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平:写作让我陈述对世界的看法

▲　李永平近照

《吉陵春秋》李永平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

　　日前，继2012年的《大河尽头》之后，华语名家李永平的代表作《吉陵春秋》简体版又在大陆面市。对李永平这个名字可能我们还不熟悉，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以小说《吉陵春秋》一鸣惊人，博得王德威、龙应台、齐邦媛等人的赞誉。李永平出生于马来西亚，自己定位是马华作家。但是他20岁就到台湾读大学，其所有作品最初是在台湾发表。作为用汉语写作的马华作家，他的作品又有英美文学专业的造诣，主题多涉后殖民写作的离散与乡愁、迷惘和寻找等。

　　这是个罪与罚的古老故事

　　齐鲁晚报：《吉陵春秋》这部小说在您的写作中占有什么位置？

　　李永平：我常用佛家的人生三境界来比拟作家一生的创作经历：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吉陵春秋》应是第一阶段的作品。《大河尽头》属于第三境界，中间夹着一本被台湾读者称为“天书”的《海东青》。《吉陵春秋》和《大河尽头》间隔二十年，分别呈现我在人生两个阶段——青年和暮年对人生的感受。我希望读者在《吉陵春秋》中看到的是：一个在南洋出生长大的华裔青年，打心里对汉语言文字的仰慕。

　　齐鲁晚报：这是一部您早期创作的小说，现在回头看它，您对这部小说的写作方式和立意满意吗？

　　李永平：《吉陵春秋》是我二十多岁时写的一本书。那时我还不太懂文学理论，也不太讲求小说技巧，是“我手写我心”。我的意念很单纯：写一个童年记忆中的迎神之夜，在众目睽睽之下，小镇上发生了强奸事件，这桩罪恶如同涟漪一般引起了种种影响和后果。这是个罪与罚的古老故事，探讨东方式的因果报应过程。

　　“吉陵”是一个虚构的小镇，没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因此，它是具体而微小的世界，可以是读者心目中任何一座城镇。同时，“吉陵”也是个文学象征，代表人心中某个阴暗的角落。偶尔，在一桩血案发生后，它才会暴露在天光下，让人们一睹它的真面貌。

　　齐鲁晚报：小说语言很美，但故事中充满罪恶和冷酷，是有意为之吗？

　　李永平：很多读者欣赏《吉陵春秋》的文字和形式之美，却受不了故事的残酷和丑恶。我喜欢法国人的“文学观”：文学之美不在题材，而在表现题材的方式。用优美的语言文字，描写丑恶的人生和社会可以让作品更有张力和爆发力，可以让读者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可以更加美丽、更有秩序。

　　我在英国殖民地生长，却从小仰慕中华语文，长大后，决定从事写作，竟然舍弃我比较熟悉的英文，选择我学得很辛苦的中文。只因为在我看来，方块字比拼音文字更美丽、更好看，更适合描写和呈现这个世界，包括它的丑陋面。

　　齐鲁晚报：《吉陵春秋》是一部比较异样的小说，故事的人物没有结局，小说大面积留白。

　　李永平：这确实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小说，如同人生一样，一圈又一圈无休止地循环，所以，书中一再出现“水车”的意象。这部小说独特的、环形的结构是刻意设计的，用来反映和呈现我受佛教影响的世界观。

　　但是，内心中我却怀疑，这个世界真的有因果报应吗？“好人”一定有好报吗？“坏人”一定会遭受雷轰吗？其实书中的坏蛋泼皮十一、小乐和萧达三下场可好得很呢！但我不能也不敢明白地写出来，怕读者受不了，要骂我。所以我就刻意留下空白，让敏锐的、成熟的读者自己去想象和玩味。“留白”不正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大特色吗？

　　写作让我审视内心深处的阴暗角落

　　齐鲁晚报：“回忆和书写是洗涤心灵的不二法门。”这是您说过的话。您写作《吉陵春秋》和《大河尽头》时也有洗涤心灵的感觉吗？

　　李永平：“回忆和书写是洗涤心灵的不二法门。”话是这么说，但内心中，我怀疑文学具有了不起的功能。不瞒你说，写完《吉陵春秋》和《大河尽头》后，我的心倒是更“冷”了，对人生更加悲观。不过，我必须承认，写作对我来说有一种宣泄的作用，至少可以让我痛痛快快、毫无保留地陈述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同时，写作还提供一个反思的机会，让我好好地面对自我，审视内心深处那些阴暗角落。创作的意义，在我看来也许就是这样。

　　齐鲁晚报：您喜欢中国古代文学，对您影响最大的古代文学作品是什么？

　　李永平：我喜欢的中国作家太多了！一定举出一位，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司马迁。我一直把中国的第一部通史《史记》看成中国的“圣经”、神州的“创世纪”，而这本书又是一部文字优美、意境高超的文学作品。说它是“圣经”，因为它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和先民的生活史，重要性一如《旧约》之于犹太人。读高中时，我还把《史记》当做床头书，每晚睡前，总要捧在手里读一两段呢。

　　齐鲁晚报：您觉得小说家的任务是什么？

　　李永平：小说家的任务形形色色，有人想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有人自命为时代的发言人，等等。这些使命都很崇高。但我只愿意当一个牛虻。这是一种专门叮蜇牛马的昆虫，牲畜们都讨厌它。在英文中，这个词用来比喻一种人：事事看不顺眼、成天唠唠叨叨、批评这批评那、惹人嫌的讨厌鬼。真正的小说家，不正是这样的人吗？牛虻李永平，好样的！

　　旧俄文学让我听到了民族灵魂的呐喊

　　齐鲁晚报：近年来掀起了港台文学、马华文学“归乡热”，除了您，还有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骆以军、董启章、黎紫书等作家的作品出版简体版。您怎么看这一次文学热潮？

　　李永平：上世纪80年代，台湾文学走向大陆，基本上是两岸刚开放来往时所引发的一股热潮，所以那时被引进大陆的台湾作家，都具有高知名度，比如琼瑶、席慕蓉、白先勇。而现在出版社引进港台文学、马华文学时，首要考虑的是艺术品质，希望这种现象能够持续下去。

　　齐鲁晚报：马华文学常见的主题是乡愁，您的作品也在表现这个主题。当下的新一代马华作家的作品是不是还充满乡愁？

　　李永平：离散与乡愁、迷惘和寻找，确实是马华文学常见主题，只是我的表现特别深而已。马华文学年青一代作家如黎紫书、黄锦树等，已完全认同“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他们的作品中离散与乡愁色彩渐淡。他们的理想和追求，跟其他族裔的马来西亚作家并无不同。这是一件好事，我祝福他们。

　　齐鲁晚报：您的每一部小说读起来都不太一样，都有写作方式的改变，《吉陵春秋》语言很有中国旧小说的特色，但文本形式是西方的。有影响您的作家吗？

　　李永平：由于出身英国殖民地，从小接受双语教育，我的小说语言成分很复杂，很难说受哪位作家的影响多一些。写《吉陵春秋》时，也没特别喜爱谁的作品。那段时间阅读的中、英文书，对这本小说语言的塑造，或多或少都发挥过作用吧。在小说语言风格上，我从不刻意效法某一位作家，因为我一生讨厌模仿。

　　齐鲁晚报：除了写作，您也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您自己喜欢的作家有哪些？

　　李永平：我从小接触西方童话，少年时代开始阅读西方小说，后来就读台大外文系，主修的是英美文学。但是，身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欣赏的并不是英美作家(当然马克·吐温除外，因为他写了一本我最爱的书《顽童流浪记》)，而是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旧俄文豪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尔基的作品，以及苏联时期的一些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我听到了一个民族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那是一种震撼大地的哀痛。这种深层的东西，我在英美小说中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