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自己内心的感受 才是最重要的

——访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

屠岸近照

屠岸翻译的部分作品

　　◎ 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 陆云红

　　一代又一代的“诗歌少年”、“诗歌青年”在书中遥望屠岸，他的名字是和莎士比亚、济慈、惠特曼等巨匠们闪光的诗篇联系在一起的。在外界看来，著作、译作等身的屠岸是当之无愧的诗人、翻译家，但他却坚称自己是个“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当你坐到他的对面，只会感觉他是位温雅平和的长者，年届九十，思路清晰、思维活跃，浑身散发着书卷气，谈起他钟爱一生的诗歌与翻译事业，话语中充满激情。

　　诗人的称号是最珍贵的

　　记者：您现在身体还好吧？

　　屠岸：身体不算太好，毕竟年龄大了。

　　记者：听说您每天还读书看报，给读者写回信？

　　屠岸：是的。我看报纸比较多，了解一下现在的信息，重要的文章也要看。书主要看英国诗歌方面的，比如原文的济慈诗集、莎翁全集、一些论文、评论等。

　　记者：还写诗吗？

　　屠岸：写一些，但不多了。

　　记者：用电脑写吗？

　　屠岸：我不用电脑，用笔写。多年前我买过一台电脑，但我的眼睛对电脑屏幕闪光不适应，所以就没有用电脑了。我是电脑盲，美国人说不会用电脑的人就是文盲。所以我现在是个“文盲”(笑)。

　　记者：您过谦了。您在80寿辰的研讨会上说过：“诗人的称号是最珍贵的——将诗和人结合在一起。只有真正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现在您90岁了，对诗人这个身份有哪些新的认识和评价？

　　屠岸：这个说法我听牛汉讲，是冯雪峰说的，不是我的发明。你看，写小说的不叫小说人，叫小说家；写散文的不叫散文人，叫散文家。只有写诗的人叫诗人。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记得几年前在深圳参加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获奖者成幼殊在台上发表感言，下面有听众提问：“什么人才是诗人？”她回答说：“诗人也是人，不过会写几首诗而已。”我很赞同她的说法。我不敢自称是诗人。

　　记者：诗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屠岸：我的精神寄托是诗歌。诗歌是我一生的追求，诗歌是我的希望。我没有加入任何宗教，但诗是我的宗教。

　　诗歌复兴会出现

　　记者：您既写新诗，又写旧诗，对十四行诗尤其偏爱，为什么？

　　屠岸：很多人对新诗有种误解，认为新诗就是自由诗，其实新诗有自由体和格律体两种。旧体诗是指古典格律诗，如四言、五言、七言、七律、五律、排律等，有严格的格律。但新诗也有格律体，叫新格律诗，或者叫现代格律诗。比如闻一多先生的《死水》，就是有格律的，它有节奏，并且押韵。关于新诗的格律，何其芳提出过很好的意见。

　　新诗中的自由体，也有节奏，跟散文不同，比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自由体最早是郭沫若引进的，学惠特曼。自由体也有音乐性，不是随便写的，不是分行散文。

　　十四行体，类似于七言律诗，内容有规律，讲究起承转合。这种起承转合又不同于八股文的起承转合。它先提出命题，然后加以发展，再有个纠结、矛盾，最后结束。中国写十四行诗的有朱湘、闻一多、孙大雨、冯至等。冯至的十四行诗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这些中国优秀的汉语十四行诗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发展。

　　十四行诗格律严格，我的写法是规定每行十二、三个字，押韵有英国式、意大利式。英国韵式是交韵：abab、cdcd、efef、gg。意大利韵式是抱韵：abba、abba、cdc、dcd。这种形式是否把思想缚住了呢？歌德说过：“在限制中才能显示能手，只有规律能给我们自由”。自然界的事物都是有规律的，文艺创作也是有规律的，规律之下才能发挥自由，这正是我喜欢十四行诗的缘由。

　　记者：您认为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屠岸：诗歌创作是自由的，但不是形式散漫，而是思想自由。要不受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不一定非要歌颂什么或批判什么，要写出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这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自古以来，诗歌都要创新，从《诗经》到《楚辞》，到魏晋六朝汉诗，从唐诗到宋词、元曲，再到五四以来的新诗，都是创新。一部诗史就是诗歌创新的历史。但有人为了青史留名，就来些惊人之举，提出颠覆传统、颠覆英雄、颠覆崇高。我有一次到南方去开诗会，看到有人打着旗号提倡“诗歌垃圾运动”。他要的到底是诗还是垃圾？他提倡垃圾，为什么不到垃圾箱里去呢？创新就是求变，变是对的，但万变不能离其宗，这个宗就是真善美。

　　记者：当今诗歌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您对中国诗歌的未来怎么看？

　　屠岸：现在的社会很浮躁，人们不能静下心来思考一些带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思考人生、思考宇宙。我说过，诗是人类灵魂的声音。诗是心灵的寄托，是精神的家园。我相信，人类不灭，诗歌不止！我相信21世纪诗歌复兴会出现，大诗人会出现！

　　翻译万岁

　　记者：您最初翻译英语诗歌是出于爱好吗？

　　屠岸：是的。上初一时，我写出了第一首诗《北风》，母亲鼓励我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在大学英文系读书的表兄学习的《牛津英国诗选》和《英诗金库》等，激发了我对英文诗的浓厚兴趣。在上海中学求学时，晚上进入一所英语夜校，与外国女教师对话，练习英语，看原版英文影片。在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学习期间，我用课余时间研习语音学，在写诗的同时也尝试译诗。我的第一部诗歌译作惠特曼的《鼓声》出版于1948年，是在哥哥和未婚妻的资助下自费出版的。

　　记者：《济慈诗选》被认为是您的巅峰之作，您是最喜欢济慈的诗吗？

　　屠岸：英国作家中我特别钟情的有两个，一个是莎士比亚，另一个就是济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用3年的时间补译和重新翻译了济慈几乎全部重要作品，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济慈诗选》。

　　济慈只活了25岁，22岁得了肺结核，我也在22岁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可怕的病，我也自忖活不过25。我把济慈当作异国异代的冥中知己，好像超越了时空在生命和诗情上相遇。由于喜爱济慈，我情不自禁地着手翻译济慈，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我感到翻译济慈是一种愉悦，但后来中断了数十年，在十年浩劫期间，尤其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济慈的诗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获得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所有的书都被抄走了，但心中镌刻的诗是抄不走的。

　　记者：对济慈提出的“客体感受力”主张您也颇为推崇？

　　屠岸：济慈在给他弟弟的信中提出这个概念。所谓客体感受力，跟中国诗学中的“无我之境”有相似的地方。我理解的“客体感受力”就是诗人把自己原有一切定势思维抛开，全身心地投入到客体即吟咏的对象中去，形成物我合一。济慈是从文学创作方面说的。我认为不仅诗歌创作，诗歌翻译也适用这一诗学概念，就是要忘掉自己原有的定势思维，忘掉自己，跟翻译对象拥抱在一起，融合为一体，然后用译入语把原作表达出来。这样做，才能提炼出原作所有的神韵。

　　记者：译诗比翻译其他文学种类要难吧？有人说只有诗人才能译诗。

　　屠岸：我的译诗要求是在信、达、雅的前提下，既要保持原诗的风格美、意境美，也要尽量体现原诗的形式美、音韵美。这是我追求的目标，能达到多少是另外一回事。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我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济慈的诗，常常先把原作诵读多遍，有些篇甚至是诵读多年，烂熟于心的。这样可以帮助把握原作的风格和神韵。

　　我译诗还有一个相应的原则，即是要用格律诗翻译格律诗。我受卞之琳先生的影响，遵循“以顿代步，韵式依原诗，等行”、“亦步亦趋”的原则。译诗追求与原诗的形似，争取再现音美。有人说，这样对形式要求太高，会否影响内容？我认为形式与内容是相互制约、相依为命、水乳交融的。形式改变必会伤及内容。

　　还有一个翻译诗的归化与外化的问题。因为要给中国读者读，必须归化，但原作是外国诗人的作品，所以不能不外化。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这就是说， “外化”和“归化”要结合。翻译家要能掌握这种平衡。

　　有人说做翻译工作是“一仆二主”，即既是原作者的仆人，又是读者的仆人。我以为不如说翻译家是两个人的朋友，即既是原著作者的朋友，又是读者的朋友。做原作者的朋友，必须“信”，做读者的朋友，必须“达”、“雅”。 “信、达、雅”三者，信是根本，达和雅是信的两侧描画，最终达到忠于原著，服务读者的目的。

　　记者：在一次国际诗歌节上，您喊出了“翻译万岁”，是不是觉得翻译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屠岸：是的。有人认为只要有一本字典，查一查就能翻译了。其实翻译不是那么简单，它是语言的转化。我曾说，没有翻译人类不会是今天这样的。如果没有翻译我们56个民族将是一盘散沙；如果没有翻译，人类恐怕还处于野蛮时代。如果没有诗歌翻译，中国人不知道莎士比亚，外国人不知道李白、杜甫。如果没有翻译，不可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以我说翻译造福人类，翻译万岁。

　　这次莫言得诺贝尔奖也要归功于翻译家。评委中间只有一个马悦然懂中文，如果不是翻译家把莫言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瑞典文，评委们怎么能知道莫言作品的价值？

　　轻视翻译是由于不了解翻译。现在翻译家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受重视。翻译稿酬太低了，当然有志于翻译的人不在乎稿酬，但稿酬太低恰恰是对翻译工作不重视的体现，这会影响翻译事业的发展。

　　记者：现在外文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比中文翻译成外文的要多，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屠岸：翻译界的确存在“进口多出口少”的问题。我们请外国人把中文介绍出去，要请懂汉语，懂文学又能很好地运用外语的外国人来翻译，这样的人太少了。中国人自己把作品翻译成外语，因为不是母语，总是有困难。杨宪益夫妇翻译了《红楼梦》，他的夫人戴乃迭还是英国人。杨先生是学者，比较严谨，他们夫妇的译本是优秀的，但总体来说还是在国内影响比较大。另一个外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因为是用现代流行英语翻译的，在西方读者中就很畅销。

　　记者：您现在还在译诗？

　　屠岸：是的。我的小女儿章燕，是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老师，我们常常合作。最近在翻译美国女诗人狄金森的作品，有200多首诗吧，已经翻译完了，正在做校订工作。

　　人物简介

　　屠岸，原名蒋璧厚，江苏省常州市人，1923年生。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著作有诗集《萱荫阁诗抄》《哑歌人的自白》《屠岸十四行诗》《屠岸短诗选》《深秋有如初春》《生正逢时——屠岸自述》《霜降文存》等；论著有《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诗论·文论·剧论》等；译著有惠特曼诗集《鼓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济慈诗选》《英国历代诗歌选》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当代诗坛》主编。《济慈诗选》译作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与赵元任、周有光同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吟诵”传承人。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记者手记

　　江南多才俊

　　◎ 陆云红

　　屠岸老师出生在有着“千载读书地”、“文人甲天下”美誉的江苏常州。大文豪苏轼称颂常州：“眷此邦之多君子。”眼前的屠岸老师，正是一派翩翩君子之风，虽然已经耄耋之年，但性情温和，文质彬彬，举止儒雅。不管怎样的毛头小伙子，在他面前，总会乖乖地收敛起鲁莽与不羁，努力使自己“有文化”起来。而屠岸先生用常州方言吟诵古诗的场面更是留存诗界的一道漂亮风景。

　　“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这是屠岸幼时家中的一副对联，下半联描述的就是屠岸当年的生活。他刚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就手把手地教给他古典诗歌，用常州的古调吟咏。初二时他写了一首五律，被母亲发现了，他有些惴惴不安。母亲不仅默许他写诗，而且为他做了修改。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他走上了诗歌写作的道路。

　　屠岸的家庭真正做到了诗书传家，“夜灯红处课儿书”的场景一代代传了下来。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他总与子女、外孙和外孙女举行“家庭诗会”，朗读、赏析诗歌，使他的家庭生活中充满了浓重的诗的氛围。刘禹锡曾有《陋室铭》传世，屠岸戏仿《陋室铭》写了一篇《斗室铭》：“室不在大，有书则香。人不在名，唯德可仰。斯是斗室，唯吾独享。隶篆依次立，水墨笼三墙。谈笑有知己，往来无大亨(hang)。可以阅莎士，听萧邦。无声色犬马之累，无追名逐利之忙。京都老虎尾，海上缘缘堂。竖子云：彼此彼此！”这既是屠岸书房的真实描绘，更是他心灵世界的展示，在充满物欲的世界里，诗人构建了一个高雅的、充溢着艺术气息的小天地，保持着他善良、温厚的天性和渴求心灵自由的灵魂。