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雁冰：大嗓门小莲

　　小莲并不小。“小”是她名字的组成部分，不是附加词。全名董小莲。四十多岁了，还一直“小”着。

　　她来我家报到时，喉咙清脆响亮，声浪重重地传播开来，把楼道的路灯震亮了。我捂住耳朵，说她可以去当歌星，不必做钟点工。不知道是谦虚还是真的认为如此，她摇摇头说自己太矮。

　　没有想到，她的大嗓门给我带来不少麻烦。经常是她在厨房里烧菜，我在卧室看书报。冷不防就听“哗”地一声响，把我吓一跳！她常用我家的电话给老公和儿子布置家务，遇到意见不一就吵起来。此时她的声音提高八度，像轰炸机在我头顶盘旋，刺得我耳膜发痛。我叫她轻一点，她的声音并没就此低下去。我无可奈何，只好关上了房门。如此这般，一次又一次。我曾叫她用自己的手机到外面打，可她不肯，怕花钱。我心潮翻腾，烦躁不安。心想如为这点小事辞退她，也不合情理。况且她手脚利索，精明能干。天下无十全十美之人，那就忍着吧！

　　小莲的主要工作是烧菜兼搞卫生。初来时，她烧的菜既油且咸，吃了以后嘴干。我让她少放些油、盐和味精，她嗷嗷应着，第二天油、盐都少了些。过几天就像水漫台阶，一级级浸上来。原来她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支持着：“烧菜一定要油多、味精多才好吃！”跟她讲道理，譬如老年人多吃油会血管硬化等，她嫌烦，就叽咕叽咕：“你这样省干什么！”真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

　　我俩就这样不断进行着拉锯战。不知什么时候潮落水退，她烧的菜渐渐地朝我家的口味靠近。我十分高兴，称赞她的悟性。她嘻笑着告诉我，说她在一些白领青年家做钟点工，他们吃的油比我还少，菜的味道也不咸。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全是我的功劳呢！

　　在上海呆久了，她慢慢起着变化，会用带安徽口音的上海话跟我们交流了。她渐渐分得清哪些人该称先生，哪些人该叫师傅。哪些人称老师，哪些人叫阿姨等等。她的装备也日趋齐全，穿着白领东家赠送的衣服，虽比时尚慢一拍，但还合身。她脚登高跟皮鞋“笃笃笃”来上班，很像个样子。她还置备了手机，以便联系工作。可惜那手机常常闹事。有一次她打电话来叫我张阿姨，还有一次称我梁老师。原来她不识字，做的人家多，又换来换去。有时对不上号。

　　她不识字，给烧菜带来很多不便。菜是我买的，我有时外出，必须事先告诉她怎么搭配。如果她识字，我留一张条子就可以。可她不识字，我只得电话通知。她做的人家多，事杂，常常会弄错。常常是该红烧的变成白煮，该白煮的变成汤了。

　　我劝她稍微识点字，四五十个就可以了。她把我的话当耳边风。没几天，她拿通讯录给我看，说“弄好了，弄好了”，很骄傲的样子。原来电话号码前都有了主。姓“陆”的她写“6”，姓戚的她写“7”。柏、石、史、伍，也都有相配的阿拉伯字母。吓！真有她的！我将了她一军，说，“你姓董，有阿拉伯字配吗？许多姓都没法配，所以还得识几个字。”她对学文化有种天然的排斥，认为没有文化也能活得很好。他们一家四口，靠打工赚钱，照样在近郊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有的上海人还没有呢！我告诉她，有了文化，以后存私房钱就不必让我填单子了。面对顽固的小莲，任何劝说都显得无力。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我们逐步适应理解着对方。

　　一个温暖的秋日，小莲坐在厅里，慢慢享受着家里带来的午餐。阳光把梧桐树叶的影子投在饭桌上，将她的咸菜肉丝年糕汤照得闪闪烁烁，绿的绿、白的白，很是诱人。她嘴里嚼着年糕，含糊不清地说：“我现在已经爱吃上海人的点心了。”天气好，心情好，我认可地点着头。她满脸阳光，仿佛很随便地接着说：“那么我是不是有点像上海人了呢？”我朝她笑，笑了沉默，沉默了又笑。她的脸慢慢地阴沉下来，一声不响，迅速把年糕汤吃完，然后收拾碗筷，报复似的奚落我：“我是你肚皮里的蛔虫，知道你会说什么！不像，是不是？不像！嘁！你们这种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