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精神现象学的自我维度——访著名哲学家张世英

张世英先生近影 杨晓华 摄

　　张世英，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1921年生于湖北武汉，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曾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迄今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主要著作有：《论黑格尔的逻辑学》、《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小逻辑 〉译注》、《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天人之际》、《进入澄明之境》、《哲学导论》、《境界与文化》、《中西文化与自我》、《美在自由》等。张世英先生是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他在丰富积累的基础上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独立的批判精神，向为学界推重。耄耋之年，先生依然笔耕不辍，独创性地提出了“中华精神现象学”的宏大哲学命题，并进行了体系化的初步尝试，近日，本报记者就此问题在其北京家中采访了张先生。

　　杨晓华：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先生提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未经自我主体性的洗礼，因此应该吸纳西方主体性哲学的精神，伸张自我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先生这一主张是基于怎样的哲学架构？

　　张世英：2007年，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朱滢教授出版了他的佳作《文化与自我》。他在书中说，美国哲学家Searle代表西方对自我的看法，我的“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观代表中国对自我的看法。西方人的自我观是“独立型的自我”，强调自我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中国人的自我观是“互倚型的自我”，强调自我与他人的相互依赖。

　　朱滢教授对我略有误解。我所主张的“新的万物一体”观，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吸纳西方“主客二分”、彼此分明、重自我独创的思想因素，而建立的一种“万物不同而相通”的，既肯定每一个体的独立自由，又肯定人与之间互相支持、隶属的新的精神境界。我的自我观并不代表中国传统哲学的自我观。但是朱教授确实对我有所启示，那就是我上世纪80年代以来提出的“新的万物一体”“新天人合一”观，太强调“超越”“主客二分”，容易让人误认为我主张“新的万物一体”观不需要“主客二分”的环节。所以我自己在反思，我说“超越”，说得太早了，我们必须弥补“主客二分”这样一个弘扬自我独立性和创造性的阶段，激发人们的理性自觉，争取进一步的个性解放，也像西方文字那样，“我”字大写，做一个大写的人，实现中国人精神历程的新的觉醒。2010年9月到2011年7月，《北京大学学报》连载了6期我写的《“东方睡狮”自我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论证，很快要结集成书了。

　　杨晓华：您最早的学术焦点集中在黑格尔哲学，为何后来会转到中西哲学比较，特别是转到对中西哲学中主客体关系的研究上？

　　张世英：我的哲学研究以上世纪80年代初为界，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哲学史和黑格尔哲学，主要是按照当时左的教条主义模式，批判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当时的论著大多打上左的烙印。

　　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中，有对“主体性”概念的误解之处。为了探讨这一概念在西方近代和现当代哲学中的不同评价，我的学术兴趣逐渐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现当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意欲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探索一条哲学的新路子、新方向。努力的结果就是，我提出了 “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观，即“万有相通的哲学”。

　　从柏拉图肇始到黑格尔作为集大成者，西方哲学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这种思维方式的要旨是，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是一种彼此外在的关系，因此主体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认识和征服客体，达到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这反映到政治、文化领域就是强调自我，突出个性解放。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西方冲破了中世纪的宗教蒙昧，冲破了专制桎梏，迎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时代和自然科学的大发展，实现了历史的飞跃。但是西方的现当代哲学家如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认为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不单纯是“主客二分”的对立统一，而是知、情、意(包括下意识和本能)相结合的人与物交融合一的活生生的整体。单纯的“主客二分”导致了极端的自我膨胀和极端利己主义，应该予以扬弃。

　　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念长期占主导地位，这种思维方式比较缺乏主体与客体的区分，也就缺乏认识和征服客体的兴趣，导致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难以在科学上特别是自然科学上取得根本性突破。明清之际，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天人合一”不断遭到批评，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可视为是对西方“主-客”式的“主体性哲学”的召唤，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做是向西方近代学习和召唤“主体性”的历史。

　　我由此得出结论，要在中囯“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西方“主-客”思想的精髓，而又超越旧的“主客二分”的阶段，进入“后主-客的哲学”或者说“后主体性哲学”的阶段。

　　杨晓华：先生的这一哲学结论从理论上是符合辩证法的，从实践上看，过份张扬个性主义的西方式现代化，也的确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一判断也是准确的。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观点讲得太早呢？

　　张世英：我说的“太早”，是指中国当前讲“超越主客二分”还言之过早。朱滢教授做了一个“文化与自我”的调查实验，结果说明，中国文化，甚至包括当前年轻人的思想，还是依赖他人的习性太强，缺乏西方文化强调的个人独立。这使我大为震惊。看来，中国人要从“互倚型自我”中走出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主客二分”的阶段不能跨越。过去我强调不必亦步亦趋紧跟西方人，现在看来，我们还是要补点课，尽管还是不要亦步亦趋。西方已经进入了后现代超越“主客二分”的阶段，中国则还要通过“主客二分”的思想激发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孔子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主要在于“仁”德的学说。“为仁由己”“仁者爱人”“三军可多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思想包含着个体精神的闪光，但是从根本上讲，他的思想是要个体服从专制统治秩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点明显地是扼杀个体自由自主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一个思想的黄金时代。可惜到了秦汉大一统以后，思想禁锢越来越成为执政者的统治手段。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把原来孔子思想中那点有主体意识的东西都抹杀掉了。

　　杨晓华：但是自我的存在毕竟是一个物质的事实。纵观中国历史，还是有不少“硬骨头的人”，先生列举过的屈原、司马迁、嵇康、李贽等等都是，他们在那样的晦暗年代，仍然以自己微薄的血肉之躯树立起了主体性自我的尊严。

　　张世英：中国人不是没有对自我的伸张，只是稍一有点自我觉醒，就被压制。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强调个性解放：先秦的屈原，“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对人格独立的追求灼灼可见，最后自投汨罗江；汉代司马迁，为李陵寡不敌众投降做了辩护，汉武帝认为其意在诬陷其宠妃李夫人，处之以宫刑；“竹林七贤”之一嵇康，提倡“越名教任自然”，结果被绑到刑场，太学生3000人请愿，也没能挽救，临死还弹琴而歌；明代李贽反对独尊孔儒，最后被诬陷入狱，在湖北麻城自杀身亡。

　　除少数精英外，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的自我都处于湮没或半湮没状态：或湮没于贵贱等级森严的社会群体，或湮没于自然的浑沌整体。

　　所以我认为，中国人的主体精神、自我意识在历史上一直是匍匐前行，追求自我解放的启蒙过程漫长而艰辛。

　　杨晓华：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制度十分坚固和残酷，因此士人表达独立思想的空间十分逼仄，另外一方面，在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几乎全部参与进来，蔚为壮观，世界罕见。

　　张世英：西方近现代的美学思想，大多强调通过艺术把人的自我从世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表现自我。你看梵高的名画《向日葵》，那个向日葵像火焰一样，变成了光芒四射的太阳。为什么这样？表现主体的力量，自我的力量。

　　中国的美学思想讲“隐秀”，所谓“情在词外，意在言外”。中国的绘画讲求“天人合一”，人湮没在自然中。越是“天人合一”就越美。中国人强调“美在意象”“意在象外”，形象的背后是意，让你进入一种与自然合一的高远境界，美不美？确实美，但过分湮没了自我。

　　西方的观点是美在自由，中国的观点是美在意象，这两种美学价值观很不一样，各有优缺点，我主张中西互补。但这里不能详谈。

　　杨晓华：先生所认定的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除了思想本身的逻辑之外，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生产方式上的根据？

　　张世英：这是与生产方式有关。一般认为古希腊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而中国长期以来是小农经济居于统治地位，这是导致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生产方式的根源。但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希腊那时会有发达的商品经济？而中国的商品经济就难以达到那种程度？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地理环境。过去这话不能讲，会被扣帽子，认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

　　希腊面临的爱琴海，有一群星罗棋布的小岛，小岛之间，人们你来我往，商品交换自然比较频繁，商品经济也就比较发达。商品经济发达，人就不封闭，跟外部世界不断交流，不断面对差异化的外部世界，使得他们的自我观念较强。希腊戴尔斐神庙入口处刻着一句铭文：“认识你自己！”。

　　中国是个大帝国，西北、西南都是山，基本上隔绝了和西方的交通。东边大海，面对广阔的太平洋，一片汪洋，不像爱琴海那样，小岛、港湾密布，便于频繁交流。所以，这样一个大的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封建集权的大帝国，也造成了地域分割的普遍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小生产。所以，在中国，皇帝的观念、家族的观念，自然就比较发达，而自我观念难以舒展。

　　杨晓华：按照先生的思想逻辑去推论，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就会非常深刻。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建立，意味着几千年来中国人第一次较为彻底地投入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大潮中。

　　张世英：我们讨论主体性自我的发展状况、东西方差异，背后就有经济问题、生产方式问题。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制约着中国人自我观念的成长和壮大，而主体观念的进步和提升，看来不仅仅是人的精神、文化的需要，也是经济权利的诉求和表达。

　　五四运动输入西方近代建立在“主-客”思维方式基础上的“主体性”精神，以“民主”和“科学”精神，突破双重罗网，一是封建社会群体的三纲五常的罗网，一是作为自然整体的“天”的罗网，闪现了一点主体的解放，可视为是“东方睡狮”的如梦初醒，“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但是中国的“五四运动”晚于西方文艺复兴数百年，步履缓慢，频遭阻断。几千年来缺乏独立自我，盲从外在权威的意识太根深蒂固了，五四精神有待进一步传承和发扬。

　　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的主体性，得到越来越强劲的生产力手段(如网络技术)和生产方式(如市场体制)的支撑和充实，其独立性和创造性将不断增强，最终实现中华精神在更高境界上的觉醒和成熟，这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杨晓华：如此看来，先生对中华文化的复兴是充满信心的。可否简略描述您心中的中华文明的气象和格局？

　　张世英：我对中华文化的前途是乐观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已经和世界不可分割地连为一体。中西文明在本质上是互通的，无非是步伐上，速度上不一样。中西文明的终极价值提炼到最后，是可以互相映辉、互相补充的。

　　我强调中西互补。西方人过分强调自我，变成犹太裔法国籍学者莱维纳斯所说的“自我专制主义”，后现代哲学对这种自我膨胀的个人主义、“主客二分”思想给与了深刻批判，因此西方人应该学学中国的万物一体观。中国在长期历史中过于压制自我，需要向西方学习，强调自我，张扬自我，但不只是尊重我的自我——这就走上了“主客二分”的老路，还应该尊重他人的自我，这样是新的“天人合一”。

　　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必然是文化的复兴和创造性人格的复兴，必然伴随着“东方睡狮”主体性自我的伟大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