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陈寅恪曾是大学同桌 天文学是共同兴趣

　　竺可桢与陈寅恪是大学同班同桌？陈寅恪对华罗庚不满？陈寅恪与竺可桢都认为1962年的天象“五星连珠”与女主崛起有关联？《竺可桢与陈寅恪———科学巨擘与史学大师的交往》(张荣明著，漓江出版社出版)以竺可桢的日记为依据，从中钩沉出竺可桢与陈寅恪的种种交往，许多故事为前人所未注意。

　　不仅同班，还同桌

　　三十多年后复旦大学校史组在旧档案中发现了相关记录资料：“本刊讯：最近，校史组在残存的我校一九○八年、一九○九年档案中，发现了已故著名学者陈寅恪和竺可桢当年在复旦的学习成绩记录。他们当时……都是十九岁，一同编在丁班。……陈寅恪是丁班第一名，考试成绩为94.2分，也是全校各班考试成绩的魁首；竺可桢是班上第四名，成绩为86.6分。”大师丰采果然不同凡响，青少年时代皆已头角崭露。

　　值得一提的是：竺可桢与陈寅恪不仅是同班，尤为难得的竟是同桌。由于天公不作美，历史老人没有把司马迁与张衡、司马光和沈括撮合在一起作幼时同窗伏案共读，没有提供史学大师与科学巨擘早年联桌共读的先例，因而令后人无法遐想竺、陈这两位双子星座当年同桌共读的奇妙景象。不过，这两位青少年大抵慧光毕露，彼此映照，故尔也惺惺相惜，意气相投。后来的事实表明：竺、陈青少年时代的同窗之谊被两人终身珍视和不懈呵护。

　　天文学的共同兴趣

　　陈寅恪早年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曾列出他本人指导的学科范围：

　　年历学(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如研究唐蕃会盟碑之藏文、阙特勒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　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亚细亚文诸文译本，与中文译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引自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第5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这样一份治学范围清单既可谓浩博无涯，又不失为奇彩纷呈。国内并世可谓无第二人相比肩。其中列在首位的“年历学”表明陈寅恪对于天文学史确有独特的研究，故他在1943年回答竺可桢询问“《史记·天官书》中干支以焉□摄提格字之起源”时，可以随口举出一连串海内外著名学者及其著作对此所持的观点。

　　陈寅恪当年在为王国维之死所作的挽诗中深沉地说过“吾侪所学关天意”，可见“天意”如何，是他不能淡忘的一个对象。退一步说，倘如此处所涉的“天意”仅是泛指或虚指，而1962年之际陈寅恪关注壬寅年是否乃“大灾年”，是否会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象———则不能不说是一种较为认真的思考及探索了。

　　竺可桢对天文学史的研究造诣颇深，他于1927年发表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技惊四座，博得学界的一片赞誉。历史学家徐旭生在其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的《序言》中说：“读到《科学》上所载，专家竺可桢先生所著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欢喜赞叹，感未曾有！余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样短短的一篇严谨的文字印出，很多浮烟涨墨的考古著作全可以抹去了。”1944年竺可桢发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则是对天文学史上一个重大问题的精心研究，独抒己见，引起了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及持久探讨。

　　早在1946年，竺可桢就曾经关注过天文学史上的“五星联珠”，他在日记中摘录了国外《大众天文学》杂志上一篇相关文章的内容：“五星联珠。‘Cluster　of5planet’by　R.B.Weitzel，Popular　Astronomy　April，1945，pp.159－61。金、木、水、火、土五星联珠，在B.C.3000年至A.D.2000年间，有150次可参考，而其中只有四次五星相聚甚密。即710A.D.，185B.C.，1059B.C　及1953B.C。”(《竺可桢日记》第5卷，1946年4月12日；《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94页)并附有一篇列出“纬度、赤经、赤纬”等内容的表格。

　　由于竺可桢中青年时代对于天文学史研究的卓越贡献，晚年对于物候学及气候变迁的开创性精湛研究，因此毫不夸大地说，陈寅恪在1962年之际与竺可桢探讨天象变异与时局兴衰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可能———正是在这个方面，陈寅恪可以说是找到华山论剑的真正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