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惠媛邻邦文化交流应尊重对方的自尊心

　　任教于香港的韩国比较文化专家金惠媛女士是一位女性诗人，也是法国文学专家。

　　作为韩国学者在国外出版的唯一的中韩文化比较作品，《中韩文化谈》一书中她在十多年香港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对中韩文化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和比较论述。“我在最为国际化的城市香港生活后，感到国际化就应该是对别国的文化更为开放，这种开放、接受及包容的能力，最终会成为使自身文化更为丰富的力量。”

　　不同于其他韩国学者，先后研究法文学、中国文化(香港文学)与韩语文学的金惠媛能够以“他者”的状态观察中韩文化。

　　她出身于书香世家，已故的父亲是韩国法文学的泰斗金鹏九，在首尔大学设立了法文学系，她的母亲在首尔大学学习英文学专业时，首尔大学只有2名女性。

　　近日，金惠媛在香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邮件采访。

　　交流

　　“即使是非常接近的邻邦，也应该理解对方的姿态”

　　华商报：2001年，你到香港城市大学就任时，校报介绍你来自于“隐士之国”，而随着“韩流”的风行，选修韩国文化的同学越来越多，你怎么看中韩之间的文化交流发展？

　　金惠媛：邻邦之间由于诸多利害关系的错综纠结，难免经常会有或大或小的纠纷。例如，韩国与日本围绕着领土(独岛)问题和过去历史问题存在着长时间的外交摩擦。这种外因一直不断地妨碍着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此相反，由于现在韩国与中国国境不接壤，两国的产业与其说相互竞争，更表现为以互补的形态发展。

　　在我的书中，曾经谈过韩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江陵市端午祭申请注册为世界文化遗产。这种“最初争论”虽然与经济的利害得失有着一定的关系，但从大局考虑，与领土纠纷相比，并不显得那么严重。因此我认为，只要尊重对方的自尊心，这些问题不难解决。也就是说，即使是非常接近的邻邦，也应该理解对方的姿态，注意避免彼此相互刺激。

　　华商报：一位来自台湾的教授同事问你，在韩国历史课上是否讲“孔子是韩国人”，令你非常吃惊，并提出“韩国人确实没有认真思考过，从中国学到过什么”。那么这种隔阂，该怎么化解呢？

　　金惠媛：文化交流的目的，是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因此，如果像现在这样继续活跃地开展两国之间的人际交流，相应地会有助于促进相互深层了解。

　　判断

　　“爱面子就是看重别人的眼色，因此不是个人主义”

　　华商报：你书中说，小时候接受过教育，“韩国人像一盘散沙，比起日本人缺乏协作精神，应该学习日本人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精神和团结心。”同时也劝告中国人不要羡慕韩国人过于强烈的集体意识，为什么呢？

　　金惠媛：为了共渡艰巨危机，有时需要全体成员团结一致。但我认为，无论如何团体或国家不应该强迫个人做出过分的牺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许多韩国人为了国家和民族不得不做出个人的牺牲，由此使韩国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但是，韩国至今还保留着过激的团体意识。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或国家的愿望固然可贵，但如果过分忽视个人的多元性，也不是件好事。

　　华商报：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足球的问题上，很多人观点是，“中国人倾向于个人主义，在个人竞技中比较强，但在团体竞赛中比较弱。”你认为重视面子的中国人很难形成个人主义，为何如此说呢？金惠媛：从传统上来看，足球强国是欧洲或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不能说这些国家比中国人或韩国人的团体意识更强。所谓个人主义，是做事不拘于别人的眼色。也就是说，并不因为许多人都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而硬着头皮去跟着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爱面子就是看重别人的眼色，因此不是个人主义。以生活在大城市上海的某一中国人为例，假设他是一个毫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家庭的吝啬之人，可是当他节假日回到故里时，会很好地招待那里的亲朋好友或村里的人，说明中国人很在意自己熟人的面子。但在大城市由于社会庞大，难以发挥团体意识或共同体意识。这不能说明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很强，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确实庞大。在个人主义比较发达的西欧，不在乎生人的眼色，连那些自己熟人的面子也不顾。正如此书中我谈过的那样，人们常常混淆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不看别人的眼色，只按主观意愿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属于个人主义，而不是利己主义。与此相比，损人利己或不关心别人的苦衷是利己主义，这与个人主义有所不同。

　　儒学

　　“我认为于丹教授的论语讲义受到好的评价，是理所当然的”

　　华商报：在你的新书中提到，1995年，曾有人对韩国、日本、中国的学者做过问卷调查，儒学的东方文明能否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思想？韩国学者表示能的达90%。亚洲金融危机后，1999年，出版的《孔子消失国家才能复兴》一书提出想要解决韩国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痼疾，必须从儒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该书当年销量最高，儒教被扣上了危机主犯的罪名。2001年，韩国人热衷于金容沃的《TV论语》讲座，韩国经济复苏比预想更快，韩国人重新与儒学和解。现在，儒学在韩国的境况如何？

　　金惠媛：正如书中解释过的那样，过去韩国人盲信儒学，而现在对儒学却坚持中立的立场。意思是儒学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需按现代社会的情况，有必要重新加以说明。

　　华商报：说论语的于丹在中国是一位争议人物，但你对她的看法更倾向于积极？

　　金惠媛：由于我不是精通儒学的学者，难以评价于丹教授对论语解释的好坏。儒学确实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为此，应该有更多的人讨论研究儒学，力图从中找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因此，我认为于丹教授的论语讲义受到好的评价，是理所当然的。

　　成功

　　“在中国除了学阀以外，尚有许多其他方法能获得成功的机会”

　　华商报：韩国高中复读比例达25%，你提出韩国变成了严重的学阀至上主义社会(学阀，指的是在特定的职业或组织中，由某个学校毕业的人们所形成的排他势力)，“毕业于哪所大学已成为就业和婚恋时评价对方的标准，相对于个人能力，毕业于哪所大学更能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其实这个在中国国内也是热点话题？

　　金惠媛：今后中国随着个人所得增加以及大学升学率的提高，会发生比现在更严重的学阀至上主义社会现象。目前，中国也是一个很重视学阀的社会。但与韩国相比，我认为在中国除了学阀以外，尚有许多其他方法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的机会。今后如果中国的活力有所减少或停顿，人们会更加偏向于选择“稳定的”职场，那时会比现在更重视学阀。战争时期将帅吃香，建设时期建筑师受宠。当社会逐渐稳定、竞争开始激烈时，人们就会喜欢选择医生、律师、大企业职员等比较稳定的职业。可是，如果这些职业以学阀为主选拔人才时，就会成为学阀至上的社会。认为评价年轻人才能力的方法，除了学习成绩之外别无他法的观点，已经成为现实问题。

　　华商报：你说韩国已成整容国，21世纪的灰姑娘需要通过整容来实现。如今中国的“锥子脸”也越来越多，外貌主义能代替内在美吗？这是物欲对文化的变异吗？

　　金惠媛：现在大部分人都相信外表容貌对社会上的成功有很大帮助，加上赶时髦的风潮占上风，“锥子脸”会继续增多。随着社会上的竞争加剧、缺乏多元性，外表容貌将会代替内在之美。如果认为外表容貌有助于社会上的成功，以挣多少钱来判定社会上的成功，可以说外貌主义是物质主义的一种形态。

　　华商报：你说韩国的经济实力排名世界13位，国家品牌进入不了前30位，针对国家品牌被低估的情况，韩国数年前设立了“国家品牌委员会”，而中国近些年也在推广国家品牌。在您看来，韩国在这方面的推广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和可以汲取的教训呢？

　　金惠媛：韩国的国家品牌委员会目前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外宣传。譬如就像生产产品的厂家在强化市场营销。做好宣传促进营销虽然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应该是生产出好的产品。若想建设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还需一定的时间，而国家品牌会随之相应地得到提高。

　　本报记者谢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