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行纪》:七十四年后的重访

　　《战地行纪》

　　产生的大背景是什么？

　　对欧洲来说，1938年是个沉闷之岁；离二战爆发还有一年，各国坐在火山口上，仍维持着微妙的对峙平衡：那边，西班牙弗朗哥在德国援助下击败了 左翼力量，奥地利行将被德国吞并，而英国还在执行绥靖政策拖延时日，根本想象不到两年后的敦刻尔克撤退。一句话，新闻界和知识界双双遭遇了所谓的“题材枯 竭期”。此际，中国正值抗战进入第二年，鹤立鸡群地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前线，当仁不让地成了世界热点新闻的来源地。彼时尚是纸媒为王的时代，作家担负 起战况报道的临时职责，对市场导向的媒体出版界来说，也是颇为正常的反应。作家的身份比较灵活，没有新闻报道的时限限制，又可作深度的观察与评论，倘若文 笔又很好的话，他们的专文比之报章记者发出的干巴巴的电讯稿，可读性要强很多。

　　一时间，民国政府的临时首都武汉好不热闹。

　　3月9日，英国诗人奥登和作家衣修伍德到武汉的第二日，就出席了由国民党宣传部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外媒记者人数之多，气氛之热烈，让人惊奇：在某种程度上，如此密集的实地报道中国，在中外双方来说都是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彼时在中国或到访过中国的英美诗人不乏其人，譬如燕卜荪和瑞恰慈，他们深爱彼时的中国，但他们在作品中并没有写到中国；也有来了觉得隔膜，过后 只字没写的，譬如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英国诗人埃德蒙·布伦顿。而奥登在访问中国之后，却写出了极为重要的《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又称《战时十四 行》)。

　　奥登和衣修伍德

　　为何写这本书？

　　是应约而写。

　　之前的1936年，奥登与好友路易斯·麦卡尼斯曾结伴前往北欧，两人合写了一本旅行读物《冰岛来信》；次年交由兰登书屋和法伯出版社出版，初版 就印了8000册(这个印数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评论界也给予了好评，还入选了英国读书协会的推荐书目。这让奥登很受鼓舞，他的收入状况因此改善了一 些；几个月之后，他写信告诉一个朋友说：“我赚了些足够糊口的钱。”

　　有了这个成功先例，蓝登书屋与法伯出版社再邀奥登与衣修伍德写一本诗歌、照片、散文合璧的“旅行读物”，但指定了必须去亚洲某个国家。当年7月，适巧中日战事爆发，目的地已不言自明。

　　来中国时，两人刚过而立之年，奥登31岁，衣修伍德34岁，他们带着新晋才子的傲气，外加高中学童的调皮劲儿，又好奇，又忐忑，就这么煞有介事地来到了中国。他们是头一回在苏伊士以东地区旅行，既不会说中文，对远东情形也只是从书籍报章上了解个大概。

　　这个年纪的奥登，正站在路向抉择的关口，用他后来那部作品的标题，他正处在自己的“焦虑年代”。

　　1937年，奥登出版了诗集《看，陌生人！》，并因这部诗集获得了国王乔治六世授予的国王诗歌金质奖章，在英国正声名鹊起。在这个多事之秋，他 俨然成为了民族代言人。这一年他曾去西班牙待了一阵，为共和政府开过救护车，在电台宣传部门干了一阵，后来又去了阿拉贡前线；结果，他发现政治现实远比他 想象的更为暧昧和麻烦。几星期后，他悻悻离开了西班牙。此后，在《西班牙》一诗发表后，奥登还因这首诗中的“今天/死亡的机率有预谋地倍增/在必要的谋杀 中清醒地容忍那罪恶”的句子，招来了乔治·奥威尔的言语攻击，引发了一场笔战。总之，西班牙之行对奥登来说不怎么愉快。他已深深厌倦了意识形态的争论。

　　在当时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看来，此时的中国正是法西斯主义与正义力量全球对决的远东前线，中日战争正是西班牙内战的一个遥远的翻版：启程前，奥登 和衣修伍德希望中国不会像西班牙那样，挤满了“明星文学观察家”。对他们来说，中国之行是第二次机会——衣修伍德正懊悔自己没去成西班牙，而奥登觉得自己 之前在西班牙一无所获。

　　这本书的诞生，自有两位作家小小的私人动机，正如奥登所言：“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起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我们会有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战争。”

　　这里，确乎存在着某种私底下的题材竞争。

　　奥登和衣修伍德

　　一路都见了哪些人？

　　在广州，拜会了笑声不断、说着蹩脚英语的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后面和广东省行政长官吴铁城吃了顿饭。

　　在汉口，于外媒新闻发布会上再遇同船来华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和荷兰人弗恩豪特(伊文思《西班牙大地》的摄影师)；其后先是拜访了担任国民政府私 人顾问的陈纳德将军，经将军引荐，又见了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的冯·法肯豪森将军；结识了风风火火、有些神经质又不失可爱的史沫特莱，由史沫特莱写了介绍 信，又去见了八路军汉口办事处的博古；3月14日，由陈纳德引荐，两人采访了蒋夫人宋美龄，领略了夫人的谈吐风采，像模像样问了若干问题后正欲离开，又巧 遇正好上楼来的蒋介石，而蒋本人“在这个私人场合，显得和蔼而腼腆，为拍个合影，站着绷紧了身体，像个被罚站的学童”。

　　在西安，见了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在徐州，见到了李宗仁，然后去了台儿庄战区前线。

　　回汉口，参加了一个知识界欢迎茶会，与会的有剧作家田汉、洪深，诗人穆木天，还有会写诗的将军冯玉祥，“他是那种如鲸鱼般庞大而仁慈的人物，无 言而自威”。还接受了《大公报》记者唐纳的采访。访问了武汉大学，见了10多个教授，其中有文学院院长陈西滢，他的夫人凌叔华送了奥登和衣修伍德两人各一 把扇子作礼物。这还没完，两人几日后又在保镖簇拥中拜会了青帮大佬杜月笙，此时的杜月笙担任了红十字会要职，正为筹划战地医院而出力；而奥登在去给史沫特 莱拍照时，又巧遇了周恩来，他们作了交谈，奥登还给周恩来拍了照。

　　在南昌，见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金华，见了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将军。

　　在上海，美国女作家项美丽介绍他俩认识了出版人和诗人邵洵美，最后还拜会了路易·艾黎。   

　　检视这份名单(还漏了很多有名无名的中外人士、贩夫走卒)，我们发现它几乎将当时活跃在中国的政军界、文化界的知名人物扫了个遍。由此可以设 想，他们此行定然得到了英国驻华各使领馆的大力襄助和预先安排，而国民政府亦亟需外籍记者和作家对中国抗战的跟进报道，官民上下全体配合，在外宣方面张开 了热情欢迎的怀抱，于采访接待的诸多细节上都做足了文章。

　　奥登和衣修伍德这一路可谓是畅通无阻。

　　《战地行纪》除了史料价值，

　　文学价值如何？

　　《战地行纪》从外部人的视角，为我们报道了一个真实的抗战中的中国，没有夸饰，没有渲染，并不回避社会与人性的灰暗面；加之奥登和衣修伍德本就 有些顽童脾性，他们笔下的中国拼图感觉很混搭，甚至有些可笑，但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这样出现的国人的面目却显得真实而单纯。那时，正是整个民族心气昂 扬、空前团结的年代。

　　当然，它更有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收入此书的《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亦称为《战时十四行》)和其他诗篇，正是奥登步入成熟期的标志性杰作，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组诗的前12首都与人类史有关(从希腊、罗马神话以及圣经文学取材)，每首都借用了不同的神话或人格原型：创世纪、伊甸园、为万物命名的亚当、 农夫、骑士、国王与圣徒、古代学者、诗人、城市建造者、宙斯与盖尼米德的神话故事和中世纪基督信仰的消亡；从第13首开始的后一半作品则开始切入当前的战 争实况，很多都取材于此次中国行的真切感受。奥登文学遗产管理人门德尔松教授在《早期奥登》一书中，评价《战争时期》组诗为“30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 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30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篇”。

　　收入本书的奥登诗篇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名闻遐迩(虽然并没有完整翻译过来)，在西班牙内战的经历和对中国抗战的考察，特别是经由《战地行纪》的 诗歌创作，诗人奥登走向了中年的成熟；他对人类本质的思考，催生了他终其一生的人文情怀和怀疑精神：“人类不是生来自由或生来良善。”

　　奥登诗歌的最早翻译者是谁？

　　虽然穆旦、卞之琳、杨宪益、王佐良等诸位前辈都曾译过奥登，但从时间点来说，最早翻译奥登作品的当属海上闻人邵洵美，而最早出版奥登译著的当是翻译家朱维基。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译介并没有如后来燕卜荪在西南联大的授课那样，在中国文坛引入一股“奥登风”。

　　如前所述，奥登和衣修伍德在上海期间便与邵洵美结识相交，他们之间有过诗文方面的交流和互赠；及至奥登他们刚离开中国，邵洵美便开始着手翻译奥 登诗作了。1938年12月1日，他在自己主编的《自由谭》1卷4期上刊出了奥登《战争时期》组诗第18首(中文题名为《中国兵》)的译文，此时，奥登与 衣修伍德合著的这本《战地行纪》还没有正式出版；其后，邵洵美又连续在《南风》第一期(1939年5月15日)、第二期(6月15日)、第五期(9月15 日)推介奥登的作品，称之为“我们所切盼的‘伟大的作品’”。

　　另一位较早译介奥登诗歌的是朱维基先生，他的名字在今人耳里听来已很陌生，却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翻译家，曾译过弥尔顿的《失乐园》、拜伦的《唐 璜》、但丁的《神曲》《卢森堡夫妇诗选》等。1941年5月，上海国民书店出版了由他译出的奥登诗篇，收录了奥登在《战地行纪》一书中的前篇序诗6首，十 四行组诗27首诗，以及篇末的诗体解说词；书前还附了一篇长达36页的引言，详尽介绍了奥登跻身诗坛的背景、他的诗艺特点，还逐个解析了组诗每首诗的含 义。尤须记取的是，恰在1938年，朱维基在上海与蒋锡金等人合编了诗歌刊物《行列》，创作了不少抗日诗歌；上海沦陷后，日方对爱国文化人士进行轮番迫 害，他与陆蠡、夏丏尊、赵景深、李健吾等文化人士先后身系囹圄，数遭酷刑，被监禁了好几年；而陆蠡先生更遭日本宪兵队杀害，在此也须铭记一笔。

　　《战地行纪》中的诗文告诉我们，文学中的正义实现，并不在于一时激愤的报道，也不会因自踞于某种意识形态或文学声名的权威堡垒就唾手可得，它需 要写作者本人具备超越俗见的人格特质(对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个特质就是深刻而冷静的洞察力，以及对语言本身的探索。

　　74年后，借着这本《战地行纪》的出版，奥登再度“来到”中国，值此《奥登文集》第一部出版之际，谨向他、衣修伍德以及所有的译介前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