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扎实推进文化建设”的论述广受关注。报告指出：“把文化改革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各级政府效能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政府要履行好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责任，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如何理解这些表述？一些文化艺术界人士纷纷畅所欲言。

　　文化的意义不可替代

　　赵宝刚认为，现在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是由于经济发展过快而文化意识缺乏造成的。社会疾病要“防”重于“治”。希望国家和人民都要树立文化先行意识，在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做具体事情时都要进行文化考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经济指标上翻几番，同时也应包括人民的文化素质不断提升。

　　王西京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有过许多深刻教训。近年来，党和政府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深刻，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文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和措施，但有关部门和地方贯彻力度不足，应当狠抓落实。田青则表示，领导文化发展首先要深刻了解文化，否则会作出一些违背文化发展规律的决策。

　　徐洪刚表示，文学艺术作品有着讴歌时代精神、传播优秀文化、普及专业知识、提升行业形象等功能，很多文学作品的产生有其重大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意义，社会作用不可忽视。希望各行业充分重视文学艺术功能，培养专业作家，鼓励文学创作，提升全社会文学修养。

　　唐栋说，主流文艺作品在形态上应是以文学和戏剧为龙头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在内涵上应是表达人民意愿、弘扬民族精神、具有先进性和正能量的作品。对文艺事业的扶持，首先应当是对作者扶持，形成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的创作队伍。胡宏伟建议，应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上设立基金，重点扶持一些表现伟大历史进程、记载民族历史记忆的优秀作品。

　　文化建设必须思路清晰

　　龙瑞认为，资金、机制、体制等问题是为文化服务的，但不是文化的本体，因此要加强对文化本体的关注。范迪安说，地方政府在文化发展方面往往存在误区，急功近利，把发展文化当作发展经济来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着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应区别对待。如何使政府和业界思考的重点形成合力，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王东林认为，文化建设不能简单化，除建设维护文化设施等硬件和提供简单文化产品外，更应着力于制定推行制度和行为规范，讲究“教化”方式。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不能将文化建设简单地等同于“文化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应当立足于生活，远离生活的灌输方式难以培养真正的文化氛围。

　　陈众议表示，语言是传承文明和情感的纽带，但目前语言学研究与人文情怀渐行渐远，像“月是故乡明”这样饱含乡土情怀、家国道义的优美语言和文字越来越少，年轻一代作家的中文修养大步下滑。目前我国文学创作乱象丛生，虽然作品数量多，但有个别作家的水平退化到让人心酸的地步。此外他还注意到，目前文化建设基本停留在表层，精神诉求薄弱，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一系列应有的、起码的民族认同，包括相似的价值观、幸福观、道德观、伦理观、审美观等精神追求和情感诉求作为基础。

　　雷蕾对目前文化建设中的一些现象比较担忧。如文化产品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特别是在媒体、动漫等高新技术方面较为落后，缺乏文化、科技兼备的人才，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目前低俗搞笑、过度包装的影视作品充斥荧屏，缺乏经典力作，作品的质量有待提高。

　　陈平建议，各级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支持力度，除政府补贴外，还需要来自社会的大量支持，应对赞助艺术机构的企业免征税费。艺术机构本身也要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充分挖掘潜力，产生效益。

　　言恭达也对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有着自己的想法。他希望有关部门制定扶持政策，对社会力量兴办的文化项目提供保障、补助或免税奖励。还应探索服务购买机制，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

　　卢禹舜说，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有一个发展次序问题，首先应很好地发展文化事业，然后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只有在公益性的基础之上才能把经营性文化产业经济效益扩大化。

　　文化交流要有国家意识

　　何建明去年曾创作了全景式展现2011年中国利比亚大撤侨行动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在他看来，文化特别是文学在我国的外交中有着潜移默化的特殊作用，需要进一步加以重视。何建明说，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国家实力、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是，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我们在西方国家中的形象地位与我们当前的经济实力远远不相匹配，也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不相匹配。国与国之间的了解和交往，常常是通过彼此阅读和熟悉文学作品开始的。国家之间的文学作品传播和作家之间的交流交往，是世界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不同国家之间人民的情感交流与和睦，文学往往可以起到比纯粹的外交活动更有效的作用。现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更迫切，同时与我国的利益纷争也越来越多了，因此加强外交工作中的文化与文学输出可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推动文学“走出去”、把文学作为国际交往的重要渠道，是破解中国外交诸多难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经之路。

　　何建明建议，今后在外交领域应当有意识地开展文化外交、文学外交，让更多优秀的中国作家“走出去”，成为对外交流的友好使者，同时要有选择地将更多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健康优质的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

　　徐沛东表示，对外文化交流要突出国家意识。现在文化对外交流比较混乱，我们引进来、“走出去”的很多演出活动都是受利益驱使，并不是真正的优秀的文化艺术。如果艺术家的水平有限，到外国去办演出、办展览等，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国家形象，不利于我国文化“走出去”，也不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文化软实力上的竞争。因此有关部门应当适度引导对外文化交流，建立相关的管理制度，把我国真正优秀的文化艺术展示给全世界。谭利华也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应该是去重要国家、主要城市，面向广大的观众群体，“走出去”的应该是能代表我国当代最高艺术成就和水准的文化艺术品，以提高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王东林提醒，文化要“走出去”，更需要“走进去”，文化对外传播不能热衷于浅表或表演的层面，应注重文化的深度和底蕴。

　　在李胜素看来，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是其本职工作，但在舞台下的另一个工作就是进行文化交流，彼此沟通，增加认知度和认同感

　　传统文化亟需保护

　　“受各种外来文化和流行音乐的影响，少数民族音乐现在变得很难发展。许多国内知名的女歌手及少数民族年轻歌手，都不得不依靠流行音乐生存与发展。”腾格尔对目前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发展面临的困境直言不讳。他希望国家出台有关少数民族音乐创作平台机构的相关政策，科学保护、开发、推广和扶持少数民族音乐，提升我国的音乐文化水平。苏燕玲也表示，近年来我国的民族传统音乐节目和剧目挖掘创作仍相对滞后。建议设立国家艺术基金课题、国家研究课题和民族研究课题时，能给予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的政策倾斜。

　　杨赤提到，“文化立国”迫切需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体系，政府行政部门应行使管理权限，媒体也可以设立传统文化专栏，加大对传统文化活动的报道力度，使传统文化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梅葆玖、史敏谈到，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了解和学习京剧艺术是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教育的手段。但现在对京剧的关注度和扶持力度还不够高。希望能加强对京剧的宣传和普及，提高京剧演员的生活待遇，并进一步普及京剧进校园。

　　吴欢说，引进西方文化没有错，但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当秉持理性成熟的态度。尤其是在时代发展进步的条件下，应当针对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方法和标准，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