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文学与剧场的关系

　　文学与剧场的关系微妙复杂，以致曾被英国戏剧理论家尼柯尔认为是戏剧评论家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国内学界对此的看法往往限于泛泛而谈的感性认识，富于学理的专门研究似乎并不多见。陈军的学术专著《戏剧文学与剧院剧场——以“郭、老、曹”与北京人艺为例》以郭沫若、老舍、曹禺和北京人艺相互建构的关系为例，探讨戏剧文学与剧院剧场的关系，将微观透视与宏观把握相结合，避免了探讨理论问题容易导致的空疏之弊。

　　“郭、老、曹”与北京人艺的亲密合作，共同成就了话剧艺术的一度辉煌，也成就了新中国文艺史的一段佳话，但他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建构的，过来人具体可感，但缺少理论提升；旁观者知之不详，常欲一探究竟。《戏剧文学与剧院剧场》的适时出现，使文学与剧场相互建构的生动过程尽现笔端，具体可感、清晰可辨。

　　作者深入搜集历史资料，调阅了大量的导演手记、表演札记、舞台经验总结，重读了郭、老、曹的剧本和评论，在这样的基础上，作者指出文学与剧场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任何把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是缺乏整体眼光和辩证思维的。他认为，文学与剧场客观上存在内在的张力，成就伟大戏剧的途径在于二者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谋求文学与剧场双赢格局的形成，对戏剧创作与剧院发展都至关重要。

　　从考察文学与剧场辩证关系的理论视角出发，陈军对3位剧作家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推进。这一研究视角无疑也为“郭、老、曹”的戏剧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带来了一些新的发现。作者认为，北京人艺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在文学与剧场的互动方面取得了双赢的成功经验；而后期的舞台实践恰恰出现了某种偏向和误区。应该说，这样的判断是需要足够的学术勇气的。

　　笔者以为，陈军最具原创性的是“老舍与北京人艺”。正如曹禺所说，北京人艺的一半生命是老舍浇灌的。研究老舍与北京人艺的互动关系，无疑是一块“硬骨头”。啃下这块“硬骨头”，该课题就成功了一半。作者从跨文体写作的角度入手，通过深入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文体差异，探讨了老舍小说中的戏剧性和老舍的戏剧创作历程，最终提出老舍戏剧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小说体戏剧”。陈军以《龙须沟》《茶馆》为例概括了其文体特征：以人带事，突出人物；多人多事；没有贯穿始终的冲突；面式和线式相结合。“小说体戏剧”这一概念的提出，对老舍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在对老舍戏剧独特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再来谈老舍戏剧对人艺风格的塑造，就不是无本之木了。作者发现，老舍戏剧重视典型环境的展示，讲究演员表演的生活化和性格化，注重生活细节的表现，对于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民族化、京味特色、强烈的舞台整体感和鲜明深刻的舞台人物形象”等风格的形成有直接作用。反过来，北京人艺也对老舍戏剧独特性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在排演过程中，北京人艺通过对作家剧本的选择与诱导，通过与作家分享演出与写作的经验，通过在排戏过程中不断给作者提出修改意见，不断丰富、补充、完善老舍的剧本，从而使老舍戏剧从文本到演出都日臻完美，使作家风格和剧院风格同步完成。作者认为，“对人艺风格影响之独特与深远，似乎应推老舍，他使人艺有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只有人艺能演好老舍的戏，这成了人艺的‘绝活’与‘看家本领’。”这当然不是虚言。

　　从研究方法上看，作者突破了一般学者对舞台不熟的局限，有意识地选择文学与剧场结合的视角，向自身的不足挑战，这种学术勇气是十分可嘉的。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作者试图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建构起来的著名剧作家与著名院团之间良性互动的案例来得出一个关于文学与剧场问题普遍规律的结论，似乎还是不够的。用一个短暂时期的成功经验来支撑一个宏大的理论命题，难以摆脱“以个别代替一般”的指责。毕竟，文学与剧场的关系是复杂的。

　　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工程，一度创作以作者为中心、二度创作以导演为中心，三度创作以表演为中心，固然是不错，但在整个过程中真正起主导作用和灵魂作用的，往往是精神气场最强势的一方。三强并存的理想状况几乎是没有的。即便是“郭、老、曹”与北京人艺相互建构的蜜月时期，也只能说是中国剧院正规化建设的黄金时期，并非是中国戏剧的黄金时期。而且，文学与剧场的良性互动也并非是伟大戏剧产生的充分条件，而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伟大戏剧的产生，还是要仰赖思想自由与创作自由的文化环境，文学与剧场的良性互动只是这样的文化环境的必然结果之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