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林生：今昔瓦窑堡

　　瓦窑堡是我的出生地。数年前我回乡探亲，在县委旧址坡下的院子里找到了那孔蛛网盘桓、破旧黝黑的砖窑洞。

　　听母亲说我出生时难产，胆大又有些鲁莽的父亲硬是用手将我生拉活拽出来，我的头被抠破指甲盖那么大的一块皮肉。

　　父母均已作古。我站在瓦窑堡的马号院内，想象着半个世纪前那个焦虑、紧张而又令人窒息的长夜和我在人世间的第一声啼哭，禁不住热泪盈眶。

　　瓦窑堡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227年，蒙古军灭西夏长驱入陕后，沿河而建，因山成堡。元明清三代至民国，皆为边塞要冲，屯兵设防，屡经修缮，享有“天下堡，瓦窑堡”之誉。真正被世人所熟知，是中共中央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向全国发出抗日救国宣言之后。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原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并迁址，瓦窑堡由此成为子长县县城所在地至今。

　　我家与瓦窑堡结缘于50年代初。绥德地委行署撤销，父亲的直接领导调往子长县任县委书记，他要求组织上派一个得力助手一同前往，于是，父亲不得不带着刚生大哥不久的母亲来到瓦窑堡工作和生活。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瓦窑堡是灰色的，街铺是灰色的，窑洞是灰色的，连飞出来的鸟儿也是灰色的。为何灰色？家家户户烧有烟煤，一到做饭时间，从无数个烟囱里冒出的黑烟云集在城墙上空，远远望去，瓦窑堡仿佛像一个披着灰色大氅的老人，在崇山峻岭的怀抱中默然伫立。儿时的记忆是美好的。左邻右舍总是对父亲笑脸相迎，而我常常坐在门外托着下巴等待父亲回来，因为只有他回家才能改善伙食。

　　终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夜之间，仅仅是个正科级干部的父亲却成了红卫兵四处抓捕的走资派。好汉不吃眼前亏，父亲跑了。那些个担惊受怕的夜晚，我们帮着母亲把炕上的毛毡一块一块揭起来，用绳子吊挂在窗户上，以抵挡两派革命组织武斗时乱射的子弹。天天都有打死人的消息传来，我哥的同学、一个长相出众的小男孩在跟随其父外出串联途中被射杀了，至今我都记得他那双黑宝石一样闪亮的大眼睛。到1968年秋天，“文革”的燎原烈火渐渐熄弱，在老家躲藏近两年、思子心切的父亲又回到了瓦窑堡。虽然用不着再批斗、挨打、戴高帽子游行，但县革委会的掌权派给父亲下了一道指令：立即带领全家到离县城最偏远的一个山沟里插队落户。父亲生性刚烈、胆识过人，18岁参加革命，20岁孤身击退六条饿狼，但当他面对的是一股政治势力的时候，他不得不低下那颗曾经高昂着的头颅。

　　天色还没亮，一辆马车载着我们的全部家当出发了。母亲一边责骂父亲软弱无能，一边躺在马车上流眼泪。还没有睡醒就被叫起来的弟妹们，也趴在母亲身上嗷嗷直哭。我回头望去，冷冷夜幕中的瓦窑堡宛如一个面目狰狞、随时要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我们全家性命的魔鬼。

　　在那个山穷水尽的狭窄小沟，虽然有“响应党的号召下放”这把尚方宝剑，但毕竟一个病弱的女人带着7个未成年的孩子，要靠人家一犁一锄种下的五谷养活，每次大队分口粮时，我们没少遭受会计的白眼和蔑视。万般无奈之下，只有十几岁的大哥被迫中断上学参加劳动；而家务负担极重的母亲也强忍病痛上山挣工分。

　　苦难并不是毒药。但让人痛心疾首的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失去了聪明伶俐的小弟。邻居送来一碗烂桃，不谙世事的小弟吃下后，肚子疼得满地打滚。大伙赶紧把他送到公社卫生院救治，庸医未作皮试就给小弟注射青霉素，不料产生过敏反应。等冒着瓢泼大雨四处筹借住院费的母亲回到病房时，小弟已一命呜呼。当时我跟随已调动工作的父亲去了延安，闻知噩耗，痛不欲生。如果不是在医疗条件极差的偏僻山区，我的小弟不可能那么小小年纪就离开人世啊！

　　17岁，我参军奔赴青藏高原。送新兵的马车拉着我们的行装爬上巍巍山梁时，我恨恨地跺着脚下的黄土立下誓言：就是在外面讨吃要饭，也不回这个鬼地方了。

　　军旅人生艰辛而又快乐，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不回瓦窑堡似乎成为我支撑自己实现理想的一个动机、一种信念和力量。而当战友们经常争先恐后夸赞家乡好时，我总是躲在一旁默不作声。那时空军士兵的服役期限是4年。在我服役期间的1978年，各地开始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我们家也顺利地迁回曾经的伤心之地瓦窑堡。

　　此后不久，我回乡探亲。城墙还是那样的城墙，街道还是那样的街道。看见母亲及弟妹们一副欢欣鼓舞的样子，我的心里也充满安慰和喜悦。记得那时我还写了一首小诗投给《延安报》发表：“我的眼角已经长出细眯眯的皱纹，我的唇下已经冒出硬茬茬的胡须，瓦窑堡啊你还是你，披着灰色的大氅，在崇山峻岭的怀抱中宁静、安谧……”

　　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头几年，瓦窑堡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变化。年年回延安，年年路难行。特别是从延安到瓦窑堡的那条路，次次经过时黄尘滚滚遮望眼，回回坐车颠得人屁股痛。我曾义愤填膺给当时的延安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责问”：“外地的高速公路已四通八达，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这条烂路修好啊？！”

　　1984年冬天，父亲病故。父亲临终时曾嘱托“把我埋在你爷爷的脚底下。”他老人家的心愿终因陕北连降7天大雪、行车太难而没能够实现，最后只好安葬在瓦窑堡城边的一个山头上。

　　1987年夏天，我与一个北京女孩结婚。婚假刚休完，母亲突患脑血栓。在母亲得病的十几年里，我多次接母亲来京、送母亲回瓦窑堡，来回路上可没少受罪，也没心情、没时间注意这个高原小城的今夕何夕。

　　2000年春天，我把偏瘫的老母亲接到北京长住和治疗，就很少回瓦窑堡了。但我知道大都市繁华喧嚣的生活并没有使我把黄土沟壑中的那座灰色小城忘却，而春日从塞外吹来的风沙，也常常让我想起山窝窝里乡亲们的辛劳和清苦来。

　　谁不盼咱家乡好？瓦窑堡什么时候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90年代末大规模展开的退耕还林是一个发端，这十来年不断积沙成塔，特别是近几年，一年一变，五年大变！”弟弟东生的话拉直了我心中的问号。而我也不时能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当地多策并举积极解决住房、吃水、就业、上学等民生难题的消息。特别是2008年6月起，他们创建“平价医院”，减轻群众医疗负担，大胆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的经验，在全国推广。《人民文学》用数万字的篇幅，刊登了报告文学《子长“样本”》。

　　瓦窑堡，昔日似乎以你为耻，今日真的以你为荣。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声音不时在我心中响起：“你到底是哪里人？你的根到底在哪里？”

　　是父亲过去经常给我描述的位于吕梁山脉中部的那半条街道吗？是母亲在世时念念不忘的绥德无定河边的那个村庄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这两个地方我只去过一两次，只停留过一两天。而瓦窑堡，我生于斯、长于斯整整12年，你说，我能以何种理由不认为瓦窑堡是我的故乡我的根？！

　　于是，每年春节之前，当同事得意地告诉我他们家乡的领导来京慰问在京工作的同志时，我的心里也会隐隐地产生这样那样一些说不出口的期待：延安市的领导、子长县的领导什么时候能请我们这些人聚一聚呢？

　　想啥是啥。2011年春节前夕，子长县委书记、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行专程来到北京，盛情邀请在京工作的子长籍同乡在新街口四川饭店聚会。

　　家乡的父母官不仅带来了浓浓的乡音乡情，还带来了方方面面的消息。我竖着耳朵生怕漏了一句地听书记介绍情况，并记住了这样一些数据：子长县自2009年以来连续3年进入西部百强县行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万元……数字枯燥无味，缺乏生命的张力和质感。而它对于我却如获至宝，因为这些数字体现着一群人、一个社会的命运的彻底改变；因为我知道这群人、这个社会从前有多么的贫穷和落后。我忘不了那些曾经缺吃少穿的乡亲，我仍然记得因饥饿而脸庞浮肿的同学。

　　百闻不如一见。2012年8月，我去延安开会，顺道驱车子长行。

　　站在父母的坟头，可以俯览瓦窑堡全貌。真的，那个在崇山峻岭中“披着灰色大氅的老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横卧在青山绿水间的美人”。楼房一下盖起来那么多，街道商铺林立，琳琅满目；从前淌着油污的南河、秀延河被橡皮坝拦住，绕着城墙成平湖，水面清澈而静谧；沿河堤两岸修筑的花园和景观，成为人们聚会、游玩、锻炼的好去处。过去，瓦窑堡人最羡慕延长油矿的人，他们挣得多、吃得好、穿得好，现在是延长油矿的人开车跑几十里路来瓦窑堡观夜景、上馆子、休闲娱乐。过去瓦窑堡人谈论最多的是谁家修砖窑，谁家吃细粮，谁家的娃娃在外地当工人；现在瓦窑堡人谈论最多的是谁家在西安买了楼，谁家在北京置了业，谁家的子女在国外干大事。而我当年插队落户的南沟岔，听说也是一片繁荣，今非昔比。

　　瓦窑堡，你变了，我也变了；你变美了，我变老了。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许多名城，只有瓦窑堡，是那样不可阻挡地一次次进入我的梦境，重复和深刻着我的记忆。我知道，我只能是瓦窑堡人了；我知道，我的故乡不是梦，而我的梦永远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