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夜书》 不只是知青文学

　　著名作家韩少功推出新作《日夜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称——

　　《日夜书》 不只是知青文学

　　日前，当文学杂志《收获》主编程永新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下：“第二期《收获》的重头戏，无疑是韩少功的长篇《日夜书》。”关注文学的评论家、读者，无疑心会动一下。这一部分人当然知道“韩少功”三个字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分量与地位。《爸爸爸》、《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都是粉丝们心中熟知的篇目。对韩少功了解更细致一点的人会知道，今年的他正好60岁。人到六十，推出长篇小说《日夜书》。那么，这部作品到底写的是什么？作家想在这个作品里传递什么？

　　谈新作：这代知青的当代群像和他们的命运

　　《日夜书》，到底写了什么？不久前，记者第一时间购买到第二期《收获》，读完了这个字数大概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从故事内容上看，这是一个讲述几个知青和他们后来从知青的背景走下来的故事。小说里几个主要的人物，各有特点，命运遭遇截然不同：永远搞不清自己的衣物，以至于所有的东西都被“公用”的艺术青年大甲，后来却摇身一变成了现时代美术界的宠儿；精神领袖马涛是许多知青的导师，才华横溢，但他的自私与极端的自我中心却给家人和朋友带来灾难，他惯于把自己罩在光环里，即使在美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农村如鱼得水的大哥式人物郭又军，却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妻子出走，连女儿都要嘲笑他无能。

　　“《日夜书》不只是一部知青小说”。韩少功更否认自己写的是知青文学，他说，题材通常只是一个借口，要看你怎么写。以知青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已有不少，我从中受益良多。但也有一部分作品过于自恋，或过于自怜，虽说都是人之常情，但哭哭啼啼或慷慨激昂一旦成为模式，就会遮蔽大量的生活真相，误导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说到过去，指责他人和社会是最省事的办法，是自恋者和自怜者那里最常见的心理安保措施。但事实上，我们也是“他人”，是“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更多一些自省的意味，有时写得很开心，有时写得很沉重，悲欣交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新的写作体验。我相信，宫廷题材、战争题材、反腐题材、青春题材等可以不断地写下去，那么知青题材当然同样还有巨大的叙事空间，有“陌生化”的可能性，有作家们自我挑战、自我颠覆、自我再造的机会。

　　韩少功更不认为自己写的是知青文学。他说，《日夜书》更算不上“知青文学”，因为作品里有些人物并非知青，“小说里人物的背景是知青身份，但叙事的重点还是这个时代。小说不只是关注知识分子，还有普通工人、个体户和官员，我写的是这代知青的当代群像和他们的命运，从某个侧面窥探一代人的精神秘史。”

　　谈创作：作家作品不应该跌破底线

　　回顾《爸爸爸》、《马桥词典》等代表作，韩少功在中国文坛的形象很鲜明：思想深邃、富有探索精神。《日夜书》给记者带来的阅读体验是，这个小说探索性一点也不少。小说使用了不少“闪回”的写法，结构被打乱又糅合。同时，章节中插入了不少的词条，比如“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等。

　　记者问韩少功使用这样的叙述，是有意而为之保持自己一贯不走常规的风格，还是出于其他什么考虑？韩少功说，写作有两个标准，一是高标准，二是低标准。高标准是写得精彩、卓越甚至伟大。但这个境界太难抵达了，可能一辈子也抵达不了。低标准就是写得不后悔，意思是诚实表达，不依傍，不投机，不轻薄，不盲从，忠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如果是为了钻营一点蝇头小利，为了迎合某种强大的势力或潮流，写下的作品一旦时过境迁就让自己难堪、脸红、不愿意面对，更不愿意把这个作品给亲人看，给孩子看，那就是跌破底线了。一个作家很难篇篇都好，但再差的作品也不应该跌破底线，哪怕写得笨，但多少年后回头一看，笨是不必后悔的，投机钻营则是要后悔的。我现在的写作是力求达到低标准。

　　谈到创作的难度与底线，韩少功还谈到今天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很多报刊的文艺版正让位于娱乐版，很多地方的文艺界大举转型为娱乐界。娱乐，当然是文艺功能之一，是老百姓的重要需求。但具有价值含量的娱乐是有难度的，是需要尊严、感动、智慧、敬畏感的，而且总是有一种不论得失不计宠辱的清高气质。中国如果没有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一类喜欢为难自己的人，没有这些坚定的求索者和传薪者，一个大国的文明品相可能很难看吧？遇到危机时的精神储备和文化支撑力就会严重短缺吧？退一步说，玩也要好好地玩。如果打球是烂打，下棋是胡下，把娱乐变成闹，变成疯，变成卖傻，变成一地鸡毛，连技术含量都没有了，老百姓也不会满意的。

　　谈生活：乡下生活是为了保持一点与自然的关系

　　韩少功的生活方式一直被人议论，因为作为一个堂堂著名大作家，他的社交活动极少，媒体报道极少，完全是一种隐居的方式。当然，他也确实在隐居，一年他有一半的时间在湖南汨罗乡下，种瓜种菜，养鸡栽果，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的农活。

　　记者执意让韩少功谈谈自己的乡下生活。韩少功说，眼下每年确有几个月还住在汨罗，无非是保持自己一点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底层的关系，享受一点自由、闲散以及体力劳动。城市里当然有很多吸引我的东西，但在一个同质化的社交圈里频繁应酬有点让人受不了，乡村可以帮助我建立一点屏蔽，建立一点区隔，拓展一种新的生活和心情，至少可避开一些泡沫化的社交和垃圾化的信息。

　　同时韩少功觉得“隐居”这个词不适合他：“乡下同样有宽带互联网，在那里同样可以联系朋友和参与社会，没什么隐居可言。在另一方面，我不是一个好热闹的人，因此在乡下是适得其所，如鱼得水，不需要什么定力。事实上，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居住城市却经常写作乡土题材，而这本新书是我居住乡村却把主要目光投向城市甚至国外。一种空间距离也许恰好构成了回忆和想象的必要条件，提供了沉淀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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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少功，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中篇小说《爸爸爸》、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等。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中国大陆、台湾，法国等多种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