是把这些上好的菜小心翼翼地放在碗的一边，吃完时又悄悄放回菜碗，等下一次客人上门时，娘把它恢复原样，拿出来放在饭锅里蒸蒸，完好如初地端上桌招待新客。蒸的次数多了，那板烧、鸡子越来越小，也越来越硬整。

　　等到正月半过了，拜年的事也告结束，一家人早就盼望的“吃剩食”就要到来了。娘会邀外婆家一起来“打扫战场”。这顿岂止是“十碗”啊，所有拜年的菜都上了，桌上的人可以放开肚皮吃，吃得连汤都不剩丁点儿。那些被端上端下、蒸来蒸去的板烧、鸡子等，个头已经很小很小，硬整得如同板栗，可嚼起来却很香很香。

　　几十年过去了，那“十碗头”嵌在牙缝里的余香至今还在梦中萦绕。不知是当下的食品菜肴不一样，还是我的口味变刁了，无论是在乡间还是在都市，总也吃不到那让人垂涎、回味无穷的“十碗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