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写作是一种自我的修行

　

　　熟识张楚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简单而单纯的阳 光大男孩。他喜欢喝酒，在酒桌上，他总是面面俱到地照顾每个人，甚至被朋友们戏称为“酒司令”；如果有朋友去唐山，他定会备一桌好酒好菜，等着与你神侃一 番。他没什么功利心，从刚开始写作到现在，他只把写作当成爱好，绝非名利之场、谋生之道。在生活中，他是公务员张小伟，也是一个11岁孩子的父亲。他生活 在一个叫倴城的小镇，他的小说中尽是这些平凡而跃动着的生命。

　　然而张楚的文学世界却是如此复杂。若不是亲 眼所见，我很难想象，眼前这个外表粗犷奔放的八尺男儿，正是写下《曲别针》《细嗓门》《梁夏》等作品中那些细腻文字的作者。在他的小说中，既有沉滞的现 实，又有飞扬的想象；既有压抑的氛围，又有抒情的温暖；既有令人疑惑的先锋，又有发人深思的写实。

　　如今，这个阳光大男孩已年近不惑，他的写作也已经走过十余年的路程，在这十余年中，他的文字与生活经历了什么变化？他对文学有什么独特认识？让我们听张楚慢慢道来——

　　文学是一种信仰

　　记  者：你并不是文学专业毕业的，你的本职工作又是一名小镇的公务员。出道至今十几年来，你始终没有放弃小城镇的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写作热情，每年都有高水准作品问世。琐碎而平庸的工作难道不会制约你的写作欲吗？你是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的？

　　张  楚：说实话，庸常生活确实会让人变得懒散，深陷泥潭而浑然不觉并怡然自得。我总是对我的生活本身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总是幻想某天会逃离这里并继续深深地 厌恶这里。可是我知道，其实我骨子里是热爱现在的生活的。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就像是一个人的影子再也离不开这个人。平时我会通过阅读、散步、结交新 友、旅行、看美剧来保持我对日常生活的新鲜感。

　　记  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文学产生兴趣的？

　　张  楚：小时候其实很怕写作文。有一次我们学完鲁迅踢“鬼”的故事，老师让我们写一篇读后感。我不会写，就去问我妈。我妈教我，你就说你跟你弟弟去看电影，半 路上看到个黑糊糊的东西在动，你们以为是鬼，很害怕，这时来了解放军叔叔，拿手电筒一照，原来那是从部队养猪场跑出来的猪，所以，世界上并没有鬼。我就照 我妈说的写了篇作文，交给老师后居然得到了表扬。从此以后我就觉得，写作文也不是很难。当然这只是外因，真正的内因还是跟性格有关系。

　　记  者：可你大学并没有学中文专业，怎么后来开始写小说了？

　　张  楚：我大学的专业是财务会计，可我不务正业，整天闷头写小说。那时候知道《收获》杂志很有名，于是写完小说就投给《收获》，投了几个月也没有回信，自己心 里很着急，怎么还不发表啊。那时候就是无知者无畏，不知道《收获》是最好的文学杂志之一，发表一篇小说其实那么难。后来《收获》编辑给我回了封退稿信，鼓 励我多读多写。那是1995年。

　　上班后我最早在一个税务所工作，工作不是很忙，也单身，没有太多的事，值班时间就写小说，写完就投稿。都是手写稿，写完后把厚厚的一沓纸给杂志投过去，3个月之后收到退稿信，就换另一家杂志再投。

　　直到2001年我才在《山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火车的掌纹》。小说发表之后，我收到了500元稿费，兴奋得不得了，请这个请那个，结果500 元很快花完，自己还搭了200元。2003年，《收获》发表了我的《曲别针》，《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草莓冰山》。这之后约稿就逐渐多起来了。

　　记  者：你是从纯文学期刊中走出来的作家，我注意到，“70后”作家中还有些人跟你走的是相反的路子，比如蒋一谈、阿乙，他们是先出个人小说选集，得到读者和 媒体的认可，然后才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的。你作品的传播方式可以让你一方面很快地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得到主流文学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也会在无形中制约 你的读者数量。有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

　　张  楚：蒋一谈、阿乙的短篇小说出版方式跟欧美作家几乎是一致的。欧美很多作家都是就某一主题写一系列短篇，由出版商直接出版，事先并不在杂志上发表。比如詹 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安妮·普鲁的《近距离：怀俄明故事》，克莱尔·吉根的《南极》，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但大部分国内作家还是首先 从纯文学期刊起步，先发表再结集。在当下出一本短篇小说集太难了。像蒋一谈、阿乙那样一出道就直接出版短篇小说集并且获得美誉度，全中国估计没几个。大多 数还是期刊作家。

　　现在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所有东西都在朝娱乐化方向发展，包括文学、政治。影视、网络小说的介入，令纯文学读者越来越缺失，造成很多作家像古 代练功夫的人一样，虽然身怀绝技却少有人知道。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坚持练文学的“功夫”，主要取决于作家的心态。如果你觉得文学就是一个业余爱好，是自己精 神生活的一部分，是你和这个世界沟通的一种渠道，那么作品的销量大小就成了伪命题。对我个人来说，文学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宗教。一个基督徒虽然没有见过上 帝，没有跟上帝说过话、聊过天，上帝也从来没有帮他解决过任何现实的问题，但他却一直都相信上帝的存在。文学对我也是这样，文学就是我的上帝，我对它的膜 拜、崇敬之心始终没有改变。我打开自己的内心世界面对它，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宁静和满足，这对我来说已弥足珍贵，不需要再有什么奢望了。

　　记  者：你把文学当作一种信仰，没什么其他的功利目的，这种想法现在并不多见了。这也许跟你生活在小镇，受外在诱惑较少有关系？

　　张  楚：其实现在很多作家跟我的心态差不多。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有一个信仰是件很幸福的事。小镇生活对我肯定有影响，在这里我不太会受到城市浮躁心态的影响， 自己内心坚持的东西会更持久、更坚定。如果生活在都市，身边的朋友们成天在写剧本，写一集赚两三万，写一部收入上百万，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诱惑。在我的 生活中这种诱惑很少，我只是一个小公务员，接触到的也都是普通人，这些普通人在镇上生老病死，一辈子都遵循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信条。我在他们身上看到 了光，这种亮度可以照亮我的眼睛，让我即便在黑夜里也能走自己的路。

　　记  者：小镇上会不会有人觉得你是个异类？

　　张  楚：也没有。在县城里，尤其是上岁数的人，他们很尊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在小镇时间长了，我会觉得很闷，会希望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虽然北京的空气也不是很好，但我总喜欢来这里见见朋友。

　　记  者：其实我很佩服你，很多人离开家乡来到大城市之后都会对小城市混乱、庸俗的生活产生厌恶，你成名之后却依旧能够在平凡的小镇环境中保持对这里人和物的爱。

　　张  楚：我是个没什么功利心的人，也比较愚钝。认准一个东西，从里面得到快乐，就不计较别的东西。我通过写作与自己的生命达成了一种契约，这很不容易。尤其是 现在，人到中年，会对世界产生一定的疲惫感，幸好有写作一直支撑着我，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仍然葳蕤青翠，明媚安好。

　　“桃源”：一种现实

　　记  者：小城镇的环境为你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故事背景，除此之外，这种生活对文学创作还有什么其他影响？同时，这种生活又遮蔽了什么？

　　张  楚：在小城镇生活的好处在于，这里像是一个蜘蛛网，密密麻麻、经纬交错。在大街上走一段路会碰上很多熟人，这让我觉得安全、可靠。这种安全感对我来说很重 要。生活在城镇就像生活在水面之下，你身边不断游过一些浮游生物，你跟它们碰撞、接触、纠缠，然后各奔东西。你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普通人都有自己的内心 世界，他们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完整认识和行事准则、说话方式。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另一方面，城镇生活会让人思维受限、目光狭隘。但我 觉得，文学是一种自我的修行，从事文学的人需要有苦行僧的勇气。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完全可以通过书籍、网络来认识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发展到什么程度，我 心里一清二楚。文学像挖井，它不是看你挖得多宽，而是看你挖得多深，小镇生活对我观察人性是有好处的。

　　记  者：你作品写的都是在小镇或小县城发生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都市和乡村之间的灰色地带，但它们在如今的中国社会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也最能体现转型时期的社 会与人的变化。你的作品既不是都市文学，也不是乡土文学，有人说你写的是底层文学，我个人不认同这种观点，我认为你所写的并不是简单的底层人或底层生活， 而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所面对的生活。

　　张  楚：你说得对，中国现在大部分都是小县城，小县城的变化非常之快，我弟在秦皇岛上班，他如果一年不回家，再回来几乎不认识路了。在市政建设上，这些小县城 已经越来越接近大城市，甚至有些县城跟二三线城市之间看不出什么区别，但是你如果生活在这里就会发现，县城里的人们精神上的贫瘠还是没有改变，城市发展跟 人的精神需求是不合拍的。我写小人物跟我生活的环境有关，因为平时接触的都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人：工人、小公务员、做小生意的商人、种地的农民。话虽然是 这么说，但是哪怕最卑微的人，都有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跟他们接触的时间长了，你能感受到他们身上某种高贵的品质，比如善良、诚实、担当，当然他们也有各 种各样的小毛病，比如：斤斤计较、小农意识比较强。了解得深了，就想把他们的精神世界描摹出来。其实小人物一点都不小，他们的精神世界是辽阔的、丰饶的、 厚重的。他们是底层人，他们更是普通人。

　　记  者：所以你的小说中会出现为了金钱而冒险的宗建明、追逐物质享受的方雯等等。你小说中的地点名称都是“桃源县”、“桃源镇”，“桃源”两字是否代表你笔下的这些小城镇是一个你想象中理想的生存空间？

　　张  楚：这些命名其实没有意义。我并没有奢望把这里塑造成类似苏童的香椿树街、莫言的高密乡那种文学王国。如果我有这种意识，就不会取这么普通的名字，我应该 取一个陌生化的名字，不断地在写作中加固它，慢慢形成一个自己的王国。“桃源”就是随便起的名字，我是个很懒的人，第一次这么写了之后就一直沿用。

　　这里当然也不是理想的，它只是一个现实的空间，其实我写的就是发生在我所生活的倴城中的故事。《七根孔雀羽毛》里的谋杀案是我在酒桌上听朋友说 起的。某镇的两个“富二代”，因为父辈矛盾，其中一个人故意把对方的车撞坏，另一个人非常生气，去找了两个杀手，在对方住店时给他打了一针氰化钾，那人就 当场死掉了。杀手中有个18岁的男孩，每晚听到外面车响，都以为是警察来抓他，没多久精神崩溃去警察局自首了。据说这个案件到最后，买凶杀人的没有任何损 失，18岁的杀手被判了刑。我当时就很想写这个故事，但又不想把它仅仅写成一个刑事案件，后来我决定把它镶嵌在宗建明的故事中。宗建明的原型其实是我的一 个哥们儿，我以他的一部分故事为原型，在里面镶嵌了这则新闻。宗建明的想法也很简单，他只是想得到一笔钱，把儿子从离婚的老婆那里要回来。我就想写这种小 县城里卑微的灵魂，他们焦躁不安，甚至有些龌龊，但他们内心却有一个很美好的愿望。

　　记  者：你小说中有很多宗建明这样的人，他们为了一个简单的想法而做出许多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小说《梁夏》的主人公梁夏，他身上的那股子拗劲儿让我觉得吃惊，你在小说中把这个人物塑造得非常完整。

　　张  楚：我也很喜欢这篇小说。它涉及的主题有些特别，一个男人告女人性侵。这其实也是个真实故事。我有个同学是县委书记的秘书，常常接待上访人员。有一次他告 诉我一个故事，说有个男人老来县政府告状，告状的原因很奇怪。男人和他老婆做生意做得比较好，找了个女帮工，女帮工逐渐爱上了男人，就诱惑他，男人拒绝了 她，这使女人反而受伤害了，就四处告状，说他强奸了她，牵走了他家的两头牛。这男的觉得自己受污蔑了，就赶着个驴车到镇里来告状，大家都不相信，觉得这根 本不可能。于是他到县里告，到市里告，甚至到北京告，但始终都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后来这个男人得了自闭症，天天在屋里拉着窗帘不出门，他老婆也跟他离婚 了。可是在小说中，我让那个女人出于内疚不安自杀了。

　　记  者：这个结局设计得也很好，让整个事件最终走到了一个无解的死胡同。像梁夏这种执拗的性格，其实在城市人身上越来越少了，城市人比较圆滑，很会处理各种问题。

　　张  楚：城市人面对这种事情就无所谓了。乡镇、县城里有很多像梁夏这样的人，他对世界有一个淳朴的认识，他觉得世间自有公道在。他所认为的公道当然只是自己认 为的公道，他觉得自己受委屈了，就会不屈不挠地抗争，最后如果这种抗争没有结果，他可能就精神崩溃了。他很少跟这个世界和解。

　　生活比技巧更感人

　　记  者：你的小说中出现过很多意象，比如羽毛、望远镜、曲别针等。这些意象在小说中往往不是故事核心，只是一条线索或为了营造一种悬念，你是如何构思这些意象的？

　　张  楚：你所说的这些意象其实在我写作时只是一种潜意识。比如《曲别针》里的曲别针，有朋友说它隐喻了男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扭曲。其实我写时并没有这种意识，这 只是一种个人的小嗜好，就像有人喜欢不停摆弄打火机一样。人私底下的一些细微的小习惯、小毛病、特殊喜好，都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镜像。《七根孔雀羽毛》里 的孔雀羽毛，也许没有任何意义，但却是主人公最温暖、最隐秘的东西。人有时就需要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它安静地存在着，跟我们所处的这个庞杂混乱的世界形 成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反差。当然，你可以说它是精神世界对诗意的一种向往和梳理。不过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这些“意象”确实有助于揭示人物内心和小说主旨。 可我写作时更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有意识”。后来有些朋友跟我说，“意象”在我的小说中运用得太多，我很警惕。最近的作品中就很少涉及“意象”了。我不太想 让别人觉得这只是我对技巧的运用。

　　记  者：类似意象的大量使用是人们评价你作品先锋性的依据之一。

　　张  楚：是的。比如《七根孔雀羽毛》，很多读者问我，这七根孔雀羽毛到底宗建明是怎么拿到的，它象征了什么？小说中有一句话，“有些秘密，除了它是秘密外，什 么也不是。”这句话其实不是我写的，是编辑帮我加进去的，可能他在读的过程中觉得需要有这么一句话进行阐释。我觉得他加得很好，秘密本身并没有意义。

　　记  者：这句话确实加得不错。宗建明的七根孔雀羽毛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其实每一次出现都是“无用”的，但就是因为这种“无用”，使得这篇小说呈现出一种悬念或者谜团一般的氛围。

　　张  楚：是这样的。不过我最近写的几篇小说都特别实，我特别注意避免这些意义指向。近期将发表一篇小说，叫《在云落》。小说中的县城叫云落，不是桃源县了，讲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来到云落镇后发生的故事。

　　记  者：所以你现在是在有意识地转向写实的手法？

　　张  楚：我觉得有时候写实的东西会更打动人。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以后你小说中虚的东西要尽量少一点，你还是写《夜是怎样黑下来的》这种小说比较好，这 种七分实中带着三分虚，反而很真诚，如果是七分虚中带着三分实，可能就会不成立。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反省了自己以前的作品。

　　记  者：你作品从先锋转向现实的改变其实很明显，你的早期作品《献给安达的吻》《曲别针》等有很明显的先锋手法，后期小说比较注重完整情节和现实性。这种改变 背后有什么深层原因吗？从2001年发表处女作至今，你的写作经历了十几年时间，这期间你的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

　　张  楚：先锋是一种技巧，技巧很好掌握，但现实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没有生活很难编造。作家写作由先锋转向现实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往往好 高骛远，喜欢华丽的东西，经历了生活之后会渐渐发现，生活本身是很实在的，不外乎是油、盐、酱、醋，生、老、病、死。随着对生活感受程度的深入，文学观念 肯定会发生改变。青年时期的文字跟老年时期的文字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文字会随着岁月变得越来越枯燥，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像张爱玲，年轻时的文字珠圆玉 润，老年后趋于干枯冷峻。另一方面，我觉得很奇怪，很多国外作家到六七十岁文字还很好，富有激情和想象力。这可能和生活方式、生活环境有关。大部分中国人 的生活是逐渐下坠的，到老时坠到底层，总要仰望天空。但国外作家似乎一直都保持着一种俯视的视角，是不断飞升的。

　　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后青春期写作，包括《长发》《草莓冰山》《关于雪的部分说法》等。青春期的特征是热情、明朗、忧伤，后青春期则因为步入社会后 暂时产生的不安、困惑和迷惘，往往显得沉郁睚眦，对世界的怀疑更强烈，作品也会相应地流露出此类情绪。人是会变的，尤其是结婚生子之后。家庭生活会消除你 身上的躁气，尤其是有了孩子后，内心会逐渐变得绵软、温厚，身为人父的自豪和责任让人在用文字表达世界的时候，多了一份从容和宽容。这可能就是我十几年来 最真实的心态轨迹。

　　关于“70后”

　　记  者：现在很多人给你贴标签说是“70后”代表作家之一，你如何看待以代际来为作家归类？你对“70后”群体的写作有什么整体印象？

　　张  楚：我觉得作家只分为两种：好作家和差作家。几十年、几百年后，谁还会记得你是60年代生人还是80年代生人？这种划分本身并没有意义。不过每个年代的人 在生活方式、成长环境、思维方式等方面会有一定共性，在出版或研究过程中这样划分会使作家、作品比较容易归类。

　　我觉得很多“70年代作家”写得非常好，有艺术感觉，又会讲故事。用徐则臣的话来讲，这是一批闷头干活的人，不声张，只是走自己的路，并不在乎 别人怎么说。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和前辈们所处的年代不同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娱乐节目和网络还不如现在这样普及，读书的人还是非常之多的。我们 这代人的小说大都发在纯文学杂志上，而纯文学杂志的式微也间接影响到“70后”的影响力。

　　另外，“60后”的成名有些要归结于中国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很多轰动一时的电影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比如《芙蓉镇》《红高粱》《活着》《大红 灯笼高高挂》。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中国第六代导演们没有文学情结，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上世纪80年代文学和电影共同扶持、齐头并进的情况不见 了。新一代导演娱乐化倾向比较严重，还没有哪个“70后”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并获得持久的影响力。

　　记  者：在我看来，“70后”作家最大的共性在于对他们小领域的专注，不像前辈作家触角很多、视野很宽，对很多话题都有涉及。“70后”作家视野窄，但挖得深，比如你的作品就一直专注于写小镇的人和生活。

　　张  楚：洪治纲先生在一篇评论中曾经说：“70后”作家要比“60后”作家更关注当下的生活变化，更关注日常生活中那些生命的微妙感受，也更加迷恋反理性意义 的、直觉化的生命书写。我觉得他说出了我们这代人的写作特点。相对于五六十年代生的人来说，我们生命中发生的宏大事件很少。青春期可能就是小马哥、施瓦辛 格、游戏厅、罗大佑，这跟之前的人是有区别的。前辈作家看到的是人的骨骼、皮肤，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身体里的毛细血管。

　　我觉得自己目前还没能力写宏大事件，我很佩服有些作家一泻千里的气势，这可能是我的局限性。但反过来说，我觉得作家并不一定非要写宏大的东西才 能成为好作家，比如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奥康纳的《好人难寻》、伊丽莎白的《奥丽芙·基特里奇》，写的都是小镇上很细微的东西。福克纳的很多作 品其实也是这样。

　　记  者：可能一个作家必须有丰富的经历之后，才有能力驾驭宏大叙事。但有时候小切口的故事也可以涉及宏大叙事所希望指向的意义，你的很多作品其实是有这样的效 果的。另外，你的很多中短篇小说之间是前后连贯的，比如《七根孔雀羽毛》续写了《地下室》，《刹那记》续写了《樱桃记》，有没有想过写长篇小说，或者就此 建立一个小切口的宏大叙事？

　　张  楚：这个问题我确实想过，其实我一直在构思一个长篇。我想写樱桃长大之后的故事，想以她从青春期到成年之后的成长史为线索，写一个县城和一个女孩子心灵的变迁，写一个笨拙、卑微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如何固守自己的位置。

　　记  者：你觉得跟其他“70后”作家比起来，你的作品有什么特殊之处？

　　张  楚：我是个没有个性的人，最怕的事情就是伤害别人。也许我只能代表“70后”作家中写得比较差的那种。评论家房伟写过一篇评论，说我的小说具有某种抒情性。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想可能跟我优柔寡断的性格有关系。

　　记  者：写实与抒情、现实与先锋是你作品的两个面向，你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两面性。比如，你的作品整体看有一种压抑的、阴郁的、冷的感觉，但仔细读，会发现故事的核心往往是暖的。这种正反相对的审美特征是你所追求的吗？

　　张  楚：可能还是跟我生活的环境有关，小镇生活从本质上说是很沉滞的，这决定了我作品的底色，但同时，这种生活会反过来让我在写作时想变得轻盈一点。比如，在 小说《夏朗的望远镜》中，夏朗的生活很压抑，甚至有些痛苦，我希望能让他跳脱这个世界，从而看到世界之外更广阔的宇宙，所以我设计了外星人的情节。人都站 在土地上，梦想却长了翅膀在天空中飞。(行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