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丰谈中日关系：既然没法搬家不如以为贵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4月09日14:24 来源：长江日报

　　蒋丰谈中日关系——

　　既然没法搬家，不如以为贵

　　蒋丰简介

　　1959年出生于北京。1988年赴日留学。1999年至今一直担任《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同时他还担任日语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等。其网上“蒋述日本”视频栏目深受网友欢迎。

　　【综述】

　　爱恨的前提是了解

　　记者刘功虎

　　蒋丰在日本待了25个年头。他截至目前的人生，差不多刚好一半在中国、一半在日本。一衣带水的两片乡土，生活上的差异仍处处皆是，他乐于观察和比较种种差异的细微之处：

　　中国人对待到访的友人，会非常高兴地把他请到自己家里做客；日本人不管对朋友多好，很少请对方去自己家里。中国人请客，尽量找讲究的饭馆，围坐一大桌，点高档酒菜；日本人只要干净就行，饭菜无外乎寿司、生鱼片、烤鱼串，绝不用大吃大喝证明友谊。中国人送礼追求“拿得出手”的效果，尽量贵重，比如稀罕的石头、精致的工艺品等等；日本人可能送你咸菜、拉面。中国人喜高声笑谈，日本人走到哪里都是安安静静的。中国人经常加班，但是往往会有些怨言；日本人把“加班”两个字写成“残业”，很自然地视为自己没做完的剩下的事情。

　　蒋丰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人下班以后，他们的领导、管理层白天还在骂部下，到了晚上会带着人们一起喝酒，认为这是一种精神交流，喝一喝酒可能矛盾就消除了。而中国人会认为，我在你这个企业干到下午5点，该我下班了，没事瞎扯什么酒，不是浪费时间吗？在国内的一些日资企业里，日本管理人员还是按这个方式招待中国下属，“今天你们不要管了，吃饭我掏钱”。第二天接着又请，还是他掏。他工资高，能报销，员工吃了喝了反而不满，你怎么这么有钱呢？你与其请我吃喝，还不如给我涨点工资。劳资矛盾就这么起来了。这个矛盾是怎么积累的，日本人自己往往不知道。

　　这些年，蒋丰眼见着日本在中国人心中失去那种好奇感、神秘感、新鲜感。他认为这是个好现象：不是说日本正在老去，而是中国正变得成熟。蒋丰希望在表达爱恨之前，先好好审视对方。

　　【访谈】

　　“一衣带水”是不可抗拒的命运

　　读+：我注意到，日本很多国会议员在接受你采访时，爱用“中国和日本是无法搬家的邻居”这句话来描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前首相海部俊树还提出了一个“运命说”来形容两国无法回避的双边关系。他们这些话，是不是隐含了一种无奈的心情？

　　蒋丰：“无奈”这个词用得比较贴切。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突然崛起，日本人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怎样应对这个关系，日本人现在拿捏不定。依然采取过去那种特别友好的态度，给中国大量的经济援助？他们已经办不到了。跟中国彻底结成军事同盟？他们的价值观决定了不可能。那么跟中国彻底进行对抗？也做不到。

　　做不到就搬家吧。国土怎么搬？还是办不到。

　　1972年，中日之间人员的来往是1万人次；到2012年，中日人员来往达到了500万人次。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这说明两国经济上存在大量的互惠关系。但是从战略上看，非常遗憾，两国迄今没有达成共同的目标。战略上缺乏共识，就会让人很无奈。

　　读+：最近10多年日本换了10多位首相。议员加藤紘一说，日本频繁换相是因为失去了国家发展的目标。能否从制度设计的层面分析一下他们频繁换相的根由？

　　蒋丰：历史以来，日本首相平均在位时间是两年三个月，像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那样一坐5年多，可以说非常罕见。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开始采取内阁制度，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弱首相或者是小首相的制度。相对来说，各个政府、内阁的省厅是比较强大的，这些行政运作部门权力极大，抑制了首相的角色。而行政部门运作力强大，使得缺乏首相指挥时也能比较良性运作下去。日本是一个倚重技术官僚运作的国家。

　　我们要看到，日本首相尽管频繁换人，但是对社会丝毫不会产生动荡。这应该说是其制度上设计的一个强项，很了不起。

　　读+：安倍晋三在2012年接受你专访时，曾多次强调说中日之间要讲究一种力量上的平衡。那么你认为中日之间争执经年，是因为力量的平衡已经被打破了吗？中国在消除日本民众担心方面有没有做足够的努力？

　　蒋丰：安倍晋三早在第一次出任首相时提出了一套“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学说，就是要在大西洋边拉起一个日本、美国跟澳大利亚的弧线，在印度洋那边拉起一条印度、美国、日本之间的弧线。那是包围中国的网。他提出那条弧线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原因。他接受我采访，也提醒我注意两国制度存在差异。

　　坦率来说，强大起来的中国在对外公关方面的确做得不够。我们周围的邻国对中国都是近而不亲。中国现在有十多个邻国，过去可能是朝鲜最亲，现在恐怕也不能这样说了。巴基斯坦吧，比较亲，但也不是很亲。外交是一门学问，公关是一门学问，是综合素质的体现。跟国家实力有关，但又不完全相关。

　　读+：当前是否可以下判断——日本政界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跟中国“硬碰硬”的策略，而放弃传统的柔性外交？

　　蒋丰：硬碰硬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可以算一个，但是他之后日本自民党的三位首相，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并没有对中国采取硬碰硬的政策。到后来，民主党的第一任首相鸠山由纪夫，采取的是对华友好，菅直人在处理外交上一点经验都没有，是“外交盲”，但他还没有做到跟中国进行所谓硬碰硬的地步。只有野田佳彦确实是有点强硬的味道。安倍晋三的强硬更多是表现在口头上，特别在钓鱼岛问题上，他很少付诸行动。

　　读+：你在书里透露，日本国会议员面对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事实，一般可以冷静对待。普通民众中有没有一种失落感和怨愤感？

　　蒋丰：那肯定是有的。经济崛起的中国就出现在他旁边，30年前还是他们援助的对象。但是我们要看到，日本不存在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尖锐对立，民众当中很少心怀强烈不满，突发性群体事件更是少之又少。他们也集会，搞运动，比如反核电，游行从300人开始，每周五烛火晚会，居然慢慢发展到了20万人。但是到最后，这么声势浩大的运动，突然就散开了，不留一丝负面痕迹。

　　中国人不必过分担心日本

　　读+：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日本投资，买房、旅游、医疗观光，等等，日本国会议员对此抱什么样的态度？

　　蒋丰：中国有句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30年发生了太多太有意味的事情。放在30年前，投资渠道里的水流流向还是单一的，从日本流向中国。30年过后，这种流向至少是对开的了。大批中国人陆续前往日本投资，买屋之类。

　　多数日本议员对这样的事情抱着欢迎的态度。日本自民党的总裁古垣桢一在接受我采访时就讲，只要遵守日本法律，他们欢迎中国人购买土地和房屋。他特别强调日本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人去那里投资，对日本社会有促进作用。

　　读+：每当谈论中国问题时，日本人一如既往地含蓄吗？

　　蒋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在日本这么多年，发现所谓“日本人含蓄”的说法很多时候是站不住脚的。比如说，中日之间发生了某件事情，日本的领导人，从首相到大臣，可以随便批评中国，刺激中国，说出让中国领导和民众非常不开心的话。前一段时间，日本发现所谓的“中国海军对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雷达扫射”，这个事情中方认为是捏造的，日本认为是切实发生了的，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中方应该向日本谢罪。“谢罪”这样的提法，在日本分量非常重，不是随随便便可以乱说的。

　　反观中国，在中日关系紧张时刻，领导人通常不会对日本说任何言语。中国领导人接见日本代表团时偶尔会表示态度，但是在公开场合从不轻易谈论日本问题，非常冷静、理智、或者说淡定，以至于日本政治家跟媒体常常要猜测中国领导人的想法，说是你看中国领导人到外国访问，提到了新殖民主义，“这个新殖民主义是不是说我们？”很有意思，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

　　读+：你能不能概述一下日本各党派对华政策有哪些差异？

　　蒋丰：日本的基础外交政策，是多年执政的自民党制定的对外政策。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维持关系稳固的4个重要文件都是日本自民党政权与中国签订的。不久前，习近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党首时就指出这四个文件是中日关系的“压仓石”。

　　日本第二大党民主党迄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对华政策，其推出的第一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了友好、和谐的外交政策，一种博爱的外交政策，要构建东亚共同体，这被西方分析为是一种疏离美国、亲近中国的外交政策。野田佳彦在位时，出现了把钓鱼岛“国有化”的事件。

　　日本公明党是日本所有政党里边唯一公开坚持对华友好的政党。其他一些小党，像共产党、社民党，基本上对华都很友好。但是在有一些问题上，比如说在钓鱼岛问题上，比如在谈论中国的“军事威胁”时，他们还是采取批评的声音。

　　大体看，日本对华主流声音是倾向于友好的。他们是一个讲规则的国家，而一个讲规则的国家基本上没什么可怕的。军国主义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军国主义往往受荷尔蒙控制，行为难以预测。

　　读+：这30年，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轨迹很接近上个世纪中后期的日本。在文化上，两个国家有没有可能进一步靠近？

　　蒋丰：诚然，现在两国的文化差异比较大，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为人处世都大大不同。我只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笑话说，日本大街上闯红灯的人都是中国人。

　　随着中国的发展，我想中日两种文化会慢慢地靠近。我个人还是有这方面的信心的。中日两国是同为汉字圈的国家，同为儒教圈的国家，同为佛教圈的国家，有这三个东西来做文化价值的基础，在经济提升以后，人的素质、人的品位一定会提高的。因此，我认为差距是会逐渐缩小的。

　　读+：中国和日本，在哪边采访政界人物更难一些？你在日本政界采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人为的障碍？

　　蒋丰：显然，在中国更难采访到政治人物。在日本政界采访也会有困难，因为毕竟有一些日本的国会议员对中国不感兴趣，或者抱着不是特别友好的态度。

　　我从事新闻工作30年，我深知自己能够写出来的只有我所知道的1/10。我所知道的事情，不可能在书里原封不动呈现。现实政治总会制约我们的行为。

　　近半数议员对华持友好态度

　　安倍晋三办公室悬挂中国书法日本仍是中国学习对象参拜靖国神社多含表演成分

　　中国驻日资深记者、《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近年频繁穿梭于日本参众两院之间，采访了近40位日本议员(有的议员后来成为日本首相)，写成《日本国会议员谈中国》一书，让人们了解日本朝野尤其日本政界精英眼中的中国。近日，记者以QQ和电邮形式对身在日本福冈的蒋丰进行了专访。

　　日本国会，包括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议员共722人。记者阅读《日本国会议员谈中国》一书发现，多数日本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态度都很友善、温和，很少发表极端言论。蒋丰向记者解释其中“奥秘”：日本国会长期存在一个超党派的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囊括了346位议员。从这个数目看，将近半数议员对华持友好态度。

　　蒋丰认为，日本议员普遍温和，跟日本的文化传统有一定关系。他们不愿意当着一个访问者的面，给人一种激烈的形象，说一些比较尖锐的语言。日本有成熟的政治文明生态，双方辩论问题，即使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也要尊重对方的发言权。这种习惯他们已经养成了很久。

　　安倍晋三办公室悬挂中国书法

　　分析日本议员的人生轨迹可以发现，他们还在“草根”奋斗时，对中国一般都是一知半解的。因为他们重点是要弄清自己选区的状况，无暇他顾。但是成了国会议员之后，职业逼着他们研究外交，了解中国。在外交问题上，日本国会议员通常最关心日美关系，中国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日本国会议员里，有相当一批人跟中国高层有私下来往。蒋丰采访接触过的加藤紘一，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唐家璇交流情况。国会议员竹下亘，是原日本首相竹下登的弟弟，他跟随哥哥遍访中国，一直坚持对华友好，主张给予中国日元贷款，为推动中日关系良性发展做了很多事情。

　　蒋丰说，有次到安倍晋三的办公室去，看到悬挂着中国的书法。安倍自己遇到中国人就会讲他夫人如何喜欢中国文化，喜欢京剧。尽管今天看起来安倍晋三对华持强硬立场，蒋丰坚信他的强烈是表现在嘴上的，是“口头作秀”。

　　日本仍是中国学习对象

　　蒋丰发现，如今我国国内弥漫着一种自大情绪，那就是不想再坚持上世纪80年代学习日本的那种劲头，觉得自己超越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先进没理由还要学后进。蒋丰采访过多位日本议员，他们劝诫中国人：日本还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现在中国的面貌，从北上广看，跟日本大都市已经没有很大区别。蒋丰有一个朋友住在北京，是一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新家面积达180平方米。而一个日本三四口之家，房子一般在70平方米左右，极少超过100平方米。蒋丰欣赏了朋友北京的新居，发现他家窗户边沿沾满了白灰水泥点。“细节上，总似乎还存在着一种日式细致和中式粗糙之间的差异”。

　　蒋丰向记者介绍，日本厨房里边有个水龙头，可以分别出热水和凉水，中间还可以出净水。净水是经过过滤的，可以直接喝。在水池里洗果蔬，完了只要一拧，下水阀自动旋转，将蔬菜渣打成碎末顺水就冲走了，可以减少垃圾量。蒋丰认为日本社会在精致方面，在生活质量方面，比中国社会还是要高明，值得好好学习。

　　参拜靖国神社多含表演成分

　　日本越来越多的高层参拜靖国神社，蒋丰觉得这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增长有一定关系。他感到疑惑，高官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往往有意张扬给媒体？“这说明他们参拜的心并不虔诚，是要表演给民众看，给自己增加选票”。

　　不过，也有不少日本议员告诉蒋丰，不必过于担心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那种跟军国主义密不可分的民族主义，在日本已经式微得几乎不可觉察了。如今个别右翼分子，其很多街头表演迹近行为艺术，他会往中国驻长崎总领事馆、福冈总领事馆寄去子弹头，扔个火箭筒，但绝不会出现伤及人命的危险。他们的民族主义往往针对本国权力部门，而不针对在日外国人。他们经济上失落了，会有一种情绪要求自强，但不会重新主张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