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日夜书

　　作家韩少功日前在《收获》杂志推出长篇小说新作《日夜书》，小说以知青年代为背景，关注青年知识分子、工人、个体户乃至官员，描绘一代知青的群像和命运。艺术青年大甲、“精神导师”马涛、农村“大哥”郭又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社会变迁中拥有着各自的人生轨迹，又在不自觉中拥有着有形无形的交集。《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表示，作品描绘了中国当代复杂思想的起源和脉络，细致勾勒同一历史阶段中不同人群的抉择。本版节选其中精彩片段以飨读者。

　　一

　　当年中国向全世界输出革命，这个城市成为神秘的基地之一。离城市七八十公里的山坡上，一片树林子里，一座没有挂牌的楼房，架有铁塔天线并有军人守卫，是马来西亚共产党的一个广播电台——这事多少年后才为公众所知，楼房成了一个游者出入的历史遗迹。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红色干部子弟，还有些烈士遗孤，安顿在远郊一个学校。我们曾去那里举行篮球友谊赛，向对方球友赠送毛主席像章。我的一位大龄同学，好像姓罗，记不太清楚了，还在那里交上一位女友，据说是菲共首脑的女儿。那女孩大眼睛，大酒窝，中国话学得很快，最喜欢打乒乓球。

　　罗同学带这位女孩来到学校，说他不久前偷渡出境去越南参战抗美，不巧被解放军的空防部队抓住，押解回国，惨透了。不过，他说他还要去的，等到东南亚全解放，哥们可能混成一个旅长或师长，到时候一定邀我去旅游，饱吃那里的香蕉和木瓜。

　　一位偷渡同行者已死在美国B-52的狂炸之下，也是他说的。

　　我下乡后还见过这位罗同学。他不知为何没去越南，红色公主似乎也没下文。但他同我说起了马涛，一个他无比崇拜却无缘得见的思想大侠，知青江湖中名声日盛的影子人物，曾任某红卫兵小报的主笔。

　　“你是说马涛？我认识呵。”

　　他圆睁双眼，把我当恐龙上下打量，“吹吧，骗谁呢？”

　　“吹什么？他妹妹将来说不定还是我的……那口子。”

　　他差一点眼球掉出了眼眶。

　　“你看你，至于吗？我有什么必要骗你？”

　　“你真的……认识他？”

　　“真的。”

　　“你是不是耍我？”

　　“懒得同你说了。”

　　“亲爱的，那你一定要带我去认识一下。”他立刻拍打我身上的灰，买来一支冰棍递给我。

　　他从抽屉里搬出一本剪报，里面有不少马涛的文章，化名“新共工”“潜伏哨”“小人物”一类，都是红卫兵小报上的时论。他又掏出一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有各种他抄录和珍藏的格言：

　　革命就是看似凶手的外科医生。

　　胜利的最大秘密，在于等待对手犯错。

　　青春———与年龄无关的热情。

　　……

　　二

　　“你听听，说得太好了！太深刻了！也就是一个中学生，你说他脑子是怎么长的？听说他的数学，初中时就自学到高中，觉得物理课本没意思，索性自己重新编写了一套。有这事吗？听说他很多的文章都不打草稿，直接往蜡纸上刻……”他兴冲冲向我打听各种细节，又翻动纸页，温习下一句格言。

　　我无法证实传说，也无法确定那些格言都出自马涛。我略感吃惊的是，涛哥这家伙什么时候已如此深入人心了？也许是接触多了，见多不怪，我倒没觉得他神奇到哪里去。他没叼烟斗，没披风衣，没戴花呢贝雷帽，没敲击打字机并且在壁挂地图前踱来踱去，不像个来自巴黎或彼得堡的革命党魁。“托洛次基同志……”他没这样嘟囔过。“阿芙乐尔巡洋舰在哪里？……”他没这样打过电话。虽说鼻梁高挺，眉骨峻突，隐有几分凌厉之气，但他那虎背熊腰拿去扛包还合适，戳在哪里打铁或夯地也合适，不过是民办中学的一个高中生吧——当时很多黑色家庭背景的学生只能去这种学校，隐在小巷里的那种，连操场都不一定有。

　　马涛似乎还有一点点笨，一点点蒙。他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精确无误。但他就是不大记人，是个“大字先生”——农民们对粗心人的另一种说法。据说他下乡后，把村里的姓王的叫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一再搞乱村里人的辈分和姓氏，被旁人纠正了，下次还可能错。他在301国道边一个知青户住过两天又吃又喝，还拿走人家几毛钱搭乘汽车，但那位债权人后来见到他，他根本不记得，理都没理，只看了一眼便倒在床上继续读书，把对方气得脸红脖子粗。“什么人呢？怎么这样白眼狼？他去我们那里流窜，谁不是把他当祖宗供着？他担过一次水么？劈过一根柴么？摆过一次筷子么？”

　　有人把这些悲愤万分的话转述给马涛。

　　马涛很奇怪，“有这事？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天地良心，他可能真忘了。他身边的人都知道，扫帚倒在地上，他路过好几次也不扶；饭烧焦了，他路过好几次也不熄火。这都是他的常态。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他的世界里完全没有扫帚、饭锅这一类婆婆妈妈的小事。

　　回城过春节了，他与同行的知青们想省钱，贼头贼脑地“打溜票”上火车。碰到乘务员巡车查票，有的人钻厕所，有的人藏椅下，有的人抓住停站一刻前车厢下后车厢上，还有的嗷嗷直叫装聋哑人，拿一条围巾蒙面装麻风病人，或是联手演一出失主追打小偷的苦肉计……总之是花样百出各显神通，让查票的顾此失彼，防不胜防。结果大家都纷纷过关了，唯有他当大爷呆呆的坐等奇迹发生，最终在座位上束手就擒，一开口就承认自己没买票，承认自己也没钱买票，气得伙伴们一个个痛不欲生大加埋怨。“天下还有这样的猪脑袋？他就不会说车票被小偷偷走了？不会说车票不小心丢了？”

　　“像他这样的木瓜，抓进鬼子的宪兵队，肯定第一个毙了！”有人对他的智能水准也大生怀疑。

　　三

　　他供认不讳，自证其罪，被乘警带走，在终点车站挂一个“流窜犯”的纸牌，与其他盗贼、骗子什么的一起，面对广场示众三日，算是折抵车资接受惩罚。几个伙伴去接他回家时，他不知在哪里睡过，与一些什么家伙亲密过，头发结成了块，身上冒出一股浓浓的溲味，脸上好几处红包大概是跳蚤的作品。但他似乎不大在意，见到伙伴的第一句话是：“告诉你们，我知道维特根斯坦错在哪里了。”

　　“你说什么？”大家如同听到火星语。

　　“何胖子根本没读懂，对怀特海的解释也纯属胡扯！”

　　他把提袋丢给伙伴，自己这就去找何胖子。他要与那位化工厂的锅炉工就欧洲现代哲学一决胜负，不杀个人仰马翻决不收兵。

　　“你先回家洗个澡吧？”他妹妹急得要哭了，“你看你身上臭成什么样了，一身臭气也不怕熏了别人一家？”

　　他愣了一下，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全身，发现自己确实成了一颗毒气弹，便没再说什么。

　　多年后，他已远在太平洋的那一边，音信渺茫，相见时难，但还是不时潜入我的恍惚，触动我内心中柔软的一角。我得感激他在我最阴暗的岁月，在我父母双双收监审查那一段，也是很多熟人避开我的那一段，经常与我散步在街头，兄长一样热情地解说和鼓动，填补了我身边的空白。我得感激他引我走入知识之途——尽管他的不少说法并非牢不可破(比如我一度跟着他确信当时的社会积弊是“资产阶级复辟”和“修正主义专政”)，尽管他的某些兴趣话题不无可疑(比如我曾经跟着他热情关注那些八竿子打不到的47军或38军)，尽管他对我的耐心渐少，刻薄之语让人难以忍受(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你怎么还不去一头撞死？)……但我还是承认，他是第一个划火柴的人，点燃了茫茫暗夜里我窗口的油灯，照亮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

　　书是一个好东西，至少能通向一个另外的世界，更大的世界，更多欢乐依据的世界，足以补偿物质的匮乏。当一个人在历史中隐身遨游，在哲学中亲历探险，在乡村一盏油灯下为作家们笔下的冉·阿让或玛丝洛娃伤心流泪，他就有了充实感，有了更多价值的收益，如同一个穷人另有隐秘的金矿，隐秘的提款权，隐秘的财产保险单，不会过于心慌。这样，从毛泽东的《实践论》，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从左派烈士格瓦拉，到右派好汉吉拉斯，我就是在马涛的一根根火柴照亮下，一步步走过青春。借来的、抄来的、偷来的书塞了满脑子以后，我甚至像圈子里的各位哥们姐们，差不多长出了一张马涛的嘴，动不动就“我以为”或“倘如此”(鲁迅常用语)，动不动就蹦一个“逻各斯”或摔一个“布尔乔亚”(“逻辑”或“资产阶级”的旧译)，说话口气回到手摇留声机时代，回到繁体字和长布衫的时代，暗示自己的学养根底非常了得。

　　(全文刊载于《收获》2013年第3期，本版节选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