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身绝境的欲望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3)

　　　崔曼莉，生于1975年，江苏人。2002年开始自由写作，在文学刊物发表小说及诗歌十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最爱》《浮沉》《琉璃时代》，中短篇小说集《卡卡的信仰》。　　

　　脱身绝境的欲望

　　□远  人

　　第一次接触崔曼莉的小说是在2005年，《杀鸭记》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时至今日，我对当时的阅读感仍记忆犹新——在这个短篇中，我读到属于现代小说所具有的非凡力量。

　　《杀鸭记》的情节非常简单。好不容易能够在乡下获得独处的“我”被一群鸭子干扰了宁静，于是，“我”在询问了种种杀鸭的方法后，最终将那群鸭子活埋了事。在活埋行为结束之后，“我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

　　小说就这么结束，一行行冷静的文字在走向充满暴力的结局中，很容易让读者将“我”置于凶手的位置，但恰恰是这个凶手，却又有着和所有人一样的热泪，甚至“我”的眼泪之所以涌出的原因，远远不是几句简单的话就可以解释的。在我看来，“我”的一切行为和残忍，都是为了对自我进行捍卫——而捍卫自我或者说呈现自我，本也是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直接进入到人的状况和人的存在。因此，崔曼莉这篇不足5000字的小说，在行为的决绝和自我的捍卫中，呈现出让读者将心弦绷到极点的张力，也使之获得巨大的艺术感染。

　　尽管《杀鸭记》不是崔曼莉的第一篇小说，但作为读者，却恰恰可以从这个短篇来进入崔曼莉的小说世界。因为这个短篇指涉到崔曼莉小说的一个核心主题，那就是人因为生存而必然面对的、从肉体到精神的种种绝境。

　　应该说，绝境不是某个人随便提出来就能获得存在的主题。它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领先于我们的意识发现时就已经存在。因此，不同的人生存于不同的绝境，便成为一件既一目了然又自然而然的事。只是面对绝境，有些人难以发觉，有些人有所发觉，另外有些人则有强烈的意识和面对。崔曼莉显然属于面对的一种。她首先意识到绝境的存在，意识到人在其中的左冲右突，才会让人物作出如何从绝境中脱身的种种设想和行为。因此，对崔曼莉的笔下人物来说，脱身绝境的欲望就显得格外重要。也正因为这一重要，崔曼莉才在她的一系列小说中，塑造出一个比现实更为直观、更为在语言中得到肯定的世界。

　　《卡卡的信仰》是崔曼莉的第一篇小说。对一个作家来说，处女作往往难以圆熟，崔曼莉这篇小说却提供了例外。至少在她的第一篇小说中，崔曼莉的笔尖就敏锐地触及到“人的绝境”。

　　年方12岁的卡卡家中来了一个叫信仰的异国男孩。卡卡懵懵懂懂地陷在对信仰的情感当中，而信仰也陷在对女老师曾蝶的情感之中。于是，两个在情感绝境中的少男少女该如何脱身，就成为读者心中的最大悬念。应该说，小说主题并不新颖，稍不留神，这样的题材很容易变得平俗。崔曼莉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她尽管让作品主人公置身于他们必然面对的绝境状况，却不屈服于作者一相情愿的美好愿想。她始终服从于生活的本身逻辑，不论其笔下人物对绝境脱身的欲望多么强烈，那些人物的一切行为都无不处于逻辑的推动之下，从而获得逼真的现实效果。

　　说到底，生活给每个人提供的，其实就是属于生活本身的逻辑。崔曼莉的每篇小说都让人读到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的叠合，就在于她的小说发展始终依靠逻辑推动。在《寻找托马斯》中，由于众多女护士的性意识在托马斯的帮助下得到宣泄，居然形成一个“托马斯方程式”。不论读起来多么荒谬，我们看到的是，所有这些人物行为，无不依存于真实的逻辑。而逻辑在宣告自身现实性的同时，也在宣告艺术作品的现实性。因此越有力的作品，就越是生活的组成。但任何一件作品的虚构属性又表明，它在完成时对我们的真实生活形成了对抗，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有意否定也就弥散在具有现实性的成功作品当中。

　　由此，服从逻辑和否定某种现实就构成崔曼莉小说的最大冲突，只是她把所有的服从和所有的否定全部放在我们的接受领域。她让我们感到，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即使它不是真实的表面发生，也是内在的真实发生。

　　追寻内在，本就是自现代派文学诞生以来的核心特征。内在的变化犹如心理，总是出现稍纵即逝的变化。在《他乡遇故知》中，“我”遇到曾在故乡施舍过的侏儒，却发现乍见时的“热情是多余的”，接着在舞厅遇见表白过喜欢自己的男人，却忽然“感到路过了他和他的朋友”。这些心理微妙、突然，但却依托于真实的存在。当今天小说家的关注重心转移到这一存在变化之时，外在的一切变化就都变得不再重要。因此，作为读者，我们很难看见她笔下某个人物的外在描写。在我们阅读中，成形的人物都是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心理动作来得到肖像似的呈现。

　　小说《房间》同样是崔曼莉式的典型表达。“我”在童年时就因一场车祸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于是，一个“8岁开始就不能再移动”的小女孩形象几乎在刹那间就跃然纸上了。就故事来说，我感觉——甚至肯定崔曼莉并未作出情节上的任何预设。对崔曼莉来说，重要的是进入主人公的内心，将主人公心中蕴藏的种种感受进行还原般地叙说。因此，“我”是什么样子，作者从未告诉我们，尽管崔曼莉似乎在漫不经意间几处提到，“我”有“那每一天梳理得整洁的辫子”。但即便是这条辫子，也不过成为主人公内心独白时的道具。而道具的本质功能不过是让读者必须看到、又并不产生什么重要作用的次要物，但它可以成为进入主人公内心的线索。崔曼莉深谙道具功能——她丢给主人公的道具，或者说，主人公从她那里接受的道具看起来不起任何作用，但却一把抓住读者的眼球，让读者的情感从道具上开始起伏，从而打开进入主人公内心的道路。

　　于是，崔曼莉恰如其分地为读者展开一颗深陷绝境的心灵。在她笔下，没有谁的绝境比得上《房间》中的“我”了。残废使主人公注定终生躺在一个封闭的房间。要想从这种绝境中脱身是不可能的。于是，主人公自然而然希望内心能得到自由与脱身。围绕主人公的心理波动，友谊、亲情、爱情的渴望，成功、成名的念头纷纷开始登场——也几乎变成现实。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主题无不属于艺术表达的核心主题，崔曼莉以惊人的控制力，将这些本质的艺术主题或者说人生主题浓缩在一具残废的身体之上。残疾注定了身体将深陷绝境，在这一前提之下，心灵的摆脱欲将变得比身体更加暴戾和扭曲。但绝境的存在，注定了“我”遭遇的只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残酷，反过来，这种残酷又进一步扭曲渴望脱离绝境的心灵。这就彰显出，人的种种欲望力量全部生发于人的内在绝境，它远比外在冲突更强烈和更富于打击。

　　因此我相信，当崔曼莉写完这个小说，一定连自己也感到惊讶。因为主人公的一切行为和发生都不由主人公自己所能控制。因为在主人公身上所蕴涵、然后爆发的力量来自一颗完整的内心。那颗内心愈完整，就愈脱离作家的虚构，爆发的力量就愈强大，它甚至凌驾到作者的掌控之上，获得穿越虚构的最终独立。对崔曼莉来说——或者对任何一个成功的小说家来说，残酷本就是人生的主题，既无法回避，也没必要回避。小说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如何将现实压缩进绝境与欲望的夹缝，从而生发出它的表达力度，也使小说变成比现实更具现实性的艺术成品。

　　对每一个小说家来说，如果不涉写理论，那作者对小说的理解就全部蕴涵在文本当中。这一理解，取决于小说家对某一主题是否达到了最强烈和最紧迫的临界实现。在这一临界点上，所有的强行解释根本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那个小说家的文本托出，让我们看看它是否达到了我们对现代小说的基本认知和准则衡量。特别在“无动机艺术”恢复的今天，更是考量着每一位成熟小说家的艺术观和语言观。

　　在连续阅读崔曼莉的一篇篇小说时，我忍不住想探究，崔曼莉的小说是否达到了“无动机艺术”的要求。我很快发现，对崔曼莉来说，恰恰是“动机”的退场才充分地保证了人物的独立出场，也保证了崔曼莉让人物在各个地方的随意亮相。因此，她的人物既可以在穷乡僻壤，也可以在繁华都市，更可以在任意为之的某个异国。无论在什么地方，崔曼莉都尽量将各种冲突压缩在它最集中和最需要之处。在这里，“需要”并不是作者的个人动机，而是小说中的人物动机。那些动机指向，以《山中日记》的一句话来说，“都是从一个地方出发，向一个目标前进”。

　　初读之下，《山中日记》只不过叙述一个叫汉顿的奥地利老头如何处在自己的封闭当中。但细细咀嚼，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叫汉顿的老人在崔曼莉小说中，恰好处于关键的位置。对他来说，曾找到过23条登山路线，实际上就是找到了23条脱离绝境的道路，但最终，老人仍然将自己置身于封闭之屋，直到最后自杀，才似乎让他彻底摆脱人生的各种绝境。

　　必须承认，每个读者都受到自己的经验局限。正因如此，才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之说。而之所以有这一说，就在于作者紧扣住自己的经验，将其通过作品，尽量还原到客观领域。面对汉顿的自杀，崔曼莉只轻描淡写地留下“书中没有答案，我想以后也不会有答案了”的结束句来结束全篇。但正因为“不会有答案了”，小说最后留下的空间才突破小说本身的物理空间，获得一种异乎寻常的开阔。这开阔也是一篇现代小说达到文本内核后所产生的心理开阔。面对这种近乎零度的写作，读者无须追问——也问不到一个形而上的意义。因为它呈现的是一种关系到本源性的绝境冲突。这冲突独立于作者的原意，独立于文本所处的原初环境，直接还原到存在之维来进行观察。能做到这一步，已充分体现了崔曼莉扎实不凡的艺术功力。

　　最后想补充的是，对崔曼莉来说，表达是一种理解，该如何表达又是另外一种理解。就文学的现代性而言，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独立。作为起点，崔曼莉的语言使用从一开始就处于日常语言的框架。而恰恰是这一框架，才构成读者的注意中心。从表面上看，崔曼莉并不重视修辞，但她的不重视也只是流于表面。崔曼莉更着意的，是如何将修辞隐藏在行文的语气当中，从而使她小说的处境和语境都获得出乎意料的直接和丰富多样。今天，口语泛滥于写作的各个领域，太多的口语之所以变成口水，原因是口语深层的有效提炼处于缺席的位置。崔曼莉理解这一提炼，才使自己的语言到达简洁的多义境地。“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还有什么是需要多说的？”没有对语言的深度把握，崔曼莉就不会以这样质朴的行文方式告诉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中，最简单的语言也会产生责备、解释、挑衅和直捣核心的多重功能。因此，不仅是崔曼莉小说的表达内涵，还是她的语言风格，都在相辅相成地构成她小说的独特魅力。

　　对我们来说，除了接受她小说给予的阅读满足，还有什么是需要多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