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抬得太高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王晓渔专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龙应台的这把野火，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烧到了今天，已成燎原之势。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甚至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能见到野火的影响。二十多年来，野火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符号。”这是龙应台代表作《野火集》再版时的内容简介。

　　一提起龙应台，人们仍会想起上世纪80年代她那篇掷地有声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除了写杂文，这些年来，龙应台的散文集亦受到众多读者欢迎。2010年11月15日，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龙应台以26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6名。且不说网上随处可见的龙应台语录，甚至，有人开始讨论，为什么她不能拿诺贝尔文学奖。

　　龙应台的作品为何经久不衰？她的作品好在哪里？或者存在一个被神话了的龙应台？

　　●《野火集》有态度但欠分析

　　羊城晚报：今天我们谈到龙应台，绕不开她早期写的那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有人认为它是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的一个情绪缩影。

　　王晓渔：对，当时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觉得很过瘾，它说出了我想说的话。说它表达台湾80年代的情绪，这个没问题，但这篇文章在台湾转型中到底有多大作用，不宜高估。在台湾转型最为重要的一二十年，龙应台只在台湾生活了大概三年时间。和很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台湾朋友聊天，他们会觉得有点奇怪，你们怎么会把龙应台和《野火集》的作用抬到那么高的位置？这本书在当时的台湾很畅销，但转型的主要动力是社会运动，对于这一维度，内地至今很陌生。

　　今天我重读这篇文章，仍然觉得亲切，文章里说到的现象，于今天的大陆而言，非常熟悉。比如文章开头引用包德甫的《苦海余生》，提到他在台湾的一段经验，车子把小孩撞伤了，过路的人很多但没人停下来救助，这就和我们之前的小悦悦事件非常类似。文章还讲到毒食品、开车不按基本交规、往淡水河排垃圾……当时台湾也有歌曲讲到这些，比如杨祖珺的歌《超级倒霉小市民》就唱这些现象。

　　羊城晚报：《野火集》给您的阅读感受是什么？

　　王晓渔：90年代不仅读龙应台的文章，也读了很多其他作者的杂文，类似的批评读得多，虽然感同身受，但也发现虽是作者不同，但文章过于相似，就是表达一种态度。当然，表达态度也很重要，但读得多了就不太愿意再读。当时报纸杂志上杂文挺流行的，但都是表达态度、观点、立场，基本是表达“对不对”，深入分析“为什么”的文章不太多。只有态度、观点和立场显然是不够的。

　　●“心灵鸡汤”风格类似《读者》

　　羊城晚报：1986年龙应台离开台湾去瑞士，其后她写了很多散文。像《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都很受读者欢迎。

　　王晓渔：一开始见到她的文章还是会读一读，但后来有点读不下去了。尤其是母子间的通信，我个人不喜欢读这种，而且也确实没有读到太多新的东西，都是一些人生哲理，像心灵鸡汤一样。

　　羊城晚报：2010年，龙应台以260万元的版税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16名，为什么这些书如此畅销？是因为心灵鸡汤才流行吗？

　　王晓渔：龙应台的散文和《读者》风格很相似，通常是一件或几件小事加上人生哲理。当然，也与她的影响力有关。如果一个人只写心灵鸡汤，大家可能会觉得此人比较低端，但一个人之前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大家就会觉得，原来她除了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也有柔情百转的一面啊，那会更加对她写的东西感兴趣。

　　羊城晚报：有些散文还是不错的，比如《目送》那篇散文我自己挺喜欢。

　　王晓渔：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她的文章是适合中学生、大学低年级学生以及非人文专业读者的理想读物。龙应台的基本价值观没有太大问题，其他心灵鸡汤的作者可能会把鸡汤变成成功学、厚黑学，这点龙应台没有。跟其他公众读物比起来，她的东西算是比较理想的读物，但现在把她的位置抬得太高了，变成华人世界的大师，这就夸张了。我看到有人讨论为什么她不能拿诺贝尔文学奖，就有点离谱。当然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值得神话，但这种讨论还是比较离谱。

　　羊城晚报：她的散文读者很容易接受，其实里边的道理也都比较简单。

　　王晓渔：龙应台的文字，读者接受起来非常容易。这种文字风格，表达的基本是正常的价值观。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这样一批作者，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更加需要这样一批作者，但我们不要把这些作者抬到可怕的高度。

　　内地这种书和这种作者相对比较少，尤其缺乏原创的亲子读物，给父母看的书籍未必适合子女，给子女看的书籍未必适合父母，但《目送》适合父母和子女一起阅读。如果中国父母希望让孩子看些本土的读物，龙应台大概是为数不多的作者之一，所以说中学推荐她的读物还是挺好的。国外相当多这样的书，类似《窗边的小豆豆》之类，成人和儿童读了都会很喜欢，不会觉得幼稚，也不会把早熟当做早慧。

　　●文章读来痛快但仍显单薄

　　羊城晚报：她的文章很多排比句、反问句，气势很足，似乎感性更大于理性思考。

　　王晓渔：《野火集》还是立场大于分析的。比如路上没人扶起小朋友，我们可以谴责，但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在现场，能保证自己当时会立即去救他吗？如果不分析背后的原因，我们太容易做出道德批判。有人往淡水河扔垃圾的时候，你跟他说要环保，他肯定也知道不该污染环境，即使扔垃圾的人，如果看到媒体报道其他环境污染的事件，可能也会义愤填膺。但他们为什么还要往淡水河扔垃圾？这与是不是“生气”没有太大关系。

　　羊城晚报：20多年过去，今天再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的感觉是，现在的中国人很容易生气，尤其有了微博后，情绪特别容易起来，但然后呢？

　　王晓渔：《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对“生气”有个界定，不是鼓励民众之间互相生气，而要向公权机构说不，这点值得肯定。问题是这篇文章很容易引向国民性批判。文章开头讲到，生气的对象不是某位人士，“而是台湾1800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我们聊天时也经常说，十三亿中国人如何如何。这又变成素质论，中国人素质有问题，确实可以列举出没有公共精神等等一系列现象，但根源是国民性问题吗？今天内地游客去台湾，发现台湾跟龙应台描述的30年前的台湾，好像是两个世界，如果是国民性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她说“1800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但没有说国人为什么会懦弱自私？

　　另外，生气到底有没有渠道和空间？文章最后提到：“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但问题是怎么去告诉？公共平台何在？生气变成了投诉和上访。

　　当然，投诉和上访似乎比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多一些捍卫个人权利的精神，但在制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投诉和上访有可能解决个别的问题，但没法阻止问题的不断发生。所以现在再回头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就只是情绪，读来觉得痛快，但仍然显得单薄。

　　●历史写作有太多的“悲情叙事”

　　羊城晚报：龙应台也写历史，您怎么评价她对历史的叙述？李敖对她有专门批评，说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原因。

　　王晓渔：她的历史写作，有着太多的“悲情叙事”，不断放大一些细节，突出悲情的一面。里边很多以小见大的地方，小细节被升华成大事件，比如“每一条航线翻起的白浪，画出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每一个码头的挥别和出发，预言的都是个人的、难以掌握的未来”，这种句子偶尔为之，似乎有历史的沉重感，多了就变成文化苦旅。动辄挥一挥手一个时代的缩影过去了，很容易就变成这种描述。历史本身已经够残酷了，无需放大，无需升华，无需抒情，也足以打动读者。

　　羊城晚报：之前龙应台出新书的时候，说自己写的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著作。台湾作者张大春写了篇批评文章，说这是“速食史学”，也就不是史学，至于是不是文学，也该问问文学是不是有门槛。

　　王晓渔：确实有点尴尬，要么你写跟个人记忆相关的，可以写得很文学，比如齐邦媛的《巨流河》，我很喜欢这部作品。虽然齐邦媛也抒情，但她写得比较节制。龙应台大概意识到别人会批评她太过抒情，所以里边有很多注释。她1952年出生，没法写1949年的经历，所以要通过母亲建立和那个时代的联系。这是有个人经验的内容，但她不满足于这样，当然，如果仅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不足以展现那一段历史。

　　我个人觉得她不适合写历史类的东西，她似乎是靠文学经验来弥补她的历史感，这是非常不够的，甚至会有偏差。不过，通过她的写作，很多不为内地读者熟悉的历史事件进入视野，这也是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