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中国与南亚历史文化交流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每每电视上响起这首熟悉的旋律，大家都知道师徒四人又出发取经了。《西游记》的创作背景正是《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138个国家和地区、城邦，包括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情况。

　　对于南亚来说，中国古代的探索之路频繁且深入。

　　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的起点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前，但确切时间无法考证。《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张骞于汉武帝建元年间奉命出使西域，这是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最早、最可靠的文字记载。

　　汉代 交流始于三条通道

　　汉代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通道有三条：西域道、滇缅道、南海道。

　　西域道的开通，是在张骞通西域以后。由于西域道的开通，汉朝派往南亚的使节日益增多，经常是数百人一起去。这样庞大的使团和频繁的出使，使汉人对南亚的了解日益增强。

　　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陈利君说：“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滇缅道(从我国四川、云南经缅甸达到印度的通道)即已存在，民间的贸易活动早已进行。这与印度人称中国为‘秦’恰好相互印证。汉武帝虽然没有打通此道，但民间的交往可能仍在进行。东汉时，这条道路仍然承担着促进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的使命。”

　　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中国与南亚的海上通道在西汉时已经确立，起点在日南(今越南境内)，终点在黄支(今南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康契普拉姆)或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

　　两晋南北朝 彼此了解逐步加深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南亚的文化交流已全面展开，双方人员往来频繁，贸易活动增多，彼此间了解逐步加深，最显著的特点是佛教文化的大规模东传。“政府间往来、南亚僧人来华传教的兴起，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陈利君说，在吸收和接受南亚文化的同时，一些中国僧人开始西行活动。从宏观上讲，这也是两种文化在“撞击—吸收—改造—融合”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隋唐五代 文化交流更广阔

　　经过长期分裂之后，中国自隋朝开始又一次走向统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实际上是民族大融合的前奏，而隋唐时代的统一则使中华民族文化得以升华。在这次民族文化的升华过程中，中国与南亚的文化交流也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峰。

　　唐代奉行的是对外开放政策，西域的通道基本上畅通无阻。西域百姓可以来中原经商、定居，甚至可以在朝廷做官。而唐朝的使者也不断被派往西域。由于佛教的关系，唐朝与南亚诸国间的交流也日益增多，不仅佛教僧侣来往频繁，政府间的交往也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唐蕃古道的开辟，使中国与南亚的文化交流更为广阔。

　　“唐代以强盛的国势奠定了与南亚诸国展开密切交往的基础，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呈现出‘万国来朝’的局面。中国与南亚诸国间联系畅通，文化交流顺利进行。”陈利君补充到。

　　宋元明 海上交通贸易发达

　　宋元明三代，中国与南亚之间由佛教所带动的文化交流逐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达，而这是汉唐时代无法比拟的。

　　由于宋时西北地区经常为西夏等民族控制，宋人只好通过海上与南亚人打交道。宋时沿海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等大港，外商云集，其中南亚商人也不少。而此时，去南亚的中国商人也很可观。

　　明代，中国航海事业进一步发展，郑和七下西洋所历30余国，其中有南亚国家和地区若干。

　　清至民国 民间往来经常性

　　“从清朝建立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南亚诸国几乎没有官方的直接交往，西藏和新疆等边境地区的经常性民间往来，以及商人、民工等到那一带做生意、谋生甚至定居的大有人在，只是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不多。”陈利君说。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体恤国情，观察世界，其中不乏对南亚次大陆的关注。抗日战争时期，印度派医疗队援华就是这一时期中印友谊的代表性事件。 记者张星宇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