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聚集智慧、推动创新的必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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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城市的胜利》一书作者爱德华·格莱泽： 城市是聚集智慧、推动创新的必要载体

　　本报记者 任思蕴

　　◆针对人们一直以来对城市有失偏颇的谴责和对农村不切实际的向往，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明确指出：城市才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希望所在。为什么城市更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城市如何使人们更聪明？为什么不断深化的信息技术并不会削弱城市的价值？我们不妨听听格莱泽的观点。

　　比起肮脏、拥挤和混乱的城市，充满诗意和田园气息的农村似乎更适合人类居住。这一观念长期以来主导着很多人对生活的向往，包括卢梭和梭罗在内，许多思想家在城市和农村的选择上，也立场鲜明地倾向农村。

　　然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 aeser)却在他的《城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Ci ty)一书中为城市申辩：城市才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希望所在，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才更有利于环境保护。格莱泽认为，相对紧凑的城市生活不仅节约能源，也能降低对环境的伤害，而很多人向往的郊区生活反而会增加交通工具的使用、能源的消耗以及碳排放。在他看来，“居住在上海的高层公寓内，远比居住在绿树成荫的波士顿郊外更环保”。

　　对城市充满兴趣的格莱泽游走于全球各类城市——雅典、伦敦、东京、班加罗尔、波士顿、新加坡……他深刻体会到，城市相比农村的最大价值在于，城市才能更好地维持人们之间的“亲近性”，才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灵感和推动创新，从而促进城市的进一步繁荣，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在互联网技术日益影响人类交流方式的现在，格莱泽也丝毫不担心城市的价值会被取代。他相信，连雅虎和谷歌这样能轻易实现远程办公的企业尚且需要一个实体的办公场所来保证员工的交流，恰恰说明，在充满信息碎片化和复杂性的互联网时代，面对面交流显得更加重要。

　　获得过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格莱泽擅长以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城市发展，他撰写了大量和城市有关的文章，话题涉及城市的发展、种族隔离、犯罪和房地产市场等。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探讨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城市作为知识、理念和创新的传输中心所具有的意义。

　　尽管研究的对象是城市，但格莱泽的着眼点始终是人。《城市的胜利》一书在罗列城市优点时虽然充满了经济学家“利益最大化”的研究取向，但是仔细阅读，我们就会发现：与其说作者在为城市大唱赞歌，不如说是在鞭策我们重视城市的管理以发挥城市的优势；看似在对比农村和城市的优劣，却时时在提醒人们要把人放在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

　　城市究竟如何使人们更聪明、更富裕、更健康、更环保？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是否会陷入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问题的两难？城市的胜利是否意味着农村生活不值一提？围绕这些问题，格莱泽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与其向大自然索取城市空间，不如加强高密度城市的管理

　　文汇报：卢梭说过：“城市是人类的深渊。”在人类历史上，谴责城市、倡导回归自然的声音确实不绝于耳。您在新书《城市的胜利》中却提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最美好的希望。您为何会有此有别于传统认识的观点？

　　格莱泽：人类在大自然中的收获是显而易见的——绿色的植物、清洁的水源和清新的空气。相比之下，城市里似乎缺乏这些东西。的确，在很多人看来，城市仿佛一团混乱，毫无乐趣。但根据我本人的研究，城市实际上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人之为人的最大价值之一在于，人和人之间能够相互交流学习，而只有在城市里，人类的这一价值才能实现最大化。

　　从西方的发展中可知，城市在人类历史上一些“质变”时刻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古希腊的哲学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再到今天的“脸书”网站这种新型社交形式，正是由于人们群居于城市，保持一种智慧密集的状态，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才使得借鉴他人的智慧成果变得更容易，思维也更加活跃。千百年来，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的文明，引领着世界的发展，这与历史上东方的高度都市化不无关系。东方的城市对于推动当时文明的发展作用巨大，远远领先于同时期其余大陆上的农业文明。

　　城市的确有许多缺点，比如污染、拥挤以及不容忽视的犯罪率。但是，相比之下，农村的贫困岂不是更看不到未来么？应对城市病的合理方式是加强对城市的管理，而不是消极指责城市的种种弊端。

　　文汇报：拥挤、传染性疾病和犯罪等问题，是人们批评大城市病的主要依据。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曾激烈批评城市的无限扩张和人口过剩。他提出：要改变大城市的基本经济模式，必须制止人口增长，制止建成区的不断蔓延，制止难以控制的巨大和不合理的“宏伟”。对此，您用了“城市比郊区更绿色”的论断给予应对。能否简要解释一下这一论断？

　　格莱泽：我认为，最好的安排是，即使生活在城市里，也能随时亲近大自然。公园、绿地、林荫道、河边步行区等，都是城市里美丽的风景。我们千万别混淆城市和环境这两个概念。人口密集的城市生活正是人类保护环境的最佳途径。人们在相对“紧凑”的城市空间生活，住在较小的房子里，出行一般只需短途交通。由此，我们消耗的能源相对较少，对整个环境的伤害也较小。相反，如果我们居住在人烟稀少、森林环绕的郊区，每次出门办事，都有可能需要行驶很长的距离，这样反而浪费能源。在我看来，居住在上海的一个高层公寓内，远比居住在绿树成荫的波士顿郊外更加符合“环境友好型”的理念。

　　新兴经济体处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碳排放水平比较高。假设，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比如中国和印度，人均碳排放水平增长至和美国郊区的人均碳排放差不多的水平，那么全球的碳排放将会增长超过130%；而如果他们的碳排放维持在富裕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超高人口密度的香港除外)，则全球的碳排放将会增长不高于30%的水平。由此可见，郊区虽然人口密度小，但是其人均碳排放才是最令人大跌眼镜的。因此，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向郊区扩张建筑范围，还不如向高空扩张建筑高度。

　　文汇报：您认为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有助于保护自然生态。但是，不断增长的人口难免会向自然索取空间，而城市本身又能够承受高密度带来的压力吗？

　　格莱泽：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人类应该纵向向高空索取活动空间。比起将人类的居住点散落在遥远的郊区或农村，整齐的城市高楼住宅反而会减少人类向大自然的索取。

　　当然，高密度的生活会对城市产生压力，但是，城市管理是每个城市必须重视的功课。成功的城市管理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新加坡的城市管理就是一个成功案例。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还是一片贫穷的棚户区，而今天，它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在一个管理有方的政府的主导下，聪明人群在城市的聚集如何使创新和发展变得更有可能。新加坡的成功离不开政府对教育、法治和基础设施的重视。另外，弹丸之地的新加坡，也是向高空发展的典范，因此，这里虽然人口密集，但是却道路整洁，交通顺畅。

　　信息技术不断深化的年代，面对面交流显得更加重要

　　文汇报：您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和面对面的思想交流，使得城市变得更有价值。但是，互联网让人们得以在虚拟世界中点对点地便捷交流，会不会降低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呢？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新的沟通方式会不会降低城市生活的价值？

　　格莱泽：可能性不大。人类习惯于面对面交流已经很久了，生机勃勃的互联网至少目前并未改变这种形式。雅虎要求员工每天到办公室办公，因为即使在这样一个技术密集型企业，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依然是不能被替代的。和许多公司一样，谷歌实现远程办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该公司依然建造了名为Googlepl ex的公司总部，只有在建筑实体内，员工之间才能彼此靠近。早在25年前，技术先知们就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会使面对面的交往、以及其必要的载体——城市，变得过时。对于这种观点，我过去不以为然，现在同样如此。并且，过去的20年对于城市而言是发展的好时期——以美国为例，西部城市又回归到继续发展的轨道，而东部城市也奇迹般崛起。

　　我所认为的趋势是这样的：信息技术深化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则提升城市的重要性，而绝不是减弱。因为城市促进了新知识、好点子以及创新能力的回归。所谓近朱者赤，如果你可以与聪明人为伍，岂不是自身也会变得更加聪慧吗？这也是互联网时代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是利好的原因所在。互联网虽然大规模增加了信息量，但是也带来交流的复杂性，人们很容易在信息的层层专递中迷失，因此，面对面交流才显得更加重要。

　　城市有时就像大学，为人们提供面对面学习的场所。或许有人认为，远程学习会对大学发展形成威胁。比如就我所供职的哈佛大学而言，课程的网络化、公开化是否会削减校内学习和研究的意义呢？我不这么认为。从这样一所生源和师资力量都很卓越的学校毕业的学生，总会有一些与众不同吧。

　　文汇报：建立各种工业园和科技园是目前中国很多城市规划的思路。这在美国的城市发展历史上也是不鲜见的，并且被您称作“田园资本主义(pastoralcapitalism)”。您为何批评这种思路？

　　格莱泽：这种园区化的发展思路非常不利于保护创新能力。各种特征鲜明的园区总是把特长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削弱了不同特长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就是说，它把人的创新潜力人为地分隔开来。这样做会连带影响诸多的后续发展潜力。

　　大部分最具有创造力的人，需要在处于城市生活的漩涡中心时，才能达到自我激发和迸发灵感的最佳状态。边缘化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不利于激发他们的潜力，也剥夺了他们与其他人之间进行合作的机会。技术创新更容易自然而然发生在有机的城市空间内，而不是发生在人为的工业、科技园区内。文汇报：美国著名城市底特律，其兴盛和衰落是同汽车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密切相关的。这一历史事实是不是表明，放眼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城市的兴盛更大程度上同产业变革的周期相关？

　　格莱泽：产业变革的周期的确会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没有城市可以永远依赖于某一产业而发展。产业最终会离开城市区域，转移到城市以外的低成本区域，有些产业甚至会向国外转移。

　　底特律后来的失败，不仅是因为汽车工业后来转向别处发展，也因为该城市在汽车工业逐渐衰落的过程中没有及时找到重塑自身的道路。美国北部很多老城市曾经都是制造业的中心。底特律和西雅图之间的区别在于，西雅图及时寻找到了城市发展的另一条出路，而底特律却没有。

　　能够顺利绝处逢生的城市一般都有强有力的人力资源基础和创业基础。传统的技能确实是非常关键的。自1970年以来，有一部分北部的老城市重获新生，而有些却没有，这其中的变量就在于当年这些城市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口比例。

　　创业基础也是必要的。纽约市就曾受惠于其在服装行业内的传统优势地位，这里曾经是服装行业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发展中心。在服装行业整体步履蹒跚的大背景下，这种传统的创业基础却使纽约市能在该行业找到新的发展点。20世纪70年代，美国许多古老的工业城市都出现相似的衰退，而当底特律的衰退势不可挡时，纽约依靠服装行业实现了复苏，纽约的服装行业甚至比上世纪60年代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发展更蓬勃。纽约市和底特律的区别又在于，底特律的发展是由三家大型企业主导的，而纽约市拥有成百上千的小型企业，每个小企业主管理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小企业主在外部情况发生变化时，能够更灵活地调整方向。

　　文汇报：许多古老的城市后来都曾面临失去竞争力的威胁，它们先后采取了加大城市建设、巨额税收补贴等策略来应对城市的衰退。其中，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对这座古老城市的复兴功不可没。文化战略作为城市复兴的成功策略，在全球范围内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格莱泽：文化战略是一场充满风险的赌博。毕尔巴鄂是以文化战略重塑城市发展的最成功个案。尽管如此，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还是受到了批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该博物馆的投入远远大于产出，并且，文化方面的投入在大多数时候是胜算不多的选择，因为文化设施往往投入巨大而收效甚微。

　　当然，文化有其特殊的价值。成功的城市往往是注重文化和智慧投入的城市，因为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这方面投入会为城市发展助力。文化投入的最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或许能够扭转城市衰败的状态，还在于它为城市居民带来乐趣。

　　城市规划必须以人为第一位考虑因素

　　文汇报：您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提出：“建设是城市成功的结果而非原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大规模的城市化意味着城市的胜利，还是恰恰相反？对于当下正在着力推进城镇化的中国而言，您会进一步提出怎样的建议？

　　格莱泽：我知道，中国目前在城市发展方面的投资规模确实很大。但是，必须时刻牢记的是，城市的存在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们为城市服务。城市发展的核心必须是为了有助于人类的发展，而不是为城市建设的主导者留下功绩。

　　举个例子，上海的南京路是非常棒的城市空间，街道两边的建筑物密度恰如其分。更重要的是，南京路本身以及街边建筑都是兼具实用性和娱乐性的，而不仅仅是作为城市的标志。相对而言，在穿过黄陂路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有很多标志性的高楼，这些当然也都不错，可是问题在于，附近区域在太多的绿化空间包围下，与周边区域分隔开来，这不但给行人的走动带来不便，也使得这一路段的街头缺乏吸引力。

　　中国的城市很可能在21世纪成为世界上其他城市发展的风向标。我当然非常希望“城市的胜利”在中国也能尽快实现。中国城市发展必须时刻注意投入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政府对于城市发展的投入应该着眼于提高居住于城市里的人们的生活质量。文汇报：您所说“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混凝土组成”的观点，对于今天中国的城镇化也很有启发。问题在于：城市的居民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的概念，还存在着更为重要的人口结构问题。今天的中国城市同样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当一座城市超过半数的居民为老龄化人口时，如何才能保持原有的竞争力呢？

　　格莱泽：城市人口的老龄化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城市首先应该可以努力成为老年人的养老乐园。依然还是以上海南京路为例，那里总是有许多老年人在活动。

　　城市竞争力的保持要依赖于教育程度和创业基础。在教育发展方面，中国的努力有目共睹；而中国需要再接再厉的是，必须思考更多的途径，保证小企业、有潜力的初创企业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持续发展壮大的保障和动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要向年轻人张开怀抱。从中国城市的现状来看，这不仅意味着房地产的充足供应，更意味着减轻年轻人安居的压力。

　　文汇报：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提出，对于城市未来最重要的规划指引应该是社会学，而不是城市规划学，更不是城市经济学。问题在于，如今的城市规划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门生意，社会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声音如何被城市规划者倾听呢？

　　格莱泽：不知道社会学家们如何看这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他们的看法。我本人坚信，城市规划必须把人作为第一位考虑因素。我非常赞同雅各布斯的观点，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而非建筑物，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心脏。而且，如果城市建筑在功能上不能很好地为人们的生活服务，那么这种建筑本质上就是失败的，不管它的设计和外观多么漂亮。

　　有两种力量能够推动城市规划者充分考虑和关注人的需求，即经济和政治。城市规划人员以及开发商等群体，能否在充分考虑人们预期的基础上打扮一座城市，这需要依靠政府充分利用各种调节手段。用市场的或者行政的手段有效实行干预，或多或少能够促进城市规划的以人为本程度。

　　文汇报：如何处理城市人口密度高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两难境地吗？举个例子，对人口多、高楼多、地下空间面积大的上海而言，公共安全问题始终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格莱泽：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未必就会很危险啊，看看纽约就知道了。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纽约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各项城市管理都还很欠缺。但是相对而言，纽约现在就是一个安全而成熟的城市系统。城市安全与否，与好的城市管理措施密切相关。

　　另一点很重要的是城市治安。如今可以利用高科技精准定位犯罪源头，也可以通过联网有效提高犯罪率较高区域的打击效率和能力。另外，如果能够加强执法的力度，城市的安全性就更值得期待了。新加坡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但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这与新加坡打击犯罪的力度是分不开的。

　　文汇报：如您所言，既然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那么，所有人都应该到城市里生活吗？城市和农村之间是一种对立关系吗？您又如何看待农村生活？

　　格莱泽：当然不是！明智的国家会在城乡之间提供充分的选择。伟大的城市当然也应该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栖息场所。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信仰个人的选择和自由。热爱自然的人可以尽情享受自然或居于自然，习惯城市的人可以居于城市且提升生活质量，这种各得其所才是城市发展的目标。尽管如此，还是请允许我不厌其烦地强调城市的优势吧。

　　政府——即城市的管理者，要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以保证人们自由作出选择。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随便人们选择居住在城市还是居住在农村，而是说，政府应该先把城市打造得足够有趣、安全、舒适和成功，在此基础上，再由人们作出选择。另外，有能力的政府并不会去侵占农村的空间，而是会努力帮助人们发现城市生活的优势并适应高密度的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