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花间情思二题

　　莲脸薄，柳眉长，等闲无事莫思量。每一见时明月夜，损人情思断人肠。

　　这首小词是五代词人欧阳炯的《赤枣子》，载于《花间集》。词虽然很短，却写出了一种典型的人间心理，即情人间的相见虽然令人愉悦兴奋，但更多的却是引起感伤，因为它太短暂了，见面以后再分手使人伤心断肠，进而言之，则见面本身即足以使人伤心断肠。等闲无事莫思量！

　　这种情形当然与当年青年男女之间的交往很不自由有关，于是就如李商隐的诗句所说“相见时难别亦难”了。但问题还不完全在于此，欢乐与痛苦总是相联系而存在、相比较而强化的，完全平铺直叙死水无澜，即无所谓感情，更无所谓爱情。因相见而得以实现或得到强化的欢乐，必然因为稍后的相别而淡出，而消解，以至走向反面。王羲之《兰亭集序》有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于是人生就不免会有许多痛苦。痛苦比欢乐总是多得多；为了减少痛苦，只有取消欢乐，这是合于逻辑的——可惜这又是一个一般来说非常不给力的选择。

　　这就是所谓人生困境，欧阳炯用不多几句词就把这一层意思说得很是透彻有味。愈是能写出带有普遍性的情感，诗词就愈耐读。

　　红蓼渡头秋正雨，印沙鸥迹自成行，整鬟飘袖野风香。

　　不语含颦深浦里，几回愁煞棹船郎，燕归帆尽水茫茫。

　　上面这首《浣溪沙》是五代词人薛昭蕴的代表作，亦载于《花间集》。

　　词里写了两个人，一个是站在水滨(“浦”)紧簇着眉头(“含颦”)一句话也不说的女郎，一个是水上弄船的青年男子。她大约有什么哀愁才如此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看她“整鬟飘袖”的姿态，也许是在等待她的心上人而始终没有等到吧；“棹船郎”看来乃是一个和她并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恰好在这里的水上行船，偶见此情此景，忽然动了感情，徘徊不忍离去，终至于“几回愁煞”。

　　生活里常常有这种难以说清楚缘由、难以解释其逻辑的邂逅中的情绪波动。

　　本来，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等待，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等到最后也未见得就有多么好的结局。而人生中很容易发生的事情之一就是偶然的相遇，一见之下的钟情，可惜这同样很难得到什么好结局。匆匆相遇，匆匆而别，在人生的旅途奔波，大家都是匆匆过客，然而有时一点小事，一颦一笑，却能留下很深很美的印象。旅行的途中，这样的事情似颇常见，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篇中就曾写到过这一类情境。薛昭蕴似乎早已捕捉到这一人生境界，但他到底是温柔敦厚的古人，所以把它写得很美，他笔下的红蓼、秋雨、鸥迹、归燕……都有一种难以明言的萧瑟凄清之美。秋雨秋风中飘荡着女郎衣袖中的香气，也飘荡着船家少年无端的哀愁。生活是多么美好而无奈啊。

　　中国古代，女子不能出门走四方，只有男人才能四海为家，于是她们只有在自家门口或附近一带等待；而他们在故乡之外的某处，也难免会发生种种意外的邂逅。古诗中写这种情境的甚多，但是在中国浪漫故事历来不多，常常可见的是某种浪漫的情绪。淡淡的哀愁于是就不可免了。薛昭蕴把这一层情绪写得恰到好处，词中的两个人物无言而别，“燕归帆尽水茫茫”，词的末句写得一片清空，只剩下无尽的苍凉与感伤。

　　曾经看到一种意见，以为这首词写的是一位少女雇船出游，临流往返，不知所之，她美好的情态引起了棹船郎的依恋与茫然。读者有很大的自由，这一意境也未尝不美，但恐怕将为古代社会生活的规范所不许。按词中所写，女郎立于渡头的水滨，并没有上船，而棹船郎几回愁煞以后，也终于自己默默地走开，这才落得个“燕归帆尽水茫茫”。如果两位都在一条船上，“愁煞”之后“水茫茫”，未免太酷，那是另一个故事，一个类乎现代西方电影中的浪漫故事，与薛昭蕴恐怕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词一向以抒情的精微细腻见长，用今天的话说，是典型的抒情诗，但薛昭蕴这首《浣溪沙》却以叙事为其框架。此事颇值得深长思之。抒情与叙事为中国文学两大基本点；一般认为中国文学以抒情为主，其实叙事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抒情，不仅小说自然以叙事为主，散文中的史传传统、诗歌中的乐府传统以及俗文学中的说唱传统，也无不讲究叙事；就是在似乎纯粹抒情的诗歌作品中，叙事亦占一定的成分，并与抒情化合而成一种独特的魅力。中国叙事学的研究如能深入到抒情诗的领域中来，一定会有新的创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