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庆：用近代大师考问当代“公知”

《大师之大》作者刘宜庆：

用近代大师考问当代“公知”

    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大批大师涌现出来，充实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冯友兰、陈寅恪、吴宓、朱自清……他们的名字至今彪炳于史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8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师们荟萃云南，战火纷仍，学术之火却未曾熄灭，大师身上不仅燃烧着一派学术传统，更流淌着中国几千年的士人精神。青岛作家刘宜庆的新作《大师之大》，是一部历史大散文，主线就是回望这些大师们在历史上的境界与命运。刘宜庆认为，在这些大师身上，士人精神与现代品格已经水乳交融，和当下的一批所谓“公知”形成对比。历史照进现实，是他在《大师之大》中试图回答的重要问题。

    当下大学精神庸俗，更需要回望当年的大师

    记者：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这本《大师之大》中，您所表达的大师之大，大在何处？

    刘宜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仿照孟子所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我在《大师之大》中展现的大师，有两个标准，一是不党不官，二是人格独立。西南联大被誉为“大师培养大师的摇篮”，不论是在此执教的教授，还是从这里走出的学子，除了学术成就，就是达到了今人难以企及的精神的高度。

    比如，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的院长陈序经拒绝加入国民党，他表示，如果强迫他加入，宁可辞去法商学院一职。张奚若甚至登报声明，自己不是国民党员。1933年，《益世报》社论主撰罗隆基受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曾养甫之邀，到南京见到曾养甫和何浩若、时照沄。曾对罗说，如果填写志愿书加入国民党，次日可见到蒋介石。曾暗示，如此可以调到南京，委以重任。罗婉言谢绝加入国民党之邀，没有同蒋介石见面，就回到天津。

    不党不官，可以保证人格的独立。金岳霖28岁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不依附于任何党派，才能真正做到学术自由。不做政府的官员，才能做公共知识分子，承担起批判的责任。联大教授群体，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爱惜自己的羽毛，一生坚持不党不官。

    顺便说一句，梅贻琦在1949年之后，去了海外。直到1962年他在台湾病逝，归骨田横之岛，再也没有回到故土家园。梅贻琦病重，清华校友为他捐款治病。在病桌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身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如果说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教授治校的实践，让他成为大师，那这种境界就是大师之大。

    记者：民国时期，本来是社会动荡，国祚飘摇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在新旧交叠的时期，反而产生了这样一批在各个学科各个领域都影响当代的大师呢？

    刘宜庆：乱世出英雄，也出大师。我常常和民国文人的风度与魏晋风度联系起来。魏晋是一个属于名士的时代，“可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云蒸霞蔚，诗人辈出”。民国是一个属于学者的时代，大师成群结队而来。他们诞生于晚清，留学于欧美，活跃在当时的历史舞台。那时期的学者多为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不同于魏晋的名士、传统的文人，不依附于权势，独立行使批判的权力，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让他们孑然前行，也令人追怀。

    记者：能谈谈写作这本书的初衷吗？感觉这是一本史料汇集、观点荟萃的历史大散文，能谈谈写作的过程吗？

    刘宜庆：为何要写这样一本书？这是一本向西南联大学者群体致敬的书，基于当下大学精神的庸俗、文人风骨的萎缩、人文传统的断裂。至于写作过程，查阅资料的披沙拣金，每写一篇人物的冥思苦想，篇章布局的迂回曲折，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道也。写一本书，好像一次精神的朝圣之旅，经历千山万水，最后风轻云淡。

    南渡影响西南联大学人治学方向

    记者：中国古代有“士”文化，您新书的副标题是“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您如何理解“士”文化？西南联大又和士人精神有何种关联？

    刘宜庆：生于晚清，学于欧美，西南联大教授学贯中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融合，是他们的精神印记。西南联大教授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又具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

    士的精神集中体现为：家国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重视名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崇尚骨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浩然之气)，不畏权势(不为五斗米折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闻一多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拍案而起；朱自清不顾病衰之身，不吃美国救济面粉。闻朱之死，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士人悲剧的一个翻版。朱自清在1947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论气节》中说：“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 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谁笑书生不自量，他们有这种决绝和勇气。

    记者：书中，您提到了西南联大的南渡与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南渡。南渡在我们的文明史上曾经有过怎样的意义？南渡对西南联大的学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宜庆：南渡成为了解战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关键词，影响到一代学人的精神和心灵。冯友兰、陈寅恪、吴宓、朱自清、浦薛凤等人将南渡写入诗。冯友兰在南岳作诗：“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 陈寅恪的《蒙自南湖作》云：“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身世之感，离别之愁，国破之恨皆溢于言表。

    南渡影响了联大学人的治学路径和学术方向。汤用彤的藏书毁于长沙大火，直接导致转向魏晋玄学的研究。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对魏晋这段历史非常感兴趣，将历史与现实相互映照。据范宁回忆，西南联大研究生宿舍里，同学们“聚在一起时大都谈论魏晋诗文和文人的生活”(《昭琛二三事》)。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加上嵇阮的魏晋风度，很容易使得感慨遥深的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联大学子有泡茶馆“清谈”的习惯。

    当国难当头，联大学子投笔从戎，应征入伍，保家卫国。有的联大学子战死疆场，以身殉国；有的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对缅印的作战，联大诗人穆旦九死一生翻越野人山。这本书中有一章，专门写联大学子从军行。

    写作有人性温度的历史，让过去照耀现实

    记者：师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对比当代思想界比较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当年西南联大的这些大师们，差别何在？差距何在？

    刘宜庆：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和时代的代言人，所具有品格集体表现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倡导民主，人格独立。事实上，士人精神与现代品格已经水乳交融——— 家国情怀忧天下，不畏强权争自由。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议政参政从政，出发点就是爱国，他们的底线就是独立自由。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法制人权这些西方文明的核心观念，与新文化运动中的“德先生赛先生”，成为联大教授的精神底色。

    如今的公共知识分子，要看他是站在什么立场，是不是为社会和民生代言。差别很大，这种差别是怎样形成的，历史照进现实，也是我在《大师之大》中试图回答的。

    记者：读当代历史研究者的著述，常常觉得学生时代的历史教育中对真实的历史史实，有一些误解和刻板印象。你的这本《大师之大》，并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积，而是将大师的人生细节描摹尽致。您的这种写法是为了重现历史吗？

    刘宜庆：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胜利的一方往往成为历史的书写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一方面是呈现，一方面是遮蔽。教科书中的历史，往往遮蔽了一些东西，也过滤了某种真实。时间会揭开重重帷幕。我着眼于历史中的细节，人性的细节。从载浮载沉的人的命运，展现波谲云诡的历史风貌。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所写的就是历史的全部，或者客观的历史。我的《大师之大》，融入了我对历史的认知、对现实的思考。像书中张伯苓、罗隆基、钱端升、曾昭抡、穆旦等人的传记，我注重展现，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的选择，他们最后的归宿。对其遭遇和命运，读者或潸然泪下，或唏嘘感叹，或掩卷思考。一句话，我写的是带有正常人性温度的历史。

    记者：读史明智。您认为历史对现实的关照何在？尤其是这段大师的历史，在其中人们应该如何以史为鉴，让大师的光芒辐射今天？

    刘宜庆：这本书中的描写，有时会让人感到一种轮回。“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本深刻的教科书。”历史是某种活着的现实，现实又有历史的影子。死亡的历史会复活，过去的事情会重演。大师留下的精神资源，历史剧烈变动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我们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