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安:袁隆平改稿

　　民谚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当年，80多岁的邓小平夹着一支烟，摇着头，抿着嘴说，中国农村改革，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第一次见到袁隆平，是他75岁的时候，我跟他说了这句大实话，袁隆平也夹着一支烟，也摇摇头，也抿着嘴说，“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工作，一点点。”

　　再一次见到袁隆平，是8年之后的2013年1月。依然是大家熟悉的宽额头，小平头，古铜色的脸；依然是红格子棉布衬衫，深色休闲裤；依然是精神爽朗，睿智逼人，举手投足一点都不像个80多岁的老人。

　　一见面，老人同几年前一样，顺手从茶几拿起一包红色中华烟。

　　这次来，我们带着清样，是请袁隆平审定有关他的一篇文稿。就是在这篇文章里提到，袁隆平戒烟了。“难道又‘复辟’了？”我说出自己的疑问，袁老乐呵呵笑着，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烟：“告诉大家，我已经正式戒烟64天了。这个是给客人抽的。”他举着烟，每人问个遍抽不抽。而后才坐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稿，竟不带老花镜。少顷，听他说，“错了一个字，这是‘身价’，不是‘身家’”，便拿起笔改正了；一会儿又听他自言自语：“我梦见的是谷粒像花生米那样大，不是花生那样大，哪有那么大，这个‘米’字丢不得”，边说边拿起笔在“花生”后工工整整加了一个“米”字；“这个字也不确切”，一直低头看稿的袁隆平抬起头，“我梦见的是自己躺在稻穗下乘凉，说躺在‘水稻’下面不准确。”

　　一般情况下，名家、领导的文稿大都经过层层把关，字字推敲，句句斟酌；审看大样，不过走一个程序，签字画圈甚而点头即可。袁隆平却没有这样。他看稿时，竟像小学生对自己的功课一样严谨认真，改正的这几个字无论语义还是修辞都恰到好处。我心头悄然一颤。上面说的袁隆平做的这个梦，大凡采访过袁隆平、写过杂交水稻的都熟悉，都描述过，我也在《见到袁隆平》这篇文章中用过。回来后一翻检，大报小报、长稿短稿居然都是说“袁隆平梦见的谷粒像花生那样大”、“在水稻下面乘凉”。不觉赧颜，随后分明感到一种常人很难有的精神从袁隆平改稿时那如同雕塑般的身体里溢出，充盈在我的四周。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是科学家对待事业的那种一丝不苟，是圣教徒对待经典的那种敬畏虔诚。

　　我又想起上次袁老为我们题字的一个细节。他一笔一画写着，老人是读老书的，不习惯简化字，当写到“读者”的“读”字时，看他停笔思索，我们提醒是“言”字旁加“卖”，他将信将疑，硬要查字典看简化了的这个字到底是怎么个写法。

　　论名气，袁隆平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名动天下；论学问，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满腹才学，建树丰硕；论经历、意志和信念，可谓风霜雨雪，九死而不悔，硬是从一条坎坷的泥巴路，一直走到脚下铺满红地毯；论贡献，为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做出的成绩功劳响当当。就是这样一个人，阅改一份不满3000字的文稿、为题写几个字而正襟危坐，如此仔细到近乎苛刻，一点都不含糊。

　　世界上的事太普通了，想要做好反而很难，芸芸众生不拘小节，难成大事；而纯粹到不计任何功利，能把普通事做好了的，终成伟人。他们重细节，现于言表，见于行动，处处留痕。胡适就认为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差不多先生”手上。鲁迅说中国国民“马马虎虎”这个病不治好，中国没得救。毛主席干脆断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他自己就是个很讲认真的人。上世纪60年代，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红灯记》，毛主席也改了一个字，一个很细微很普通的字。那天戏演完后，毛主席走上舞台和大家亲切握手，并就戏中一个字提出修改意见，就是当戏演到李玉和要出门时，小铁梅说：“爹，外面天冷，您带上围脖。”毛主席说，围脖太普通化了，虽然是现代戏，但京剧还是要雅一点，围脖应改成围巾。

　　这就让我们领略了一个哲理：原来伟人是这样炼成的。如是，你不得不叹服，改了一个“巾”字的毛主席，能改变中国，甚而世界；捏惯了泥巴稻粒的手拿起笔改了几个关键字的袁隆平呢，也在他用功的领域影响了中国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