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

　　近些年来，中国主流诗人集体性走上了技术主义道路，他们有理由强调声音或事物的象征意义、词语之间的张力关系、叙述的结构与解构等“文本”的写作。把语言上升为诗歌的本体，似乎为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诗人们面对的不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写得体面而又漂亮。当一种语体发展到考虑怎么写的问题的时候，离成熟的时日当不远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当这种诗歌风气滋长起来后并没有让人们看到汉语的希望。相反，有一部分诗人在技术主义的胡同里越陷越深，变成了工匠。当人们谈论诗歌的时候，关注的似乎不再是它的精神指向，更多涉及到的是技巧性话题。写诗不再是一种精神创造，它变成了技术。“打工诗歌”的出现和“打工诗人”群体的形成是对技术主义的一个小小的反拨和颠覆。“打工诗歌”出现的真实意义并不表现在技术的创新上，其重要部分落在诗歌内容的表达和情绪的抒发上，具有真正的民间因素。这样的诗歌，用形式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和解读，往往南辕北辙。现代形式主义诗歌批评对古典的反映论、摹仿论和表现论颇为反感，把诗歌视作一个封闭的自足的体系。形式主义发展到英美新批评后，更以“文本”的形式将作者和读者从研究视野中排斥出去，以便获得对“诗歌本身”的理解。诗歌研究突然变成与核物理专业近似的东西，充斥着外行无法看懂的技术术语。一些掌握了“话语霸权”的庸俗形式主义者对“打工诗歌”与“打工诗人”的全盘否定和居高临下的冷嘲热讽，让我们看到了极端技术主义在诗学上的反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面对“打工诗歌”，我必须成为一个再现论者。形式主义论者描述的是诗歌语言的内部关系问题，而再现论者更倾向于描述诗歌的宏观价值，确切地讲，是诗歌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当代生活的复杂性所造成的人性歧义，以及破碎的生存图景，在“打工诗人”的视像中所产生的多棱镜似的结果，似乎已经更多地要求着人们在范围、范畴上做出个别性的区分，并且从个别的区分中发现带有某种普遍性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打工诗人”的写作恢复了写作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恢复了文本与来历性经验的直接联系。他们介身于文本与历史之间，置身于心灵的紧张或一种测震术式的写作，反映出为世界的混乱、变迁、嘈杂所打开的、一种最为敏感的、最深处的心灵震动。当他们真正地用他们的信仰、心灵甚至忍辱负重肩负起写作的旗帜时，也许他们的声音在世俗的狂风中细若游丝，但却让我们觉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