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谈文学：坚守常识，比什么都重要

　　近日，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加盟南京大学，正式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在当下纷纭的文化生态中，作家进校园意味着什么？文学应该如何重塑自己的文化角色？在赴欧洲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讲学前，毕飞宇接受了本报的独家采访——谈做教授的设想，谈文学在文化大厦中的底盘作用，谈作家的人文理想与情怀。

　　做教授，我真有点诚惶诚恐

　　记者(以下简称“记”)：是什么契机促成你成为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教授？

　　毕飞宇(以下简称“毕”)：去年5月，法国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先生来南大演讲，我受邀作陪。吃饭时，南大一位教师和我开玩笑，“毕老师，愿意来南大教学吗？”我随口道，“南大是什么学校，哪是想来就能来的？”这时，一旁的杨忠副校长插话了，“你真有这个意思吗？”我说，“当然了！”当时，只当是开玩笑。没想到杨忠副校长是认真的，随后就开始了运作。

　　记：当时你是什么感受？因为论学历，你是扬州大学本科。

　　毕：在随后的接触中，我真有点诚惶诚恐。因为，要成为南大教授，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高质量的教学；二是高层次的科研。说实话，这两个方面都是我的弱项，我都无法满足。

　　记：那么南大是如何处理这个矛盾的呢？

　　毕：南大方面经过慎重讨论研究，决定为我特事特办，可以不上课、不考核，发挥我的文学特长，对学生进行写作指导。这时，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后退的理由了。去年10月，双方达成了协议，11月份我就去南大报到了。12月9日，我正式走上了南京大学的讲台。

　　记：正式成为南大教授的那一刻，是什么感受？

　　毕：说实话，是一种惭愧中又有自豪的复杂感觉。我是扬州大学的本科生，记得当年读本科时有一次来南大，心里既羡慕又崇拜。没想到，多年后我竟成了南大教授。在填写报名表时，我发现其他的应聘者多是哈佛、剑桥的博士，我填完表，走在南大校园里，在夜色中看着经过身边的莘莘学子，感觉到除了去完成一个作家的使命外，我应该再做些什么。

　　作家进校园，写作也可训练

　　记：加盟南大后，有什么打算？

　　毕：我给自己下达了一个任务，就是发现并培养像我一样热爱文学的人。我在南大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在学生中尤其是本科生中发现优秀的写作苗子进行培养，彼此建立起良好的互动。我认为，我起码有两方面的资历：一是我做过10多年的文学编辑，培养过大量文学青年；二是2006年我参与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时，旁听过文学辅导课。那个辅导课非常专业，对学员的作品逐字逐句进行分析探讨，然后展开深层次对话，对我很有启发。

　　记：你认为，文学是可以教育的吗？

　　毕：我认为，任何一个老师都无法给学生才华，但文学的教育，是可以进行专业训练的。长期以来有一个错误观点，认为文学不可教育。既然钢琴、绘画都可以进行专业训练，写作为什么就不可以呢？还有一个错误观点，那就是大学不培养作家。其实，民国时期很多作家都出身于大学，未来，从高校中走出来的作家会越来越多。我们应该注意一个现象，那就是作家的“短命”。一些作家写几年后，就被榨干了，写不下去了，或者只能重复自己了。归根到底，就是专业文化不够，哲学和思想意识不够。而这些，都需要教育的背景。

　　记：以前你与南大有过教学方面的合作吗？

　　毕：事实上，过去两年，我一直在南大影视学院上课。我在讲课过程中，充分激发学生的发言愿望，针对学生自己的作品，鼓励彼此批评。我强调彼此之间要真诚面对批评，不允许生气、抱怨，锻炼感受和胸怀，而且，不允许人际关系掺杂进来。

　　记：高校以教学与科研为主，这与创作有矛盾吗？

　　毕：高校理所当然以教学和科研为重，不过，这与创作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兼顾。在欧美著名高校中，著名作家进校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学校都有驻校作家。我在爱荷华大学的时候，发现很多大牌作家很平和，对年青人非常友善，写作教学进行得有声有色。

　　记：作家进校园，你认为会成为一个潮流吗？或者仅仅是一个花瓶？

　　毕：现在，中国作家进校园逐渐成为一个潮流。王安忆进复旦开设了创意写作课，莫言进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做主席，其他还有马原、格非、阎连科等。当然，作家进校园，一定要水到渠成，双方真正做到优势互补，而不能仅仅成为一个花瓶。

　　文化大厦，文学起底盘作用

　　记：在多元文化时代，很多人认为文学已经消亡了，你怎么看？

　　毕：文学的地位，其实不需要过分渲染。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10多年前，导演、演员可能不会强调文学的重要意义，而现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文学太重要了。

　　记：那么，你认为，对当今时代来说，文学意味着什么？

　　毕：如今，很多人谈起文学的边缘化就忧心忡忡。由“莫言热”带来的文学热，只是一支强心剂，持续时间不可能很长，文学不可能再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让人热血沸腾的场景，我想说的是，文学只是回到了他本应有的位置。在当下，文学的本质是弱者、敏感者的事业，如果文学像枪、像金钱，那就非常可怕了，文学也就毫无意义了。

　　记：在所有的文化类型中，文学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毕：相比较而言，在文化的各个环节中，文学更具源头性，原创性。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文学可以被别的东西改编，但文学很难由别的东西改编而来。文化大厦，文学起底盘作用。

　　记：中国作家这些年频频走出国门，那么，中国作家的国际性影响如何？

　　毕：如今，中国作家参与国际活动，确实很多。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导向了对中国作家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迎来了最好的时代。只是近10年来，欧美经济陷入危机，出版业萧条，我注意到，美国纽约一个地铁口附近的几家书店，这几年几乎全部消失了。

　　记：你作品在海外的发行如何？

　　毕：总的来说，我作品的海外版权，只能说是小有盈利。我的英语版《玉米》，虽然欧美主流媒体都做了报道，但还是卖不动。目前，销售最好的是法文版《玉米》，也只卖了8000册，最差的是德文版《青衣》，5年来只卖了3000册。目前，我的小说拥有了20多个语种的翻译作品，包括《雨天里的棉花糖》《上海往事》《平原》《推拿》等。这次去欧洲两个月，内容还包括推销《推拿》，与年轻的翻译家交流。

　　作家，就像小区的热心大妈

　　记：现在，人文关怀已经成为一个高频词。那么，对作家来说，人文关怀意味着什么？

　　毕：所谓人文关怀，就是要求作家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文学，一定要体味弱者的心灵，体现弱者的利益。如今，文学出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写历史强于写当下；写想象强于写现实；写作的姿态强于介入的姿态。说到底，是作家与时代、与社会的隔膜，没有勇气面对现实世界，或者说，没有力量和智慧解读这个世界。

　　记：今天文学的困境是什么？

　　毕：文学，需要凝神，需要凝想，但时代已经让我们目不暇接了。曹雪芹用10年时间写成一部书，也许，他看看周围，还没发生什么变化。而现在，一个作家如果10年写成一部书，看看周围，可能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事实上，现在如果要通过文学作品认识这个世界，已经力不从心了。很多人希望作家来抚慰自己的心灵，其实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记：作为作家，你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毕：真正走向时代，走向生活。在万花筒一般的时代潮流面前，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和立场，用自己多年来培养起来的语言系统，写好自己的作品。我知道自己很渺小，但我一定会认真而敬业，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而不是拿一支笔做股票。

　　记：你认为作家应该如何理解并表现这个世界？

　　毕：历史，犹如在荡秋千。我相信历史的智慧，它一定有自己的奖惩制度。一个作家对道德演变，对社会发展，通过常识理性来进行判断，往往是最可靠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坚守常识，比什么都重要。天冷了，要穿衣服，天热了，要脱衣服，类似这样最简单的道理。因而，一个作家，就像小区的热心大妈，在小区里喊着，要下雨了，大家快收衣服，天晴了，大家快晾衣服。也许，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听到，但总会有人听到，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