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秀：用情感观察历史用小说技巧驾驭报告文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3月28日11:29 来源：凤凰网文化 徐鹏远

　　将近十几年前，有这么一个女人奔波于上海、青岛等地20多天，去寻找一些风烛残年的老人。这些老人境况各异，彼此也不一定都相识，却因为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他们有着一段相似的人生轨迹和数十年的共同情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子--老兵。

　　在接触了大约20位或回祖国定居，或在台湾定居却常回家看看的老兵及其家人，做了十几万字的笔记之后，于秀--这个以文字为生的人，用自己手中的笔忠实地记录下她所听到的那些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故事，为的只是铭记一段悲惨的历史、呼吁一个和平的未来。在《我在台湾四十年》一书再版之际，凤凰网文化独家对话作者于秀，跟随她一同去深入探访书中的那些老兵以及书外的相关故事。

　　(对话人：徐鹏远)

　　记录老兵呈现历史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凤凰网文化：我知道您可能之前做过记者，研究过比如家庭或者关于心理学的一些东西，您其实并没有从事过跟历史相关的工作包括专业，那您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么一个历史题材，为什么会写这本书？

　　于秀：首先我是一个喜欢历史的人，我在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历史，但是我喜欢古代史，不太喜欢现代史，我觉得写这个东西，当时我还真是没想到它是个历史题材，主要还是第一我写报告文学写的比较多，之前写过什么遭遇下岗，中国几个调查都是关注社会问题的，因为报告文学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关注社会问题、讨论社会问题。那我写这个书的时候我受到了外界的一些触动，主要是我觉得是我遇上了一些人的事，比方说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在大学校园里面我就遇上一些台湾的年轻人，当我跟他聊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是当时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去，然后带走了很多人--当我跟他们聊这段历史，他们第一不太知道了解这段历史，第二不太认可我的说法，他不认为是这种状况，他认为另一种说法，是我觉得不太能接受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台湾的孩子他不太了解历史的真相，再一个他对老兵的经历因为不了解而产生怀疑跟误会、产生不理解。比方说有的台湾孩子，他的外公、他的爷爷是老兵，从大陆给带到台湾去的，那么他在台湾娶妻生子，后来开放以后他就找到他大陆的妻子、孩子，找到他原来的家，对他大陆的家非常牵挂，经常想要回来看看，经济上想要给一些补偿，这个台湾的年轻人他不理解，他觉得是他外公或他爷爷不好，觉得是他们不珍惜台湾的家，他不理解他们的这种对家国的这种情怀。再一个我接触了好多老兵，我感觉他们对他们那段不堪回首的人生也是有很多的伤感和遗憾，但是知道的人并不多，我觉得这是一个既包含情感，也包含对那个历史的认知，又包含对未来思考的一个命题，所以说我觉得我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要把这些历史呈现出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这些老兵都是风烛残年的人了，人生对他们来说来日无多，你如果不把这个历史留下来的话，将来可能就随着他们的离去这段历史而被尘封了，没有人会知道，那段历史对我们来说就是空白，很多很多的情感、很多很多的人生故事就没有人把它挖掘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我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把这些东西抢救出来，把它挖掘出来，能够留给世人、留给后人来看，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事情。

　　凤凰网文化：那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这些人？

　　于秀：因为我写报告文学，所以说我对找线索有自己的一个窍门。首先我跟很多朋友聊这个话题，我的朋友有的是在出版界，有的是在新闻界，有的是在杂志社搞文化的人，他们本身也有资源，咱们经常说一个人他的联系渠道能够联系到25个人，这25个人再辐射更多的人，就是这样一个框架，就有更多的人帮我寻找台湾老兵的线索。再一个我既然想写这个选题，我就要跟台湾问题有关的机构去进行一些对接，我找到各地的台办，找了一些专门负责台湾事务的政府机构，他们帮我提供了台湾老兵的线索，甚至帮我提供了很多采访需要的帮助。

　　凤凰网文化：在您的整个访谈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具体的困难呢？可以跟我们随便找几个说一说。

　　于秀：那肯定是有，比方说一开始就是线索的困难，有的人了解知道，但是有的时候不容易联系上，因为我采访的老兵有的回来定居，有的没有回来定居，经常回来探亲，有的是老兵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家人还在，还很想跟我诉说一些这段历史，就存在一个线索当时获取比较困难，我也坚持了很长时间，就是对这件事比较执着，坚持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

　　解决了线索问题，找到了老兵，又存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些老兵大多数一个人在台湾孤独地过了几十年，他跟人交流起来是有障碍的，第一他不能够完全信任你，第二他心有余悸，因为他毕竟经过了战争的伤害，他总是担心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台海两岸毕竟还是有一些隔阂，那会儿的环境不像现在这么开放，那会儿还不是特别的透明，所以大家还是有一些不信任，这是第二。

　　还有台湾老兵大多数文化程度比较低，他的表达能力比较差，而且年龄偏大。你看我采访的最小的60几岁，年纪最大的已经91岁了，他对那段历史的回忆，很多时候是想在心里面，但是说不出来，所以你就要一点一点去挖掘，一点一点启发他，一点一点影响他，让他慢慢地说出他的经历。还有很重要的是在这个采访之前你要做很多的事情，让他相信你是真诚的，相信你这样做是不会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就是获取他的信任，这些我觉得都是我遇到的困难。

　　家乡是一个灵魂的问题

　　凤凰网文化：您书中写了15个案例，这15个案例无一例外，所有人都强烈地想回家，我不知道是不是您在后期写这本书当中对您所有的采访对象进行过挑选？

　　于秀：对，是。

　　凤凰网文化：其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没有想回来的这种例子？

　　于秀：我觉得落叶归根好像就是人的一种本能，不用老兵，就说像现在的人，如果你客死他乡的话，可能最后的愿望一定是要回到家乡，家乡本身它是一个灵魂的问题，你的灵魂来自于你家乡的水土，所以当你的灵魂逝去的时候，你也很希望你的灵魂跟你家乡的水土融合在一起，把你的灵魂再融入你的家乡，这是一种根的文化。我说的是普通人，更何况这些老兵。去台湾并不是他们请愿去的，他们是被战争裹胁的，他们本身是农民或者小学老师，或者是普通的伙计，他们本来在大陆有各自的工作、岗位，有各自的家庭、儿女，他本来就是这个土地上的人，他是在战争的风暴中被裹胁走的，到了那么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去落地生根发芽。但是他这个根是不结实的，所以说他年龄越大越思乡，毕竟他不是那土生土长的，他对这方土地没有那种家园的感觉，虽然他可能在那做得很好，成了大老板或者政府要员或者部队里的将军，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依然想他在大陆的家，因为对他来说这才是他最后的根。

　　所以这种感觉我想没有他们这种经历的人很难体会得到，所以落叶归根对他们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需求，他需要最后有这样一个结局，所以很多人在台湾已经很多年了，有家有儿女，有自己的事业，但最后如果有机会给他，他还是愿意回到大陆来，因为他觉得这才是他真正的家，而对台湾他只是一个暂时的地方。所以落叶归根的愿望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不仅是他的本能，也是他精神上的一种安慰。

　　我觉得这个跟中国人强烈的乡土观念有关，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对乡土的这种观念是特别特别强，不管你在外边怎样荣华富贵，他最后想到的还要回到家乡的土地上，这样才觉得他的人生是圆满的完美的，哪怕他前半辈子如何漂泊如何凄凉，但是最后他能在他家乡的土地上找到一片归宿，他也觉得这是他人生的一种非常

　　完美的结局。

　　凤凰网文化：我注意到刚才您在回答当中，一再地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裹胁”。其实这几年关于个人的一种历史叙述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包括比如像口述史、个人性的回忆录，也包括类似您这种访谈的的作品在内，其实表现了现在的一种历史研究的趋向是越来越关注微观历史、个体记忆，而不是以前的那种单纯的宏观历史叙述。但是其实无论到什么时候，历史的大变革总是把个人裹胁在里面，个人似乎永远摆脱不了被牺牲的宿命，我不知道这类的作品越多的呈现这种个体在大历史当中的苦难和悲剧，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会对阅读者造成一种更强烈的绝望感，或者说一种在历史面前的无力感？

　　于秀：我觉得我这个作品想要呈现的一定不是想要给个体一种绝望感或者一种无力感，我觉得如果这样去看的话，本身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消极的，就是同样一个事情它有两面，有积极的一面有消极的一面，任何一个事情都会有两面性，你用积极的心态去看，它一定是积极的，你用消极的心态可能它就是悲观的，所以本身每个人他都有选择，我们不可能勉强每个人都用一种方式、一种眼光去看待一件事情。

　　我当初写这本书时就有两个愿望。第一，重现这种个人的历史。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历史是由人组成的，而且历史是由人的人生和人的命运去构成的，如果没有人、如果没有人的命运在里边就不叫历史，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愿望，所以说你写历史，其实你不需要去写多么宏观的历史风云变化，你写个人的命运在历史中的变幻，其实就是在投射了整个时代，整个历史给你带来的这种影响、带来的这种变化，所以我通过人来表现历史的大格局的变化，这是我的一个选择。再一个，我当时为什么要写老兵这个，我就是希望和平，因为有一段时间台海形势比较紧张，就是李登辉要当选总统的时候，他是台独，然后他在台湾就掀起了一股台独势力，那么他的台独其实给中国大陆这边带来很大的冲击。我当时认识了一帮军界的朋友，他们有的级别很高，有将军一类的，我在跟他们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的人有这种战争的倾向，有不少的人表示如果台湾要独立，那免不了一战，我当时有看到过这种状况，所以我心里就在想，如果再有战争，那么两岸之间又是这样一次战火的洗礼，那么受伤害的又是老百姓，最终被裹胁到这种命运里面的又是普通的人民。所以我特别希望通过这种普通人的遭遇来折射一个这样的事实，也就是战争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伤痛，不是几个人就能弥补的，不是很少的事情就能弥补，他是个非常大的代价，甚至有的人一生都无法弥补，就像老兵这样的人。我一直想说他们一生的时间都在这种磨难中度过了，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儿女都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价，但是谁来偿还他们？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也没有人要为他们付出的代价去做赔偿，最后承担的只有他们自己的人生。所以说我们还要再有战争吗？如果再有战争的话受伤害的还是老百姓。

　　我觉得明智的人看过这本书都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叹，那就是战争真的是非常残酷的，我们能尽量的有和平，就要维持和平的这种状况，不要轻易的就说出“战争”这两个字来，尤其是同根同族之间不能再有这样相互的误杀了，我觉得这是对生命的最起码的尊重和重视，不能再去践踏生命。所以因为台湾问题很敏感，我要写这本书之前，我的一些圈里的朋友说这个选题说你不要碰，这是高压线，也许出力不讨好。我思考了很长时间要不要写这个，最后我下决心做，我就是自己得出了一个结论，我有一个底线，有一个原则，我不谈国家、不谈政府、也不谈政党，我的书跟政治无关，我谈的是人的命运、人的经历、人的一生，我就谈情感，只要懂情感的人都能看懂这本书这就足够了。但是真正有理性思考的人会从这么多人的一生的遭遇，从这么多人的悲欢离合当中看出一个端倪来，那就是是什么让他们陷入这样的不堪的命运，当然是战争。

　　当然有时候的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又牵扯了很多东西，比方说尊严、比方说国家的疆土，它是性质不同的，但是台海两岸是同根同族，等于是一个民族之间的杀戮，这种战争真的是对老百姓最大最大的伤害。比方说我们中日之战如果不可避免，那是我们为尊严而战，但是如果说是同根同族之间，我们跟台湾又发生战争的话，那就是我觉得仅仅是某些人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让老百姓付出代价，那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

　　女性看历史更注重细节对人性的烘托

　　凤凰网文化：您刚刚提到的也是关于您这本书整体的一个风格，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记录和感情上的表达，关注的是人，较少的有一种理性的批判或者说历史性的反思。

　　于秀：对，其实就是一种呈现。

　　凤凰网文化：除了刚刚您说的那种基于一些现实的考虑，为了让这本书能够更顺利地生产出来，除了这方面的原因，是不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您作为一个女性--也是一种女性的历史的观察方式？

　　于秀：我觉得有关系吧，跟我是女性有关系，我可能更看重人对家庭的责任，对儿女的这种承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而且我可能更看重人性的东西，人性的美，或者人性的丑恶，或者人性的这种经历的磨难，我可能会更看重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在老兵的经历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他们的经历其实大体是都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的经历、情感的经历，包括选择，还是有差别的，因为我是女性，我非常的细腻，我才能从中挖掘出来。我觉得男性比较理性化，他更看重大线条的东西，女性更注重细节对人性的烘托。你看我里边写了很多细节，这个细节在老兵的叙述当中，可能只是一语带过，他没有当成一个重要的点给我来叙述，但是因为我是女性，我非常的细心、非常的细腻，而且我觉得这个细节可能会对这个老兵形象，对他的这个故事会有非常好的烘托作用，我就把这个细节挖掘出来了，然后放在书里面，在让大家阅读的时候会成为一种非常强烈的画面感。那么有了这种画面感，又加上情感的延误，就使这个阅读变得非常享受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女性写作者的一个强项吧，我觉得，她比男性要细腻，要更善于观察，更善于挖掘人性当中的美的东西。

　　凤凰网文化：我从头到尾把它这本书看完了，15个故事，看完了之后我想起来托尔斯泰的一句话，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我看完这15个故事发现，好像他们的不幸基本上都是相似的。

　　于秀：我觉得大框架是相似的，就是背景是相似的，都是突发的一个事件，就把他们裹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家庭、离开了儿女，然后到了一个他们原来想都没想过的地方，有了这样一段人生经历，就是大背景是相似的，因为都是这样去的，对吧。

　　但是这个大背景下之下，就像我们看到这一个大楼里面，家家都亮着灯，你都知道这个灯下面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也可能有两个老人，有厨房有客厅，家家可能都是这样的。但是要这样的话，不就没意思了嘛，就是没什么可说的了，对吧。但是你要知道，男人跟男人不一样，女人跟女人不一样，孩子跟孩子不一样，所以每一个灯光下的人生故事，又绝然是不同的，不可能有一样。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选择不同，比方说有的女人选择贤惠，那有的女人就选择泼辣，有的男人选择宽容，有的男人就选择计较，是吧，所以说，因为每个人不同，每个人的人性不同，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生故事。那么作为写作者来讲，其实就是要把同样背景下的不同的人生故事，选择出来，呈现给大家，给大家产生一种阅读的欲望，因为你故事不同，大家才喜欢读，然后不同的故事其实最后带来的是不同的人生感悟和哲理。

　　凤凰网文化：对，确实如您所说，一个大背景的问题，而且我确实在这15个故事当中，真的挑到了一个我感觉特别不一样的故事，就是那篇《繁华旧梦》，我觉得那个故事就是把当年的两岸问题变成了一个纯然的背景，其实你把它那些东西拿出来，单看故事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爱情故事。

　　于秀：对对对。

　　凤凰网文化：所以我想问您的是，这是我在15个故事当中挑出的一个我个人觉得不太一样，甚至说我更喜欢的一个。您作为作者，如果非让您从这15个故事当中，挑出一个来，您会选择哪一个，为什么？

　　于秀：我可能会选择那个就是何先生的那个故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何先生跟其他的老兵很不同，大多数老兵混了四、五十年，穷困潦倒，一事无成，也没成家，也没有什么孩子什么的，孤独一人，这种情况特别多。而何先生是一个国民党的将领，他在我采访的老兵当中是级别最高的，而且除了经商的有做得不错的，他算是最好的。还有为他娶了一个比他小20岁的年轻的台湾太太，对他也很好，两个人很恩爱，有了几个儿女，感情生活也不错，家庭也很圆满。我采访他，他拒绝了很多次，是因为我坚持、我最后的执着感动了他，他才接受我的采访。

　　他的经历有点特别的曲折，他本来是黄浦江边上的一个渔霸家的长子，他很聪明，从小他的爷爷也特别器重他，给他上私塾，教他读书，他承载了很多家族的期望。但是因为他叛逆，所以他十七岁就去当兵，当国民党败退时他没有想到，当时他走的时候，从船上跳下来了，要游到岸边去，结果没有游到就昏迷了，然后被人拖到船上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被带到台湾了。到了台湾以后，因为有文化又很聪敏能干，所以就一直往上升，后边也成了一个高级将领，后来又遇到了当地的一个女孩，好不容易才在一起，一直很幸福。

　　因为他是高级将领，他不能回大陆来，他的二弟和三弟找到他给他写信说如果你再不回来，我们可能也见不到你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前三年退休了，然后又等了三年才回来。回来以后，他就满怀了很多的希望，他没想到弟弟们尤其二弟就特别不原谅他，因为他这个台属的牵连，他的这些弟弟都受到了非常大的牵连，都过得特别不好。等他走的时候，本来他弟弟说不去送他了，但是在要登机时，服务员告诉他说，有人在门口找你，他回头一看是他二弟。回了台湾以后，因为身体不好，太太心疼他，，所以又过了两三年才再次回来，结果这期间，他二弟得了癌症去世了，等于说他跟他弟弟们之间的恩怨没有一个了断。

　　所以这个老兵，他状态不同，很多老兵那种很朴实的，他跟这个感觉不同，他虽然回来了，但是他最终没有得到他家人的原谅，他没有体验到那种家人跟他久别重逢的那种感觉，这让他一生都特别特别的难以承受，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最深。

　　用小说的方式驾驭报告文学作家是职业的思考者

　　凤凰网文化：下面一个问题可能算是一个小小的质疑。您看您的这本书是由一个苦难接着一个苦难这么一路走下来的，那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纪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也是选择一个一个小故事，然后一个苦难接着一个苦难这么一路呈现下来，潘采夫写过一篇《定西孤儿院纪事》的书评，当然他肯定了这种忠实的记录，包括对于那段历史的一个关注和重视，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开篇的深度震撼之后，边际效应开始递减，持续的震撼，持续的刺痛，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无边无际的麻木”。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担心您的这本书也会存在这么样一种效果？

　　于秀：我觉得我从来不担心，为什么呢，你可以发现我的报告文学的特点，因为我原来是写长篇小说的，我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报告文学像小说一样的好看、吸引人。因为小说它是有设计的，它是通过虚构的嘛，那么你虚构的时候，你在设计它的戏剧性，设计它的冲突，而且是一个冲突接一个冲突的，所以它很容易呈现，可以说你想让人物怎么样，人物就怎么样的，这个角色就像木偶一样，你牵线于是你，你可以一举一动都把你的角色设计的像你想象的那样，让人觉得好看。但是报告文学难在本身它就是事实，你在呈现的，你落笔下来的都是事实，否则它不能成为报告文学。那么事实它有一个很强烈的特征，就是有点平铺直叙，事实的本来面貌就是这样的，怎么来的怎么去的，它没有那么多的戏剧冲突在里边。但是你想想人生是一样的，小说也来源于人生，小说也来源于生活，那么为什么报告文学不能像小说一样好看呢？要靠作者的功底，就是说你如果只是大面上去展现这个事情的话，那的确像你说的，一开始挺震撼，慢慢阅读阅读，其实就这么回事，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更觉得享受，因为它是事实，事实就像一杯白开水，如果它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它就不是事实了。但是小说就像一杯茶，里边可以放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尝试用驾驭小说的功底来驾驭报告文学，重要的是挖掘契机的能力和观察力，还有你把这个细节采集过来，用的巧妙程度。所以我在我这个报告文学里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一个读者反映这本书不好看没意思，感人是另一方面，但是好读，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这也是它的特点，吸引人。如果你仔细读了你就会发现，它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而且这些细节基本上是具备细节冲突的。比方那个讲刘先生的故事，他到了台湾，取妻生子，有了一个台湾太太，那么，他到带着台湾太太回家探亲的第一个晚上，这个刘先生的大陆太太非常轻描淡写给我说的这么一个小的细节，我当时就感觉太有冲突感了，什么细节呢，回来的第一晚上，大家寒喧过后，吃完饭以后，大陆太太就收拾收拾东西要走了，刘先生问她要去哪，她说去儿子家，我把我的床留给你们，你和你的台湾太太睡，刘先生就很惊讶，觉得好像第一个晚上应该在一起说说话，他的大陆太太说你们俩才是真正的夫妻，我见到你就可以了。在这个时候他的台湾太太就跟他说了，你们今天晚上在一起好好说说话，我已经在外面订好宾馆了，我到宾馆去住。刘先生很为难，他选择了沉默，自己上院子里溜弯去了，等他回来时，进屋一看，一张空床，两个太太都不在，床上只有月光，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孤单和无奈，他应该怨谁呢，他谁都没办法怨，他只能怨命运。这是一个非常有冲突的细节。

　　其实这些细节，在叙述时很平淡就过去了，但是我当时一听就觉得太棒了，编都编不出来这样的细节，所以当你把这些细节挖掘出来，呈现到书里面，用语言把它再现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震撼的感觉，你觉得这种人生经历、这种遭遇真的是太难得了，一个人一生都遇不上几次，但是对于这些老兵，每个人都有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你说他的故事读起来还能平淡无奇吗？

　　凤凰网文化：除了故事本身的一些色彩，您刚才说的，用一种写小说的方式去驾驭一种纪实文学的题材，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一种写作的技巧。我看到网上有一种说法，说您的这本书出来之后，是在国内首创了一种叫作口述实录写作文体。

　　于秀：对。

　　凤凰网文化：我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种说法。

　　于秀：这是我自己说的。我第一部口述实录作品是1998年，我写的《遭遇下岗》，1998年4月份的写的，当时那是国内第一部利用口述实录文体出版的书籍。我为什么喜欢口述实录这个文体，是因为本身我这个人的文笔非常朴实，包括我写小说，我的文笔没有那么绚丽的色彩，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在叙述生活的时候，我不加很多很多的修饰语言，我是很口语化的，这是我的风格，我觉得像我们聊天。我一直在想，书籍为什么会走进人的生命，为什么会让人愿意选择读书，你可以看电视看电影，包括现在可以上网，为什么你还愿意选择读书，如果这个书的距离跟你拉得太远，你看这个书的时候，你感觉不到跟书中的人物心贴心面对面的感觉，可能你就对书的感情不会这么深，读书需要心情，需要情绪，你怎样让你的书能够让读者感觉，感觉好像在跟作者、主人公交流。我的口述实录有这个特点，我不是在叙述事，而是我在跟人交流，让人来说事，我想利用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书就会有一种亲切感。第二打破的是角色感，我是读者，你是主人公，好像我们俩就是好朋友，我不是今天才见，我们早就认识，你说你的经历，我谈我的感受，这样一种直接的沟通，这可以节省很多读者去研究钻研这个事的一个时间，所以我特别喜欢口述实录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就是我写这本书，采取这种口述实录文体的一个初衷，而且我想这个文体特别适合呈现一种再现的东西，已经过去的东西用这种口述实录的方式展现出来，特别的有魅力，特别让人喜欢去品味。

　　凤凰网文化：我看您文字当中，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大段的以“我”这个第一人称的叙述的中间，穿插着您作为一个作者，作为一个访谈者介入的一些表达。我们通常看一本书，可能开篇之前的题记和最后的后记，都是非常常见的，可是我们很少见到在叙述当中不断的插进去。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这么处理，是真的写到这个时候没办法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了，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表达上或者说技巧上的考虑？

　　于秀：这有两个考虑，第一个从技巧上考虑，因为我前面写过两本口述实录的东西，也反响不错，但是我自己阅读的时候，我就产生一种感觉，有时候故事的篇幅太长，容易让人产生阅读的疲劳感，而且我前面两本都是这样，我以一个故事阐述明白，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会在最后有一段感想，作者感想或者怎么怎么样，有一段这样的评价，对这个故事的评价，对主人公的一种评价。后来我就发现，如果中间把它打断一点，因为口述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停顿，在他停顿的过程，你掺入一点作者的东西在里边，其实我觉得叫此时、此情、此景，此时--作者的感想，因为你听主人公谈了这么多，你肯定会有一点点的感想，此情--你在这个时候，你听了他的经历，他的遭遇，你的情感的一种跟他的共鸣，你也产生的一种情感的碰撞，在这个时候表达一下，可能更有利于读者的阅读，对读者的情感有一种引导。再一个此景--我在里面写了很多景，比方说我采访一个老兵的时候，当他停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海边的安静，这种平静衬托了我们屋里边所说的战争的残酷，那种硝烟味是我们今天这种安宁的生活形成反差对比的一种画面，也就是说，我们坐在今天的屋子里回忆过去，被过去说深深的打动，是因为前边战争的一种残酷。反过来读者会想，如果再有战争，我们就失去了这种安宁，战争和安宁哪一个更珍贵一些呢？我们应该会为哪一个付出更多一些呢？所以读者会有他的评价，会有他的结论，这是一种启发式的东西。

　　凤凰网文化：作为一种采访式的、调查式的写作内容，您这本书基本上可以算是纯文字的，里边没有任何一幅照片插图，我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您采访过程当中没有留下影像，还是说您选择在出版成书的时候，故意不加入这些影像，单纯靠文字来呈现？

　　于秀：这个问题是这样，因为我这个书原来是有照片的，有我跟老兵的合影，也有老兵自己单独的照的相，因为我做新闻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会留下影像资料。

　　凤凰网文化：对，这是很正常的。

　　于秀：但是后来，这个责任编辑是出于他的考虑。

　　凤凰网文化：那如果从您本意的角度上，您是不是更愿意放一些老兵照片？

　　于秀：对，我当时都买了版权，但是这个书出版的时候，责任编辑没有放，我想他有他的想法。

　　凤凰网文化：您作为一个专业的、职业的写作人，之前也写过小说，同时也一直在从事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这么一种写作，那您是更喜欢操作那些虚构性的文字，还是说更喜欢、擅长于这些纪实性的文字？

　　于秀：是这样，因为我本来就是非常喜欢文学，喜欢创作，我也写过三本长篇小说，而且都反响不错。我后来为什么改写报告文学呢，我就觉得小说它是虚构的，它有时候缺少真实的力量，我比较喜欢真实的东西，还是跟责任感有关吧。我觉得虚构的小说，它不太能够带给人更多的人生帮助，作家这个职业，本身他具备一个，就是对你的生活，甚至对大众生活进行干预的这样一个力量，因为作家有时候他有一些思考，就像我跟很多朋友聊天，他们有的是剪头发，有的是设计服装的，他们就问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专业的人生思考者，我说我经常发呆想问题，这是我的职业，我的职业就是思考人生。还有的时候，我很多朋友问我，这些道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会觉想得很明白很透彻，我说是因为我就是职业思考者，所以你们没有时间考虑人生的时候我在考虑人生。我觉得作家就是人生职业的思考者。所以说，我觉得报告文学给人的这种启发，会比虚构的东西更来的真实，更来的有力量，更能给别人一些更加具体的帮助。

　　老兵题材还会做下去可能会被搬上大银幕

　　凤凰网文化：您的这15个故事的老兵大都是来自山东，我不知道您下一步还有没有打算把这个范围更扩大一点？去探寻更多的，其他地方的老兵，还有没有打算继续把老兵这个故事写下去？

　　于秀：我有这方面的打算，我是想要再探访更多的老兵，呈现他们的故事，但是现在有两个难度，一个是战争已经结束60几年了，很多老兵，即便他们活着也是80、90岁的高龄了，所以说寻找他们很难。还有一个难度呢，就是现在整个时代的发展，大家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人并不是特别多，除非想要有研究的人可能会去寻找这样的题材来看。但是我是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肯定不会放弃这个能够再度挖掘他们经历的可能性，而且一直有电影导演对这个非常非常感兴趣，就这本书，非常感兴趣，他们想要把它搬上大荧幕。所以我想这个老兵的故事，虽然我记录了这么多，但是还有更多更好的更精彩的，更让人难以忘怀的可能还没有被发掘出来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去做。

　　凤凰网文化：您刚才提到了改编成电影，不知道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方便透露吗？

　　于秀：剧本已经做了几次。

　　凤凰网文化：是您自己来亲自编剧吗？

　　于秀：不是。导演一直在找人，这个导演对这个题材特别执着，他一直在找编剧搞这个剧本。但是他前面找了两个国内的编剧，做出来的不满意，后来找了台湾的一个编剧，也是一个导演，这个剧本已经拿了三稿了，我也看过了，不太满意。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台湾人的视角跟大陆人的视角不一样，他看待这段历史，他经历这段历史的感受也不一样，像这个编剧，他也是老兵后代，他爸爸也是台湾老兵，但他是将领，黄埔军校的，他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家国情怀，因为他是出生在台湾的。老兵这个题材如果不谈家国情怀，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教育意义和它的实际价值，因为本身它的内涵其实我们谈的就是对家园的爱、对国家的爱、对根的追寻。如果缺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基本上就没什么价值。

　　凤凰网文化：那您会考虑自己操刀剧本吗？

　　于秀：第一，我没弄过电影剧本，第二，我非常忙，我写作的任务非常重，所以我真的没有时间来弄这个东西。但是我想我有可能的话我也会弄，这个导演找我几次说建议我自己来改，因为他非常认真，我就有点担心，我不想让人家失望，我怕我弄不好，让他失望。第二，我的确是没有时间来专心的弄这个东西。

　　凤凰网文化：电影呈现的叙事方式肯定跟书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您期待的，最后如果能出来电影，您是更希望它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故事，还是说一个群像。

　　于秀：我想可能不会是一个人的经历，因为毕竟老兵是一个群体，他肯定会从中拿几个人，我想3、5个人的经历，或者以1、2个人的经历为主线，然后用其他的经历作为烘

　　托来呈现。其实我感觉就是，他会是一个群像的展示，但是是一个由主要人物生活的线索来展开的，我想应该是这种感觉。

　　凤凰网文化：那就让我们期待在您这本书过后看到这么一部电影，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