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库切:见证耶稣的童年

J.M。库切

　　小说的标题，可能是作者提供给阅读者的醒目路标，也可能是精心预设的语言圈套。对于库切的新作《耶稣的童年》来说，它的标题似乎只是点明了小说与《圣经》叙事之间存在的寓喻关系，并提醒读者留心由此而形成的基本反讽，却未予解答这种反讽所代表的意义悬疑。

　　小说里的“童年耶稣”显然是指5岁的大卫。他的言行举止以及围绕他发生的众多事件，都不难在《圣经》文本里找到寓喻式的对应。然而库切在这条粗略的对应线索上，又串联起庞杂的哲学与社会伦理讨论以及非基督教的宗教话语。这些漫无边际的讨论以及各种相互异质的话语，使得小说寓意非但没有随着整体叙事的发展而渐趋明朗，反而还逐步突显为一个难以化解的疑问。

　　何谓“耶稣的童年”？基督教的四部福音书详细叙述过圣婴的隆重诞生，青年耶稣在旷野里经受魔鬼的考验、他在布道时施行的奇迹以及在殉难时承受的苦痛。但关于童年耶稣的成长，却只有《路加福音》里的寥寥几笔：“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当12岁的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突然失踪3天，并当众宣告“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时，则意味着他与世俗切断瓜葛以及童年的迅速终结。“耶稣的童年”在《圣经》里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叙事空白。

　　小说里出现大卫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联想到：“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这位身世成谜、智力超常、言行怪诞的5岁孩童，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先知气质和自我牺牲精神。例如，他固执地想要成为童话里剜心救母的三儿子，还渴盼为他人“献出血来”；他试图给死去的母马“吹气”并让它复活，这显然是对上帝用尘土造人并赋予其生命的动作模拟；他在黑板上将“我必须说出真相”的听写内容偷换成“我就是真理”，最终激怒老师，被送往阿雷纳斯角学校接受“特殊教育”；他也像耶稣一样自称“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我就是我”。这个故事里另一主角西蒙的名字，恰好对应那位著名的基督门徒。不同的是，小说里的西蒙不仅要以某种特殊形式成为“童年耶稣”的追随者，还必须担当起后者监护人和教育者的角色。他历尽周折，完全依靠直觉而找到大卫的处女“母亲”伊妮丝；又试图改变这对母子的奇思怪想和偏颇行为；最终却因为自己对现有体制蓄积已久的不满，而成为他们流亡道路上的同行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老一少的名字，是他们被正式纳入“诺维拉”这个乌托邦式的新世界之前获取的新身份。这个新身份所意味的最大转折，不仅要改用西班牙语这门新世界里的语言，而且要接受迥异于以往的思维与生活模式。这种转折并不是两人自觉自愿的选择。即使是自觉盼望成为“新人”的西蒙，也在这个新世界里清楚意识到历史记忆与当下存在之间的根本对立。在周遭人群里，欧根尼奥坚信“历史没有在场的证明。历史只是我们看待以往的一种形式，它没有力量抵达当下”。埃琳娜也提醒西蒙：记忆是负累，他应当向孩子学习，因为“孩子们活在当下，而不是过去”。然而，无论是西蒙还是大卫，其实都无法顺应这个乏味、刻板和缺乏想象力的“当下”。“这里没有聪明机灵的地盘，只有事情本身”。任何代表着复杂思维形式的反讽都难以存身。当西蒙以色情眼光来看待人体绘画课时，有一位青年却郑重其事地说：“大家都想熟悉人体。”西蒙试图“在这句话里找出反讽，但却找不到，因为它没有任何调侃的意味”(He searches for the irony, but there is none, as there is no salt)。原文里的salt既有“盐”的意思，也有“俏皮、打趣、辛辣”的意思。库切精心挑拣出这个多义词汇，应该是为呼应“世上的光”与“世上的盐”这一对常见的基督教譬喻。从小说的角度来看，没有反讽，也就缺少了“盐”，或西蒙所说的“质感”；而“我生命的光”则是西蒙对大卫使用最多的比喻。现有中译本将as there is no salt译为“就像这里没有盐一样”，意思并不准确。不过，翻译造成的意义丢失与误解，本是语言转换时的常见现象。原文里“西蒙”是西班牙语的Simón，而不是英语的Simon，译为中文却只能是同一个词。这样就丢失了它原本喻示的“语言转换”及“身份转换”的重要信息。库切本人会蓄意利用语言隔阂引发误解。例如大卫学唱歌德作词的《魔王》，却声称这是首“英语歌曲”。这个细节表明大卫与西蒙的母语并非英语，但他们作为小说里的角色，却一直使用英语作为对话语言。在这两个分属于情节内容和语言文字层面的“事实”之间，库切再次制造出一道深刻的反讽。

　　大卫并不喜欢这个新名字，他认为这不是自己真正的名字。西蒙“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也习惯称他为“这孩子”。然而当埃琳娜提醒说“换个名字挺容易”时，西蒙却并未采取行动。既然一切为事物赋予意义的语言行动都始于命名，那么，究竟是命名预先决定了角色的行动方向和意义，还是他们在本质上便已具备自身姓名所包含的某种属性？抑或每个角色都需通过行动来发掘证明被赋予名称里的深层含义，并在实质上而非表面形式上彻底地改变既定的名称？更关键的是，如果一个名字囊括了众多分歧含义，又将如何解决意义的确定性问题？在小说里，所有新来者在漂洋过海后都首先抵达贝尔斯塔营地。它可以理解为“美丽的星”(bel star)，这让人想起“伯利恒之星”。但西班牙语里与bel发音相近的belén，则既有“耶稣诞生模型”，也有“混乱、杂乱”之意。甚至有论者认为，这个名字可能是在影射犹太人遭受浩劫的贝尔森集中营(Belsen)。同样，“诺维拉”(Novilla)在西班牙语里可能意味着“新城镇”(nova villa)， 在英语里可能意味着“无家”或“乌有之镇”(no villa)。在这些矛盾、分歧甚至毫不相关的语词含义之间，人们无法做出合适的界定和选择，因为每样选择可能都仅仅具备部分合理性。小说里有一个情节，是西蒙在La Residencia(意即：居所)寻找伊妮丝时，进入了一个门上写着Una的房间。Una的字面意思是“一”，它正是斯宾塞在《仙后》里寓示着“恒一真理”的女主角名称。反讽的是，“从未生育”的伊妮丝在收留大卫作为儿子后，却离开了条件相对优越的稳定“居所”，同时也离开了因某位“全职园丁”疏于照料而“荒草杂乱”的花园。“荒草杂乱”，意味着语义秩序上不可避免的混乱；离开“恒一”，则象征着人物不再执著于意义的惟一性和确定性。

　　但对于意义的寻求者来说，不确定性永远是一种莫大的威胁。大卫在走路时，会小心避开道路上的裂缝，因为他觉得“每个人都会掉进去”。他在书页与书页之间发现“有一个洞洞”；还认为“数字会死，它们会从天空里掉下来”。诚然，在同一语词的不同义蕴之间、在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述之间、在同一时间序列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始终会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圣经》文本里与小说相对应的“耶稣的童年”，就是圣婴与青年耶稣之间的一大段时间空隙。这种时间、语言与叙事的空隙，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就是大卫看到的道路裂缝，或是他认为堂·吉诃德“掉落”其中的洞穴。

　　新世界的居民们意识不到这种危险，他们习惯于认为，“没有什么隐而不见的东西”，或不存在所谓的“可能世界”，因为“这是惟一的世界”。但西蒙却深深意识到，在无数的可能世界之中，我们只能选择其一。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童年只有一次”。作为成年人，既然无法回归童年，也无法洞察世界和语言的终极意义，他惟一的选择，就是顺从自己的情感与信任，去追随尚处于童年阶段、自称“我就是真理”并自创语言的大卫，以及作为大卫母亲的伊妮丝。至少他还能够相信，“孩子和母亲之间的联系是神圣的”。即使大卫去了来世，伊妮丝也会与之偕往。在坚信与追随的过程中，西蒙的眼光逐步接近于大卫的眼光，他与这对母子也形成了更加密切的关联。三个人最后选择像《圣经》里的神圣家庭一样，听从“更高的律令”，而躲避现世的法律。尽管西蒙本人并不能理解这最高的律令，尽管他意识到孩童们“做逃亡者不会太久，迟早长大成人，与社会妥协”，从而获得枯燥平淡的表面确定性。

　　小说结尾，男孩对西蒙说：“别叫我大卫”，“你得叫我真正的名字”。当西蒙反问“真正的名字”是什么时，他却沉默不语。这清晰呼应着大卫先前的判断：堂·吉诃德真正的名字是一个“秘密”。西蒙出于心灵的本能，追随着“童年的耶稣”大卫；但他对“事情背后的秘密动机”始终保持怀疑。如果大卫是终极秘密的探求者、察觉者和召唤者，那么西蒙便只是“耶稣童年”的见证人。

　　或许，每一位无法回归童真状态的成年人，在某种愿望驱使下，在“找一个住的地方，开始我们的新生活”的过程中，都可能碰巧成为“童年耶稣”的见证人。(李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