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南大道》：小菊的死亡寓言

　　“打工作家”戴斌喜欢在写作中展开对他者的死亡幻想，在中篇小说《深南大道》(原载《人民文学》2002年第11期)中，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孤独的死人”——打工妹小菊。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身份确认上看，小菊与卡夫卡笔下的K都不约而同地显现出一种不合时宜、与时代相冲撞的特征：社会力量的强大和不可逆转、自身力量的渺小使他们不得不隐藏在一个幽暗的角落窥视世界，这种窥视视角又强化了人物主体类似于“孤独的死人”的生存状态。《深南大道》与卡夫卡的《城堡》有着相似的小说结构和主题模式。表姐从深圳回来，说深南大道“像天堂一样美”。小菊对表姐的话深信不疑，她坚定不移地对表姐说：“我一定要到深南大道看看！”十六岁的小菊带着对深南大道的美好想象，跟着表姐从家乡来到举目无亲的深圳，在关外的一个工厂打工。从这时开始，小菊一直想去看关内的深南大道，但想象中的深南大道却一步步吞噬了小菊的肉体、灵魂、生命以及想看看深南大道的梦想。小说书写了小菊想看深南大道的种种努力种种挣扎，最后客死他乡。“小菊终究没有看到深南大道。”

　　深南大道类似于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打工妹小菊与外乡人K有着一样的宿命：K一直想进城堡，但只能围着它转，到死也无法走进去。在这个意义上，《深南大道》和《城堡》一样，都是对经典的追寻模式的一个戏仿。法国文学理论家加洛蒂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中，归纳出卡夫卡小说的三大主题：动物的主题、寻求的主题、“未完成”的主题。英国诗人奥登在《K的寻求》中也指出：“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属于一种最古老的文学类型：寻求。”可以说“寻求”是一个古老的原型母题，每一代人都在重写一个追寻的故事，追寻的故事既是生命个体的故事，同时在总体上又构成了人类的故事。《深南大道》中，小菊的追寻与K的追寻都是失败的追寻，“深南大道”与“城堡”的象征意义最终是不可企及的。作为追寻者，他们都是直面荒诞的生存者。在荒诞的世界，他们寻求到的是什么呢？一切都是西西弗斯徒劳无望的结局。

　　城堡是K追寻的客体，深南大道是小菊追寻的客体。理解《深南大道》的关键在于“深南大道”意象。作为一个主题级意象，戴斌赋予它双重含义，既是一个实体的存在，又是一个虚无的幻象。深南大道作为小菊拼命追求的理想，它显然有隐喻和象征色彩。小说借表姐之口对深南大道进行了描述。

　　表姐说：“你知道深圳哪里最漂亮么？”

　　小菊说：“不知道。”

　　表姐说：“是深南大道。深南大道是深圳最漂亮的地方，从南头关进关，一直到火车站，两边全是漂亮得不得了的风景，据说比香港还漂亮呢。”

　　小菊说：“那有多漂亮呀？”

　　表姐想了一会说：“哎呀，这我也说不清，你到深圳一定要到深南大道去看一看，看过了就说明你没有白去深圳，回来后你也不会感到遗憾，人一辈子总要见世面的，对不？”

　　……

　　小菊说：“那深南大道上都有些什么呀？怎么那么漂亮？”

　　表姐返头看了小菊一会，说：“深南路都有些什么呀？……什么都有，你去看过了就知道了，反正美得像天堂一样！”

　　表姐说完哈哈大笑，觉得自己这句话也未免太夸张了，但她还是边笑边说：“真的，像天堂一样美！”

　　深南大道是深圳这座城市美丽的骄傲和象征。深南大道不仅进入了小菊的意识领域，还进入了她的无意识领域。小菊对表姐的话深信不疑，她甚至产生一个错觉，一到深南大道她就会飞。这个错觉的描写，也是对人的潜意识心理的呈现。小说还写到了小菊的梦，梦总是表现着人的无意识内容，反映着主体的内部状况。小说中，小菊曾告诉工友阿珍：“我做了个梦，梦见深南大道成精了，变成了个笑眯眯的小老头，他站在花里面，舌头好长好长，一卷出去，便铺成了深南大道，汽车就在他的舌头里开来开去，他一收舌头，整条路便缩到他嘴里去了。一个晚上，他就在我面前把舌头伸出来缩回去，又伸出来，又缩回去的，搞了一个晚上。”这是对小菊无意识领域内的内容的泄露。作者对于梦以及类似于梦的意识活动的描述，有着某种象征性的意味。当小菊置于生命的临界点时，小说对小菊的心理活动有着一段描写：

　　小菊心里说：“路精，路精，我不怕你，你不要找我……”

　　小菊听过很多鬼神故事，但从没有梦见过什么，就那天莫名其妙地梦见深南路成精后，脑海中便总有梦中的那个影子……

　　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梦是荒诞的，而现实生活本身甚至比梦更为荒诞。小菊与K有着一样荒诞的生存处境：K生活在巨大的城堡外围的村庄里，与城堡那坚不可摧、充满了理想光芒的所在相对照，村子里的日常生活显得是那样的犹疑不定、举步维艰。小菊打工的工厂在深圳的关外，而像天堂一样美的深南大道在关内。小菊要看深南大道就得进关。进关就得去办边防证，但是，对于小菊这样身份卑微的打工者来说，办一张边防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小菊花了五十元钱买了一个边防证，但不小心把日期写成小写的，被边检站武警一眼识出是“假边防证”，被撕成两瓣。小菊不但未能进关，还被罚了五十块钱。有了这次教训，小菊只好专门请假去派出所办，小菊得到了一张真的边防证，却失去了一张处女膜，被不知名的办证警察在她年幼的体内播下了种子，换回一句连她自己也没有弄明白的取笑：“纯天然的绿色食品。”结果，十六岁的小菊怀了孕，这种痛和耻，令她几乎无法承受，但她却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可以与之诉说和分担。最后，她只能偷偷躲到工厂的宿舍里，生下一个孩子。救护车载着小菊很快进了关，但却没有走深南大道。小菊因失血过多而死，而孩子七天后也死了。深南大道成了小菊羞辱之旅、死亡之旅的动因。根据小菊梦的解释，深南大道成了“路精”。小说因此而具有了人的“存在的寓言”的意味。关于小菊的叙事构成了其外在结构，而在这个结构的背面，则存在着一个深刻的内在结构，即相关的寓意和主题。小说的“寓言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是关于中国打工妹的死亡寓言。《深南大道》当中对生存的严峻描写，是一个寓言写作的典范，它不但是“简化的寓言”，而且还是“复杂的寓言”。因为无论是用社会、政治、道德、历史、生存、哲学，任何一个单一的认识角度，都不足以概括它单纯背后的丰厚意蕴。它的确强调了对特定现实情境的凸显，但也因为对这现实的适度的删减，而使得现实本身的内涵具有了更抽象的长度和更概括的内涵。也就是说，小菊的死，都不只是触及了当代中国的荒诞现实，而是更抽象意义上的永恒的历史与生存。

　　深圳，是个寓言的世界。《深南大道》描述了小菊为代表的打工妹在深圳的遭遇、屈辱和不幸，是社会寓言、政治寓言、时代寓言，更是精神和人性的寓言。戴斌的写作触及到了个体的无意识世界，触及到了打工一族的无意识世界，因而具有了“意识流叙事”和隐秘的深渊般的精神寓言性质。小说虽然是用的第三人称，但不是传统小说中的全知全能、无限制的叙事视点。小说着力捕捉了小菊的各种思绪、印象、感觉、回忆和梦幻，使人物绵延的意识互相渗透，彼此呼应，交相涌现。小菊的内心状况，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小说从小菊的个人意识视点出发，扩散其隐秘的内心世界。小说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间顺序，不按钟表时间来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是跨越时空界限，使事件不断更迭交替，将各种生活片断串为一体，通过前后穿插的叙述方式，将零碎、分散和孤立的回忆、印象与意识活动交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小说所描述的内容只是物理时间上的一个下午。小说第一节写小菊上班时肚子痛、晕眩，只好请假上厕所，然后走回宿舍去。第二节至第八节，采用了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心理分析等意识流小说的写作手法，呈现了小菊在生孩子过程中的痛苦感受和对往事的追溯。在小说里，相邻的两节在时间或空间上往往并无直接联系，然而，这些琐碎的意识片断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读者可以从小菊的内心独白中了解到她的生活经历和小说的情节。小说大量使用了“想”、“心里说”、“记忆”“记得”“想起了”等描写意识活动的领词。小说直接把我们带入小菊的意识之中，随着她的意识活动，在我们眼前逐渐浮现出了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小说写小菊伸手去掰大腿，“想到那撕成两瓣的边防证，这时在床上生小孩的小菊多么希望有一个像那武警一样大力的人，把自己撕成两瓣。”人物瞬间的感受与回想就成了小说中举足轻重的内容。叙事主体分散寄寓于人物身上，使视角能较为自由地在叙事人与人物之间穿行，其叙事对象也更丰富并富于变化，在内在感受与外部世界的生存状况之间变换，从而拓展了叙事的表现空间。小说第九节对小菊生孩子情景的描写，是对深南大道的意识解构：

　　小菊喊着一二三四的号子，喊着喊着，忽然想到边防证已经过期了，而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去看深南大道，心里一急，号子便变词了，但这新号子更合节拍，无形中似乎有一股新的力量注入，一只大手在帮她。于是她便振作起来，用最后一丝力气喊了：

　　“深南大道，美—呀！”

　　“天堂一样，美—呀！”

　　小菊掩饰自己生产时的巨大疼痛所反复哼唱的“深南大道，美——呀！天堂一样，美——呀！”给人锥心般的疼痛，《深南大道》其实就是围绕着这句话所写的意识流小说。直到弥留之际，小菊还在努力体验和感知“深南大道”的存在。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缥缈和知觉，被戴斌想象和描写得纤毫毕现。小说最后一节，写小菊在救护车上，忽然睁开双眼，眼珠转了两转，说：“这是深南大道吗？”当医生附和“是的，是的”的时候(救护车走的其实不是深南大道)，“小菊瞄了眼医生，头往旁边一歪，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睡去了。”小说入情入理地展演了小菊在死亡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内容，不止达到终极关怀的人道层面，还进入思索生命存在的哲学层面。小菊在离开这个苦难世界时却出现了轻盈、灵动、幻美的境界。小说对小菊的死亡叙述，出现了愉悦化倾向，让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这种描写深深掩藏着作者的悲悯情怀。在这个孤独的打工妹处于临终状态时，把她的死描写得美一些，也许是对这个打工妹苦难而又短暂的生命的最后补偿。如果追究到小菊所处的具体社会背景和人生际遇，戴斌对她死亡愉悦感的表现，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进行社会批判和人性批判，因为在描写死亡时，他没有过多地写出死的痛楚，却衬托出了生的苦难。死亡的愉悦感是死的感觉，是作为生的反衬出现的，这说明生存是痛苦的和令人生畏的，说明这个世界并不令人留恋，活着并不比死亡更好受些，反倒意味着留下来遭受折磨。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就成了一种解脱，一种向死而生的归宿。戴斌对小菊的死亡作如此的想象，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存在的理解。小菊活着的时候，她周围的人对她的异常表现和症候视若无睹。可怜的小菊无助地死去，与周围的忽视和冷漠形成对比。在这种死亡的诗意比照下，人世间精神暴力的残酷性、个体与他人的隔膜感、人的生存的孤独感便突现出来。这不是正常意义的愉快，这是对生存的否定。

　　小说从真实的存在感受写起，即从肉体的感受写起，只有肉体在场才有感受。《深南大道》不是在符号的意义上关注个体命运，而是在血肉之躯的个人的意义上来关注历史，它真切地写出了个人在历史中的苦难处境与命运。小菊的死亡并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像水一样慢慢涨上来的，死亡就在人的身体里，早就开始了。身体是生命的基本存在空间，也是小说中的突出对象。小说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具体性，依靠这种具体性把血肉还给世界。小菊“发现自己的肚皮居然大了许多”时，听到几个工友议论，“便呆在厕所不敢出来了，直到听到她们嬉笑着出门去后，她才从厕所出来，出来后的第一个想法是找根绳子吊死算了。”这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的开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几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滑落下来。”主任秘书不听他的辩解惊恐离去，家人没有替他开脱，只是把他看成一个“怪物”，母亲惊愕得不知所措，父亲为他的变形感到耻辱，迫不及待地用手杖和帽子将他赶回房间，亲爱的妹妹只是无助地哭泣。沉重的肉身，让小菊与格里高尔一样深陷无边的恐惧、羞辱和孤独里。在《深南大道》里，工友对小菊的羞辱和嘲讽，让她难以承受。小说通过身体的变形，对人的主体性和社会身份进行多重估衡，让变化的身体承担对人的主体性的探讨，乃至对文学主体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说，《深南大道》是中国打工妹的“变形记”。

　　《深南大道》通过多种象征修辞来表达身体的复杂意义。小说写办边防证警察占有小菊的情景，“看着他那想咬她一口的眼光，心里异常舒坦，胸膛里竟像是有一壶满满的水在左右摇荡，水花打在心尖上，心尖便痒痒的一跳一跳。”“小菊不知道该反抗还是不该反抗，还没有等她想透时，她感到一下痛，像是被黄蜂蜇到一样，那警察已经进去了，随后她便迷迷糊糊了，整个身子飘着，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小菊心理这时发生了一个转变，她觉得那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警察好像与自己有了某种牵连。”坏警察对小菊竟然表现出一种生命力的吸引，一种自然力的性吸引，只有从性心理的角度，才能正确解读《深南大道》。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小菊被表现为欲望的主体，在这一欲望中，寄予着女人发自本性的对健全生命的憧憬。但在小说提供的场景里，我们可以看到打工妹的肉体的自然需要活生生地被剥夺、被抑制、被掩盖，这导致一种莫名的痛苦情绪的滋生。人的性意识是人的存在境况的一部分

　　。小说中书写小菊的心理体验、意识、欲望，有很强的情绪化、感官化、零散化特征。深入到性心理的世界，从而在性别的角度上显示人性的复杂及其脉动。小说显然有避开行为描写而着重心理描写的特点，对小菊的性心理描写有着显微镜般的精细。单纯的小菊缺乏生活经验和自我保护意识。警察对待小菊的态度则明显暴露出欺骗性、占有性。“那警察当时没有给小菊边防证，叫她晚上去拿，而且要她晚上一个人去拿，那警察说人多了影响不好。”在小说设置的具体语境里，打工妹小菊的身体与生理、伦理、道德、政治、社会、历史、文化、权力等范畴之间都发生了联系。身体与写作的复杂关系，正是由于现实社会存在着压抑、禁锢、折磨、伤害身体的“前文本”。

　　《深南大道》是对世界的荒谬的隐喻和昭示，是对人的命运的寓言化表达。在小说里，身体的死亡主题与命运主题缠绕交织。如果缺乏死亡主题的呈现，命运主题所具有的文学层面的深度效果几乎难以呈现出来。这是戴斌倾心和专注于死亡叙事的原因。他在散文《打工词典》中透露出自己的写作动机：“深圳艺术家刘卓泉给出了一个答案，2005年，他花了两个月时间，在深圳吉田公墓拍了无数年轻死者的墓碑的照片，光女性的就挑有300多张。刘卓泉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描述当初的拍摄情景时几度哽咽，他说那些彩色的漂亮的笑意盈盈的脸庞无比鲜活，提醒你去想象她们生前的美好与青春，然后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然后未来的无限可能性被强行终止，萎缩成一片小而单薄的符号。刘卓泉没有给出死因，但我深深明白。”目睹和感受死亡构成了戴斌对于人生与社会认识的基本经验。现实中经历的人生惨痛，使戴斌站在一个心灵受创者的角度，去观照那些被损害的不幸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悲剧命运。戴斌漫步在历史的大道边，怀着他的慈悲，用他的笔翻点着一个个溺毙在其中的灵魂，记录下他们的片段的经历和只言片语的声音，并把这一切交给所谓的命运——他笔下的人物就像载着小菊的那辆救护车，无可挽回地奔向生命的终点。《深南大道》中，小菊与深南大道之间所发生的戏剧性的悲剧，正是人在本质上无比弱小的经验对命运的理解，对无可回避的历史之轮的碾压的承受。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实的“因”与“果”之间复杂而又宿命的关系。个体的人在强大的世界、社会与整体面前是渺小的、孤独的，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个体的无助，类似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掷的命运，是戴斌所执意表现的。小菊被抛至这个世上，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异己的世界；人与人之间是陌生的、残酷的、自私的、无法沟通的，甚至是互相排斥、互相吞噬、互相残害的。小菊自从听到“深南大道像天堂一样美”的那天起，命运便为她制定了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戴斌在《深南大道》完整地揭露了城市摧毁一个乡村生命的全过程，“人”由自我的行为努力而不自觉地走进了与自我相离异的境地。《深南大道》表达了对眼前世界和社会规范的怀疑和颠覆，有着浓郁的现实关怀，不过它采取了极端的几近冷酷的叙述方式，撕毁了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的虚假表象，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充满伤害和阴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