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苦旅

　　从打工者到打工文学研究者，近日出版全国首部打工文学研究专著

　　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 精神苦旅

　

　　从诗歌到现实 的精神落差

　　高考落榜后，柳冬妩的班主任找到他的家人叮嘱说，“小心，落榜对他的打击会很大，你们要注意他的脑子，不要出问题。”

　　那时候的柳冬妩，在班上像个另类者，他喜欢诗歌和哲学，他热爱海子、尼采和弗洛伊德，即使是去参加语文竞赛，他也不忘中途去买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谈创作》的评论集，对文学的热爱到了痴迷的地步，以致于严重偏科，高考才考了三百多分。

　　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高考落榜，参军失败，就意味着只能通过打工这一渠道寻找自己的人生前景。1992年，柳冬妩来到东莞，这一来，就是二十年。

　　在工厂里工作的柳冬妩，由衷地感受到生活的压抑、苦闷和单调，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曾经通过阅读文学经典所得到的诗歌训练，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诗人，他有太多的感触与生命感悟，需要通过诗歌来表达。自1992年起，柳冬妩向一切能够发表诗歌的刊物投稿，并先后在《广州文艺》、《大鹏湾》、《惠州文学》、《东莞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诗歌，1995年，他的诗歌登上了中国诗坛的重要刊物《诗刊》。

　　由于柳冬妩的打工身份，他也顺理成章地被文学界称为“打工诗人”。

　　柳冬妩在诗歌写作的过程中，认识了许多同样有着诗歌梦想的朋友，但和柳冬妩比较系统地受过文学经典熏陶相比，大多数人的诗歌写作显得“粗糙”，他们的写作，更在乎一种情绪的宣泄。基于一种诗歌审美的习惯，从1995年开始，柳冬妩逐步开始从诗歌写作转向诗歌评论，而后，他又逐步把自己的评论范围由诗歌扩展至散文和小说。

　　《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一书所收录的文章，正是他自1995年开始写作打工文学评论的一次总结。“这本书里浓缩了我18年的心血。”许多评论曾在《读书》、《天涯》、《文艺争鸣》、《粤海风》等刊物上发表过。柳冬妩把自己的这些心血也称为“从乡村到城市的一段精神苦旅”，这苦旅艰难幽深、举步维艰，但也让他在行走中，从曾经的命运失意中逐渐释怀。

　　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

　　正因为曾经生活在打工一线，《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的评论方式别具一格，他把“留守儿童”、“城中村”、“疾病”等打工现象，都作为打工文学的“精神谱系”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论述。

　　对此，柳冬妩的解释是，“文学评论不仅是文本研究，还要把它们扩展开来，还要对外在的社会学进行研究。”

　　在写作中，柳冬妩尝试运用一种更直白的角度去考察“打工文学”，他想直接透过“打工文学”所包含的社会文化信息，来打开数以亿计的打工者从乡村到城市身份转换的复杂情感和记忆。

　　在柳冬妩看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特点之一是在极短时间内大量乡村人口爆发式地涌入城市，而与此同时城市仍然以户籍等手段顽强地保持着原住居民与移民之间的身份壁垒。乡愁，及与此直接相关的流落感、放逐感和认同危机、身份焦虑，几乎是所有背井离乡的打工者的共有情结，也是“打工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在《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出版之前，柳冬妩曾经出版过一本打工诗歌的评论集《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在那本书中，他写到，“农民身份”是打工者始终萦绕于心的精神胎记。这一精神胎记使他们在城市的迷宫面前感到诚惶诚恐、孤独徘徊，在城市的异化世界中体验到日益激烈的内心挣扎。

　　除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之外，留守儿童、城中村，以及对疾病、失业的恐惧，正是许多打工文学中司空见惯的场景。“‘打工文学’ 的本质在于描述打工者的生存经验，在这个角度来看，‘打工文学’正是打工者生存经验和精神体验的感性化表现。”

　　正是由于柳冬妩的评论中频繁出现这些略带“灰暗”和“负面”的打工场景，曾经有一段时间，柳冬妩的评论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你为什么不去评论那些积极向上、表现‘幸福打工’、‘快乐打工’的作品呢？”

　　柳冬妩的回答是，中国现在有几亿“农民工”，这几亿人的生活，不可能被我们的文学所忽略。真实而艺术地反映打工族的人生境遇和思想情感，必然会成为当代中国人心灵历程的一个独特部分。

　　在他看来，真实，无疑是“打工文学”最宝贵的品质。

　　从打工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精神考察

　　总结二十年来的生活与写作，柳冬妩形象地说：“我和家人全部参与了‘打工文学’的写作，我的家就是一部多声部的非虚构‘打工文学’作品。”

　　他认为，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制造业名城东莞，他的出生地——他故乡那个已经消失的小乡村，都是“打工文学”的集大成之作，这种现实，比他的评论集中所评介的“打工小说”、“打工诗歌”、“打工散文”更复杂、更震撼人心。

　　前年，马尔克斯授权版《百年孤独》在中国出版的时候，柳冬妩的故乡，一个叫做“会馆村”的村子，正像小说中的马贡多镇一样“被飓风刮走，并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我的故乡同构了小说所描写的场景。”

　　那个村庄，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古老村庄，在历史上曾经涌现出不少文化名人。近代就有电视剧《历史的天空》的原著作者徐贵祥等。因此，在这样一个村庄即将消失之际，柳冬妩曾萌生为故乡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并想好了片名《最后的村庄》。但最终，故乡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有90万个自然村像我故乡的小乡村一样消失了，平均每天消失近百个村落。在这个以加速度前行的时代，后乡土中国呈现出的‘魔幻现实主义’形象谱系，超过了马尔克斯们的想象力。”

　　柳冬妩由此判断，面对当下复杂的城乡经验，“打工文学”对后乡土中国的书写，也许还只是一个开始。“打工文学”有着继续生成的可能性。“我这本书，对打工文学的研究，仅仅提供了未完成的描述。”

　　鉴于打工文学仍然处于一种刚刚开始的状态，柳冬妩说，在《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完成他初步对“打工文学”的思考总结之后，接下来，他要花更多的精神去阅读、研究世界文学中一些与“打工文学”有主题类近的文本。

　　他认为，欧美国家在相似的时代环境下都产生过与中国当代“打工文学”相似的文学现象，都密集地形成了一个“打工原型中心”，反映了人类普遍的经验、梦想和教训。

　　而他接下来对这些文学现象的考察，则是对“打工文学”的追本溯源，他不仅关注“打工文学”的现在和未来，他同样也想知道“打工文学”从何而来。

　　人物小传

　　柳冬妩，本名刘定富，1973年生于安徽霍邱。高中毕业后到广东打工，现任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南飞燕》常务副主编。广东省第二届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选题签约作家、东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荣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全国鲲鹏文学奖等奖项。已出版中国第一部“打工诗歌”研究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新近出版《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

　　二十年前，作为一个年轻的农民工进入东莞，之后，柳冬妩的写作和人生命运都与“打工”这两个字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呼应。

　　时空的迁移形成了生命自身的秘密。从写“打工诗歌”，到写“打工文学”评论，柳冬妩一直沉湎于从乡村到城市的一段精神苦旅。最终，这段精神苦旅的思考，结晶所成的文学评论集《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这部七十多万字的文学评论，积累的不仅是柳冬妩对打工文学冷静的观察与思考，同时，也有一个打工亲历者、在场者的感性体验。如果说，早期写作的“打工诗歌”作品，可以看作是柳冬妩个人的精神传记和生存的证明，后期写作的打工文学评论，则使柳冬妩看到那么多类似的心灵在文学里穿行和歌哭，连接着大地、肉身与灵魂的轨迹。

　　■对话

　　“打工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孤立现象

　　东莞日报：你如何评价打工文学与东莞文学的关系？

　　柳冬妩：“打工文学”只是东莞文学中的一种类型。从全国范围看，东莞的“打工文学”仅仅是“打工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莞日报：文学界经常会把“打工文学”与东莞联系起来，比如说把东莞视为打工文学的策源地之一和发展重地，但你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却跳脱了这一地域的限定，你如何定位自己的批评视野？

　　柳冬妩：在对“打工文学”的研究中，我尽量选取“打工文学”的优秀文本加以研究，从不考虑作者是哪里的，重要的是作品本身。作家的生活与作品本身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尽管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生平之间有密切关系，但决不意味着文学作品仅仅是作家生活的摹本。

　　东莞日报：随着一些“打工作家”身份的变化，一些逐渐远离“打工现场”的作家，能否继续保持那种“在场主义”的品质？

　　柳冬妩：这一点不用担心。当年，大多数“知青作家”都是在回城之后，才成为“知青作家”的，他们的作品仍然保持了“在场主义”的品质。

　　“打工文学”是“打工作家”情感、经验和遭遇的呈现，同时又是对这种经验超越的象征。我们不能以“身份决定论”的简单方式处理“经验作者”问题，“经验作者”其实是一个关乎如何从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去表达生存本身的文学原则。

　　东莞日报：在你心目中，对“打工文学”这个词汇能够做出代表性注释的作家和作品有哪些？

　　柳冬妩：这样的作家和作品也许还没有诞生。“打工文学”在创作上虽然摸索出一些东西，但在较短的时期内，能否形成自己完整的纲领和典型的代表作，其内涵外延如何界定，有待进一步探讨。一切还在路上，一切尚未揭晓。

　　东莞日报：为什么在本书的最后，把“打工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话语流变中做了一番历史性考察？

　　柳冬妩：“打工文学”绝不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孤立现象，必须将其放到“世界文学”中，去做一番考察。

　　以英国为例，1801年英国只有20%的城市人口，到1851年已有50%的人口成为城市居民，到1901年，城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77%。这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英国当时的“工业小说”与中国当代的“打工小说”极为相似，体现了工业化、大都市化时期财富与贫穷对立、繁荣与糜烂并存、文明与罪恶同体的特征。回顾并考察这些历史，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当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