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繁荣创作——忆50年代的创委会

　　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简称创委会)成立于1953年3月，这已经是60年前的事了。

　　创委会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呢？那是1952年全国文艺整风之后，中央为了改进和加强全国文协的工作，使之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领导全国文学创作的统一的战斗的团体，认真地担负起领导作家的创作、批评、学习等活动以及指导普及工作的任务，决定改组全国文协为中国作协。在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第六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中明确提出：“常务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创作委员会，作为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的机构。”

　　全国文协是在1953年9月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改组为中国作协的。这就是说，创委会在文协改组为作协前半年就应运而生了。1953年至1954年作协先后设立了创委会、国际联络部(后改为外国文学委员会，简称外委会)、普及工作部(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古典文学部等。在这些职能部门中，创委会是开展活动最为活跃、联系会员最为密切的一个机构。如今七老八十的那批会员，说起50年代的创委会，依然记忆犹新，怀有一种亲切感。

　　我是1952年11月由中宣部干训班调入全国文协的。在严文井、沙汀的麾下，经历了改组全国文协、筹建中国作协的全过程。创委会刚成立时，下面就设有一个秘书室，负责掌管资料研究和调查、联络工作，并编辑内部刊物《作家通讯》。当时我是创委会的一个秘书，也是《作家通讯》的编辑。1957年反右整风后，作协调整工作机构，于1958年初撤销创委会。同时我也下放河北涿鹿劳动锻炼。从1953年3月到1958年1月，创委会的寿命总共也就是四年零九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创委会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屡有调动、变迁，而我是惟一自始至终没离开创委会的，可说是与它同命运、共存亡，是创委会整个历史的一个见证人。

　　创委会刚成立时，主任由党组书记邵荃麟担任，副主任是沙汀。1953年9月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后，同年11月作协主席团会议决定周扬担任创委会主任，邵荃麟、沙汀为副主任，创委会委员有：陈荒煤、曹禺、陈白尘、艾青、袁水拍、张天翼、老舍、王亚平。从1953年春到1958年初，先后担任过创委会主任的有：邵荃麟、周扬、刘白羽、康濯，担任过副主任的有沙汀、邵荃麟、李季、菡子等。

创委会的任务

　　为了加强对文学创作活动的组织和指导，在四年多时间里，创委会担负了哪些任务，做了哪些工作呢？根据我的回忆和手边留存的资料记载，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组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习。

　　这是创委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工作。从1953年4月下旬到6月下旬，创委会组织在京的一部分作家、批评家和各文学部门的领导干部40多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创委会为此制订了学习计划，规定了必读文件，开列了供讨论时参考的若干文学作品。按照学习大纲，就“从马、恩、列、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及对文艺的指示来认识现实主义的发展”、“关于典型和创造人物的问题”、“关于文学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关于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四个专题进行讨论。邵荃麟因病未能参加，讨论会由冯雪峰代为主持。每次讨论会都指定了首先发言人，上述前三个专题分别由陈涌、林默涵、陈企霞、王朝闻、严文井、钟惦棐先发言；第四个专题则先由马烽、袁水拍、陈荒煤、光未然等分别汇报了近年来小说、诗歌、电影剧本、剧本的创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讨论比较充分、深入，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交锋，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过去的现实主义的关系和区别、写英雄能否写缺点等，就是争论较多的问题。每个专题讨论告一段落后，都由主持人冯雪峰作初步总结。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学习讨论的全过程，会后根据记录写出《全国文协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情况报道》，约9,000字，分两期刊登在《作家通讯》上。这次学习收获很大，为开好全国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了思想准备，明确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批评的最高准则。

　　二是开展创作组的活动。

　　创委会成立后根据需要设立了小说散文组、诗歌组、儿童文学组、戏剧组、电影文学组、通俗文学组。一年之后，于1954年6月又成立了文学批评组。创委会根据在京会员从事的主要文学样式和他们的志愿分别编入各创作组。创作组是作家开展创作活动和学习活动的群众性组织，是作家加强联系和相互帮助的有益方式。创作组的任务是帮助作家订立和实现其创作计划，开展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进行政治理论与艺术业务的学习。这是学习、借鉴前苏联作家协会长期积累的经验而采取的一种社会活动方式。在1953年、1954年，小说散文组先后讨论过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安东诺夫、波列伏依的小说、周立波的小说原稿《铁水奔流》、艾芜的小说原稿《百炼成钢》等。诗歌组讨论过李季的长诗《菊花石》、诗歌的形式问题等。儿童文学组、戏剧组、电影文学组、通俗文学组分别讨论过《鹿走的路》、童话、民间故事问题、《四十年的愿望》、《春风吹到诺敏河》、《翠岗红旗》、《宋景诗》、《张羽煮海》等。有的创作组还举办深入生活和创作心得交流会、诗歌朗诵会、以青年作者为对象的文学讲座、与读者见面座谈等。实践证明：凡是会前作了充分准备、又能发扬原则性的、实事求是的批评精神和风气，从实际出发，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收获就比较好，作家就会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收获。《三千里江山》、《菊花石》的讨论会分别召开了三次，讨论相当认真、深入，具体、中肯地分析了作品的成败得失，并将各种不同的意见摘要发表在《作家通讯》上，使作者、与会者和广大会员都从中得到启迪。各创作组的活动，开头自愿参加的会员较为踊跃，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会员的热情、兴趣似乎有所减弱。这时各创作组干事会组织活动就特别注意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尽量选择会员共同关注、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讨。1955 年春，反胡风斗争展开后，各创作组的谈笑风生戛然而止。待到1956年贯彻“双百”方针，强调开展创作竞赛，自由讨论，各创作组又起死回生，更加注意活动内容、方式的丰富多样，一度又稍显活跃。但好景不长，反右派斗争一展开，红火一时的创作组就悄然收场了。屈指算来，创作组的历史也就是短短三、四年光景。

　　三是阅读作品，调查了解创作现状。

　　为了了解、掌握全国文学创作、批评的情况和问题，加强对文学思想和创作活动的指导，文协常委会要求“创作委员会应对一定时期内的小说、戏剧、诗歌、电影文学、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分别作出有系统的研究，提出报告。”还要求创委会帮助各创作组订立工作计划，开好作品讨论会，做好讨论以前的准备工作和研究工作。因此，创委会秘书室自建立之日起，就把阅读新发表、出版的作品当做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工作人员按照文学体裁、样式，分工阅读中央一级和大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及人民文学、新文艺、解放军文艺等几家主要出版社出版的新作品。每隔一段时间(一个月左右)，秘书室开一次碰头会，汇报、交流阅读情况，提出好的、比较好的或有争议的作品篇目。经过交叉阅读、集体讨论，达成共识，作出小结。从1954年起， 按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的决定，创委会每个季度向主席团作一次创作情况汇报。我记得，每次秘书室写出创作情况汇报初稿后，负责创委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沙汀总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几经修改，然后才提交主席团会议。如对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秘书室不少同事原本是赞赏的，但也听到了批评意见，在写创作情况汇报时还是把它作为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作品和问题提出来了。主席团会议讨论后，《文艺报》立即发表文章尖锐批判了这篇作品的有害倾向。又如，对《旅大文艺》发表的《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所遭到的简单化的批评，在向主席团会议汇报后，则及时得到纠正和克服。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创委会的创作情况汇报，对主席团指导当前的创作和批评，曾产生不可小觑的作用。

　　四是编选各种体裁的优秀短篇作品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