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是边缘作家

　　生活在国外的华人女作家严歌苓近几年一直活跃在大陆的文坛和影视圈，她的作品多产，被大导演青睐，纷纷搬上银幕和荧屏。《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少女小渔》、《第九个寡妇》等影视作品改编自她的小说，展现了大的历史背景下形态各异的女性，折射出对人性的哲思和批判意识。随着她编剧的《娘要嫁人》在东方卫视等平台的热播，严歌苓近期回到中国，破天荒地为她的剧本作品进行宣传，并接受了记者的邮件专访。

　　严歌苓不论是作为作家还是编剧，都能将故事讲得圆满。从铺埋伏笔、推动情节、侧线叙事，她都能将细节和故事串联成为完美的故事。这也让她坐稳华语第一女编剧的宝座，但严歌苓却想回归到她的起点，也是终点 一个严肃的纯文学作家。

　　身在海外，横跨中西两种文化，因为严歌苓“海外”、“女”作家的缘故，读者与评论家很自然地将她与国内作家区别对待。在严歌苓看来，这种身份上的误读，对她的创作反而能产生好的影响。

　　本报记者 侯艳宁 崔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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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要嫁人》叩问传统女性美德

　　记者：你的小说作品和影视作品，都向读者和观众呈现了迥异的女性形象。这些不同女性形象的塑造，创作的灵感来自哪里？你笔下的女性人物会有你个人的影子吗？

　　严歌苓：我先前写过两个电视剧都是没有小说做基础的：《幸福来敲门》和《剧场》。在那之前我从来没看过完整的电视剧，也没有读过电视剧的剧本。创作电视剧我看成自己写作生涯里的客串或说玩票。《娘要嫁人》也是一挥而就的作品，是个纯粹的电视剧题材，我从来没想到过用这个题材写小说，从构思到完成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应该说纯属偶然。我想自己大概有多种潜在的创作力，写电视剧是我偶然发现的一种潜能。我对自己到底能写作多少种形式的文字也挺好奇。还有就是，我写电视剧是让朋友给“哄”出来的。起起哄就把我拉进了电视剧编剧的行列，我是个不愿意对朋友说“不”的人，其实弄得自己很忙，很苦，整天整年地伏案写作。

　　我偏爱写女性角色，因为自己是个女人，因为有很多女朋友会把女性经历告诉我，所以自然而然就搜集到人物的素材和细节，觉得久而久之这种搜集的人物故事可以成为中篇小说或者戏剧，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我不只写女性角色。

　　记者：蒋雯丽在一次采访中说，“严歌苓笔下的女性特别像她本人，她自己爱美，笔下的女性也个个爱美。她坚持主见，笔下的女性个性也特别倔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对爱情都奋不顾身、敢爱敢恨。”为什么你笔下的女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你觉得蒋雯丽扮演的齐之芳是你理想的人物形象吗？

　　严歌苓：我觉得我们民族的女性美德是为了孩子牺牲自己，好像一个女人有了孩子就不能再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了，把孩子和爱情对立起来其实没有必要。我在齐之芳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我对传统女性美德的提问。当然我也写了她内心的矛盾，很多次要为孩子去嫁人，而不是为了爱情这个婚姻唯一道德的准则去嫁人。但是她最终坚守住了，跟着自己的心走到了底。

　　蒋雯丽身上有天真不被岁月改变的单纯，有一种善良，在表现和气质当中有所体现，而且她眼神有一种多情的东西，很适合，楚楚动人形象漂亮，岁数也很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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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与影视 希望观众变读者

　　记者：此前，有媒体报道说你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的版权已经卖给了张艺谋导演。这个消息确实吗？

　　严歌苓：谁说张艺谋拍？这部小说是抗拍型的，很多政治运动在里面，我觉得很尖锐，但不能因为我想拍成影视就不写这段的故事，特别是里面有祖父的东西，这个拍不拍出来、出不出版都不在考虑之内，哪怕只写给父亲和我都行。《陆犯焉识》正在准备拍成电视剧，这部作品以男性为主人公，杨澜说这是我最成功的一部。

　　记者：在谈到编剧这项工作时，你曾说：“我希望我的主张能够被人接受，不被篡改、不妥协地被接受。所以我觉得做编剧总是有点委屈自己。”那如今担任影视剧编剧的动力来自哪里？

　　严歌苓：现在我很多小说会被改成影视剧，有时候真的身不由己，我希望每部文学作品都有它的生命，不要借助影视活下去，现在整个世界都是新媒体、微电影、手机小说，这种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希望影视的观众会变成读者，这未尝不是一个推广纯文学的路子。每个字都是我自己的，精彩是我的，不精彩也是我的。

　　其实我是新兵，不怎么会写电视剧也不看，海外的生活很简单，我除了写书就是看书看电影，渴望写就写了。

　　记者：你久居国外，是否了解国内的编剧生存状态？对国产电视剧类型化严重的现象怎么看？

　　严歌苓：我不怎么看电视剧，但听朋友说过，有的电视剧里，杀死起了一千个鬼子怎么样的。题材类型化是件恐怖的事情，当然也有种种奇葩的原因，哪种剧目不被通过，大家就不做，都去做保险的剧，中国的编剧和导演都在非常窄的一条路上，他们的成功是在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件事情。

　　国内的编剧做得好，稿酬很高，像我比好莱坞拿得多多了，但我的稿酬我认为比很多人低，我只是个中等的编剧。好莱坞编剧据我了解是每集十来万，这在国内远远不止。我和张艺谋也说他花这个价格可以请到很好的好莱坞的编剧，国内的编剧从经济上来说毫无抱怨的。我还是很知足的人，不会抱怨特别多，只想用我最大努力帮助导演实现一部电影、电视的艺术构想。原创小说则是更能传达我的精神的载体，文学作品不能和剧作相比，文学是我一生最爱的东西。我写剧本有个原则，只要不占用我写小说时间就行。

　　记者：有影视公司表示，你的小说内容优质，影视版权出售的起步价达到1000万元？

　　严歌苓：没有的事，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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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与写作 不想当主流

　　记者：你的作品多产，但国内读者一直觉得你很神秘，生活中你是什么样子？对现在的生活是否满意？

　　严歌苓：我一点也不神秘。因为我长期住在国外，也许在有些人眼里显得神秘。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活得很简单，除了写作，就是带孩子玩，做饭做家务，常常会邀请一大帮朋友到我家中，我给他们做川菜或者上海菜或者自己乱发明的菜，他们会把故事传给我，中国人有聊天文化，无形中就收获很多故事。我常说我现在得到的比我年轻时预想的要多得多，我觉得再多一分则多了。这应该就是幸福吧。

　　记者：你生活中是否也和你笔下的女人一样，爱美？

　　严歌苓：美不是懒人的事，我的房间总是很整齐要有鲜花，要的就是有一份心，对自己要有要求，不会破坏这个环节，作为整个环境的一部分，如果整天一个乱七八糟的人对孩子是什么印象？一个人缺乏自我约束是不可以的，有趣味的人弄块破布都可以穿得很好看，我倡导美，爱美无罪。

　　记者：作为一位长年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游走于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经历，对你的创作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严歌苓：很好的影响，我希望在边缘生活，不想当主流。边缘生活会有比较冷静的观察角度，而且有点像隐形人的感觉。在国内我是外国回来的中国作家，不是主流作家，在美国也是外族作家，我喜欢这个身份。不同的语言、文化，对比自己的文学、文字和文化有反省意识，很多反省意识都是在对比中产生，对自己文化的欣赏也是在这种对比中产生，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汉族书写者很幸运。

　　记者：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谈到“华语文学在世界文坛中的地位”时，你曾说：“我们的当代华语文学在世界文坛中的地位比较低，是一种长期被忽略的文学。”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观点认为，这对处在边缘语境下的华语文学是极好的促进。对此，你怎么看？

　　严歌苓：莫言是我的同班同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我非常为他自豪，因为莫言是一个天分很高也非常勤奋的作家，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就是为了写作而生的一个人，他没有二心。不管怎么样，西方和整个世界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开始关注了，开始想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通过文学来表现的中国文化，表现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开始感兴趣了，过去他们不耐烦，说你们在讲什么我们也不懂，不能互相理解，审美这个活动就不能够发生。所以不管怎么样，西方如今开始企图懂得中国人的生活，企图懂得中国的文化，那不仅仅是莫言的一个转机，也是整个国家的文化的形象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