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载经典渐行渐远了吗

　　今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第一部《童年》发表100周年

　　百载经典渐行渐远了吗

高尔基(1868-1936)

　　一句“热爱书吧，它将以爱世界、爱人类的感情振作你的头脑和心灵！”的名言至今广为传诵，一部忧伤而五彩缤纷的《童年》至今拥有范围广大的读者群。他的作品曾经影响了几代国人。然而，为什么一提起高尔基，人们立即就想到他的《母亲》、《海燕》等少数几部作品？对于他的评价，为什么历来众说纷纭？俄罗斯文学离我们渐行渐远了吗？

　　3月28日，正值俄罗斯著名作家高尔基诞生145年，而今年又恰逢其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童年》发表100周年。本报记者采访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比较文学研究专家汪介之，请他就上述读者关心的问题一一发表了看法。

　　“最痛苦的”作家

　　记者：您研究高尔基多年，我有一个感觉：《童年》的艺术影响力似乎超过了高尔基的其他作品，这是为什么？难道就因为其中充满了屈辱辛酸和无尽的忧伤？

　　汪介之：这个问题道出了无数读者的真实感觉，一般教科书的评价是 ，似乎高尔基的成就就在于他写了“呼唤革命”的《海燕》、“歌颂革命”的《母亲》。这种评价不幸影响了几代读者。

　　高尔基从童年时代起就饱经苦难，24岁时(1892年)发表第一篇作品，署名马克西姆·高尔基(意为“最大的痛苦”)，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他在早期创作中是以社会底层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表达了弱势群体“最大的痛苦”，显示出社会批判的鲜明意向。《母亲》、《海燕》都写于这个时期。这一创作指向，把他的文学活动和旨在推翻沙皇专制的革命力量联系在一起。但是《童年》的创作背景就不同了，它写于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1907)失败后的暗淡年月。革命时期出现的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促使高尔基把目光投向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他试图揭示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发现民族历史发展滞缓的原因，探测未来历史的动向。在这一主导意向的统辖下，他连续推出了自传体三部曲，其内容令人联想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系列作品。这些作品的思想指向和正在为进行另一场新的革命做舆论和组织准备的革命党人的意向明显不一致。这也就是过去苏联和我国的教科书突出《母亲》和《海燕》、淡化《童年》的原因所在。《母亲》的意义在于它是一本“及时的书”，而当这种“时(代)”过去以后，其意义也就很有限了；《童年》并不“及时”，却由于它的丰富文化意蕴而获得了更为广远的价值。

　　作为一个艺术整体，《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三部曲不仅提供了作家本人早年生活的形象化录影，而且绘制出19世纪70-80年代俄罗斯外省生活的广阔画面，描写了各阶层人物的众生相，从而成为关于俄罗斯民族风情、民族文化心理的一幅艺术长卷。

　　从1928年《童年》首次被译介到我国起，岁月悠悠，风云变幻，沧海桑田，三部曲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至今仍是印行量最大的高尔基作品。

　　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记者：《童年》确实是一部令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那么，应当如何看待高尔基在苏联时期的表现呢？

　　汪介之：高尔基在苏联时期度过了生命的最后20年，即从1917年革命到1936年去世这个阶段。十月革命前后，高尔基曾连续发表一组总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系列文章，严厉批评十月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触目惊心的现象，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在革命和内战的严酷年代，他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影响，为保护“理智的力量”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工作。后来在高尔基协助下出国的作家扎米亚京写道：“在俄罗斯，特别是在彼得堡，许多人都怀着感激之情回忆作为一个人的高尔基。不止十个人的生命和自由多亏有了他。”

　　1921年秋，当高尔基发现自己在国内已难能有所作为、甚至可能会被驱逐出境时，他才不得不离开情之所钟的故土，远赴意大利。1928年，高尔基60岁生日来临之际世界各国作家在给他的贺电、贺信中所表达的对当时苏联国内出现的种种现象的困惑和抗议，苏联领导人出于政治考虑而采取的动员措施等等，使高尔基终于决定回国一看。

　　1928年5月，高尔基在阔别俄罗斯7年之后首次回到苏联。评论界有不少人认为这是高尔基向苏联政权“投降”的开始，断言“从那以后，他没有捍卫过人民，没有捍卫过文化、真理、正义、法律”，甚至和斯大林结成了“主仆关系”。这是地地道道的误识和曲解！事实上，从1928年到1933年，除了1930年未回国外，高尔基一直是每年5月到苏联，10月返意大利。来去之间，他总是为耳闻目睹的诸多反常现象而忧心。他曾试图调和苏联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矛盾，阻止个人崇拜的泛滥和极左路线的推行，反对把阶级斗争观念引入文学领域，并继续为保护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与极左思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始终不理睬来自上层的一次次催逼，断然拒绝写《斯大林传》。仅此一点，就使“主仆关系”、“效忠于斯大林”等说法不攻自破。

　　高尔基的立场和态度开始使某些人恼怒。1935年初，《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批判高尔基的凶恶文章，使得盛怒之下的高尔基要求办理重去意大利的护照，但是遭到拒绝。高尔基又接二连三地向斯大林提出抗议，可是这一切仍属徒劳。高尔基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留给了他无数的困惑、失望和遗憾，直到他在痛苦中辞世而去。

　　永远的高尔基

　　记者：高尔基的作品早在20世纪初期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曾在中国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自从卡夫卡等人大行其道之后，高尔基乃至整个苏联文学似乎已被国人抛到一边去了。应当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汪介之：新时期的中国作家们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注意吸收各国作家的艺术经验，建构中国文学的崭新格局。一些人虽然看到了俄罗斯民族在20世纪所提供的、远不是他们原先所了解的苏联文学，却不再具有接受那些“回归”作品的动力了。在部分读者看来，曾被历史烟尘遮蔽、如今重新发掘出来的俄罗斯文学只是一种美好的、却很遥远的东西；另一些读者则仍然把20世纪俄罗斯文学等同于“苏联文学”，并认定它是一种没有艺术性的、政治化的文学，因而采取基本上拒绝的态度。

　　我们对高尔基的接受和上述进程几乎同步。在极左文学思潮的制约下，以往的大量评论相当成功地为中国读者描画出了这样一幅作家肖像：高尔基严格遵循“文学为革命服务”的原则，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母亲》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高大的革命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为无产阶级文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是一个显然被偶像化了的高尔基形象。遗憾的是，这一被歪曲的形象却已牢牢定格于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至今仍反映在从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注释到大学外国文学教科书的诸多出版物中，并以此而先入为主地制约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对高尔基的认识，在他的作品和读者之间竖起了一个巨大的屏障。

　　不过，仍然有另一种声音存在。我国当代作家张炜就曾谈到：很多人对高尔基的前后变化悬殊的态度，会使我们“误解了文学本身”。他认为高尔基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跨越两个时代的大师，做这样的大师“不仅需要才华，而且更需要人格力量”。

　　数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曾就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问题，在我国读者中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调查，对象包括翻译家、学者、作家、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等。调查结果显示：高尔基和托尔斯泰、鲁迅等大作家一起，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错失的20位大师”之一；这 20位具有巨大文学贡献的作家未能获奖，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永久的遗憾”。此项调查有力地说明：高尔基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

　　相关链接

　　对高尔基的有关评价

　　西方评论界也给三部曲以几乎一致的好评。如法国《拉罗斯大百科全书》认为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是“俄罗斯文学的杰作之一”；瑞典和英国学者合编的《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则称三部曲是高尔基“最伟大的文学贡献”；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则把高尔基的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和自传三部曲列为经典书目。显然，包括《童年》在内的三部曲不仅是高尔基创作的一个高峰，也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永远的经典。

　　1933年，俄罗斯作家布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俄罗斯流亡诗人茨维塔耶娃曾写道：“高尔基远远高于布宁，比他更伟大，更人道，更具有独创性，更加不可缺少。高尔基是一个时代，而布宁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另一位俄罗斯流亡批评家斯洛尼姆则早在1924年就写道：“该停止经常不断地对高尔基进行庸俗的嘲笑了，也该明白了：艺术家高尔基并不属于某个党派，而属于整个有思想的、文明的俄罗斯。这个俄罗斯不会抛弃高尔基，不可能认为他对自己来说是无关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