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黄恽称民国热很可悲：民国是个很糟的年代

黄恽

《秋水马蹄》

《古香异色》

《蠹痕散辑》

　　《秋水》和《马蹄》都是《庄子》的篇名，作家、藏书家黄恽生于秋天，加之属相是马，就直接拿篇名做了新书的名字《秋水马蹄》，寓意在秋天的原野中驰骋，正像他“游走在民国旧报纸中”——这种“游走”给黄恽带来极大乐趣，去年他也曾出过一本关于民国时期苏州人物的书籍《古香异色》。

　　黄恽是苏州人，收罗了大量民国书籍和报刊，尤其擅长在民国小报上挖掘细节，专注民国时期苏州人物，以及近代名家在苏州经历，了解颇多鲜为人知的野史掌故。另出版了《蠹痕散辑》话书事，行文多半文半白，风趣得很。

　　民国是个很糟的年代

　　黄恽(作家)

　　高中毕业之后，我在工厂打工，三班倒。远离父母，住工人的那种集体宿舍，大家知道的，环境不好。大家的业余生活不是打牌就是麻将，然而我却生长于一个教师家庭，麻将打牌都不会。我试着麻醉自己，抽烟、喝酒，但都不行。

　　工厂离苏州市区比较近，我每到夜班下班，揉揉困倦的双眼，口袋里兜几块钱，就从郊区到观前街去乱逛，以消磨永日。很多时候都是饿着肚子看新鲜，也有佯狂的时候。记得是拿着一只烤鸡在观前街边走边吃，心里颇有点扮演现世济公的感觉。大概正读《世说新语》吧，就有了以上这种可笑的表演，年轻时自许甚高，偏毫无能力可言，在社会上挫折感很强，当然心灵的挫折比现实中的更多，更值得哀伤，于是很长时间里，总有着遗世独立的心伤。那是一个黯然的灰溜溜的岁月。

　　幸好很快就找到了可以消磨永日的东西，书。那时候，苏州的古旧书店，开始逐渐放出“文革”时期的抄家的书籍，放进柜台出售，都是些民国书籍，相当便宜。如太平书局出版的文载道(金性尧)的《风土小记》初版，一元而已；而清末民初的林译小说，都是三五角，比新书还便宜，所以我选择了这些。当然也买便宜的新书。慢慢开始个泛读的阶段，空闲时不休不眠地看，甚至还带到上班时偷看，记得被车间主任收缴过一本汪曾祺的《晚饭花集》，至今未还。

　　读书渐多，自然有了喜好方面的选择。记得看《约翰·克里斯多夫》、路翎的《地主的儿女们》、文载道的《风土小记》都读过三遍以上。有些书是人生的书，指示人生困惑的，如前两者；有些书却是爱好的书，如《风土小记》，我喜欢这样的文字。我还抄写钱钟书的《谈艺录》和其他心仪的书籍。

　　因为民国书籍便宜，我更多买民国书，养成习惯后，每次到书店，总不肯空手而归，所以从民国书，渐渐开始买民国期刊，甚至学校的同学录、校刊等。由于有着极多的空闲时间，那时候我每本书都看，甚至在没有新的可看时反复阅读。因此之故，我对民国的兴趣浓厚起来。

　　那年月，不能不说到谢泳先生对我的影响。谢泳先生从纪实文学的研究转向储安平、《观察》和西南联大的研究，我是从报纸上陆续读到的，很合我的口味。于是，我冒昧地写信给他，我们通起信来，互通有无，我把一些民国大学的资料寄送给他，他则送给我他的签名著作，也鼓励我做些研究。谢泳先生只比我大三岁，但他是那样成熟，我还相当幼稚，我甚至写不成一篇文章，对他的文章，我总是认真阅读，也提供他不知道的情况，当然更多是学习他的表达，对他感兴趣的题材，我都着意去搜集，譬如曾买了全套的民国《观察》，还在《观察》影印出版之前。

　　那时，我理解的民国，是谢泳先生笔下的民国，但渐渐的，我的民国观还是产生了变化，我发现民国是个很糟的时代，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战乱不断，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地位相较1949年之后，比较高些。这还是因为清朝的传统的延续，民国很多好的，都是清朝的遗留。就拿知识分子来说吧，清朝举人可以做官，可以不受刑责，可以免于赋税，这就造成民众心理上的高贵，于是到民国，知识分子在民众心目中，斯文一脉，还是高看一眼。教授、学者自然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当后来知识分子的空间被极度压缩之后，我们看民国，忽然就惊异了，其实追根溯源，不过是清朝士大夫特权的余光而已。

　　很多时候，我们谈民国、民国热，都不是学术研究，而是作杂文，借古讽今，这个风气，如今有愈演愈烈的情况，我越读民国书籍和报刊，越觉得民国热的可悲，可悲的是每况愈下的知识分子地位，造成一种怀恋，美化了当年。说实在的，人性是不变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毛病，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民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只是当年比较容易受关注，如今湮没在人海之中，不被觉察。

　　职此之故，我想写民国掌故，尽量不加伪饰地写民国的人和事，希望大家看到和我们一样的人和事，甚至猥琐可笑，并非很多人笔下的那么伟大崇高。在我的笔下，我尽量少作赞誉，做到主观的客观。

　　对话黄恽

　　从小报细节打量民国

　　深圳晚报记者 崔华林

　　热衷民国小报上的小道消息

　　深圳晚报：很多人研究民国，从书刊、电影、服饰入手，除了民国期刊，您怎么想到读民国的报纸？都有哪些报纸？

　　黄恽：上面的资料都为我用，并不是专门读民国报纸。当年，报纸都放在市图书馆，借阅不便，抄录也困难，我总抽空到图书馆看旧报纸，慢慢就养成读民国报纸的习惯，后来获得了民国时期苏州报纸的微缩，更方便每天读了。

　　民国报纸，最突出的是有小报。这些小报，如上海的《晶报》、苏州的《大光明》、《吴县晶报》等，不登国内国际新闻，只刊登市民喜闻乐见的小道消息。民国小报揭人隐私处甚多，现在看来简直会惹来打不尽的名誉官司，但过去则不然，除非误载更正，很多时候，只要事出有因，确实不误，人们不敢置辩。这类小报的价值，在过去是维持风化，使一切丑事曝露在阳光之下；现在则另有意义，即为当年的民间社会、市民生活保留了鲜活的资料。

　　深圳晚报：您关注民国很多事情，似乎都很细节，如拖欠稿费，为什么对这类新闻这么关注？读报期间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则新闻？

　　黄恽：对，我关注细节，人物只有细节才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这是人物在特定情况下的特异之处，即使是稿费。

　　民国旧报纸上使人惊讶的东西很多。因为过去我们不许谈民国，一谈就是想变天，所以即使老人也避免谈民国和他们的过去。我的爷爷曾做过很短时间的横泾镇长，但这个经历后来是他的罪，唯恐避之唯恐不及。他还是一个经营成功的商人，但一切后来都得到了相反的评价，他一生的价值，在那个时代是完全负面的，这是最大的悲剧。我看民国报纸，不仅仅是对别人的发现，也是对爷爷这些人的人生价值重新发现。

　　沦陷时期的苏州藏书家

　　深圳晚报：您是藏书家，在新书里《秋水马蹄》的开头也介绍了苏州的藏书家，为什么是挑了沦陷时期这个节点？

　　黄恽：藏书家是偶然成就的，买书近三十年自然成藏书家了。《秋水马蹄》的开头介绍沦陷时期苏州的藏书家情况，是有意为之。因为苏州的藏书家太多了，也被人多次介绍，我不愿重复，加上读报时注意到沦陷时期的苏州藏书家，由于外族入侵，他们或逃走、或被盗、或分散甚至死亡，书都流失了，当年报纸上有一点这方面的消息，就搜集起来介绍给大家。

　　深圳晚报：《秋水马蹄》的内容里是否有包含实地考察的部分？比如写钱钟书，会有钱钟书故居的描述？

　　黄恽：实地考察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苏州随处都有古迹，走到哪里，往往就会想到过去这里是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事，这是很有趣味的。譬如写杨绛的姑母杨荫榆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我就多次踏访，它前后有三个地点，后两个地点还在，完全可以去看看，问问老人。钱钟书的故居在无锡，苏州的不知道，他在桃坞中学读书，并不出名，所以还是杨绛在苏州的痕迹多，家、读的学校，大学，都有，振华女中的校刊也有她的文章。我还去绣谷公墓找过老圃夫妇(杨绛父母)的坟墓，自然没有了。

　　曾花五年时间一字字

　　键入纪果庵著作

　　深圳晚报：您觉得民国文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您个人最喜欢的民国人物是谁？

　　黄恽：民国人物的最大特点就是没特点，他们也就是你我一样的人，艰辛地活着，他们对事情的反映也和你我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而已。我对民国人物说不上喜欢，我喜欢的只是他们的著作，如纪果庵的著作，我曾花了五年左右的工夫一字字地输入，目前还在继续，既是一种学习，也是表示我的敬意。

　　深圳晚报：苏州在民国史的地位可以描述下吗？

　　黄恽：苏州在过去是清末遗老遗少居住的地方，安静古老、生活闲散精致，到了民国，很多官吏都在苏州置产，但苏州不是政治中心，他们只是来隐居和游玩，所以时常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但在民国史上的意义不大，最大的或许只是程德全反正，不流一滴血，就脱离了清朝，进入了民国，这在其他城市多少杀人流血的情况不同。

　　深圳晚报：以后还会继续以民国为中心点，进行创作么？会不会挖掘到底了就没有了？

　　黄恽：这是一个可以做一生的课题，我是散点的，随处留意，目的性不明，有兴趣就好。挖掘是不会到底的，因为故事是互相牵连的，一个人会牵出另一个人，一件事会关联到另一件事，没有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